无序的用处_(美) 理查德·桑内特著_9787208181960

本书展示了西方现代城市“有序”的社区是如何将人们固化的, 这种固化扼杀了个人的进一步成长。作者解释了公认的秩序理想是如何在城市中产群体中产生乏味、狭隘和暴力倾向的行为模式的。他证明, 大多数城市规划都是以同样的固化方式进行, 并从具体和人性的角度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方法没有解决也不能解决我们的城市问题。本书是对新的城市组织模式的探索, 通过这种模式, 城市生活可以变得更丰富, 更具生命力。作者提出并具体规划了一个可以融合多样性和创造性的“无序”城市, 以造就新一代的城市居民, 允许社区改变和发展。

序言：当时与现在

大多数作家一生中只会想到几个重要观点。幸运的是，我在二十五岁时便有了一个：生活在一个庞大、混乱的城市中，个体可以真正像人类一样发展。与和自己不同的人共处，面对复杂空间孕育出的偶然机会与发现，体验无比密集的城市生活，种种挑战都能使人成长。但在半个世纪前，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城市中并不存在这种可能。它们排斥多样性与复杂性。阶级与种族隔离使得不同群体无需频繁互动；公园与公共空间渺无人烟；大型企业和严格的总体规划挤占了当地的生活。僵化的组织与管控，阻碍了人们的丰富体验。
这些对当时的物理空间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如今的数字空间。原则上，互联网也能够丰富体验，让人们接触到大量的陌生人并拓宽视野；但事实上，它正在将行为规范化、惯例化，剥夺了人们获得复杂能力的机会。同自上而下的城市一样，自上而下的互联网应当受到质疑，从而变得更为开放。我认为过去与现在之间至少存在这种联系，也因此，我希望《无序的用处》一书依然有其影响力。
过去与现在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明显差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与西欧蓬勃发展，因此，如何塑造这种增长、如何利用丰裕的资源，成为当时面临的问题。如今，经济资源相对稀缺，至少对大多数并非极度富有或显贵的公民来说，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了。作为政治标签的六十年代，是个无比忧郁、却又蕴含无尽希望的时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相信一切会有所改变。但现在，极端的不平等缩小了机会的范围，也限制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他们变得愤世嫉俗，认为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做成的。
作为一个年长者，这是我如今最为担心的状况。“现实主义”会催生顺从，但逆来顺受无法让人熬过生活。人不能彻底听天由命。或许时间让六十年代蒙上了玫瑰色的滤镜，但它的理想主义确实能为我们带来力量。当我现在重读我的这篇文章时，会发现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个错误。
如果要重写这本书，我会补充展现艺术对实现全书主旨的帮助。在六十年代，一些纽约的艺术家试图动摇人们看待城市的常规方式，例如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的照片与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的电影。相较于十年前那些内省的抽象主义画作与诗歌，他们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精神内核，不再局限于艺术自身、不再仅为艺术本身创作。类似的现象也在六十年代的建筑领域出现：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和马克斯·邦德（Max Bond）等人不再将建筑视作华丽的、单独存在的物体，转而开始认真地对待环境——在纽约，这代表着他们开始关注城市的混乱，换言之，也就是城市的活力。如此，这些建筑师响应了简·雅各布斯在她的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号召：追求建筑形式的复杂性，而非清晰性。
我的书同样受到雅各布斯的启发（我们最终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尽管当时我和她的看法甚至并不一致。她是社区的坚定拥趸；而我，即使在《无序的用处》一书中，感兴趣的都是人们该如何在一个庞大、密集、匿名的城市中，摆脱内向的、自我封闭的、停滞的社区的束缚。城市不是村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等书中讨论了摆脱固定身份后的自由，我在后续有关公共生活的研究，如《公共人的衰落》中，借鉴了她的思路。
尽管我是个思想家，而不是个实干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序的用处》似乎引起了社区组织者与建筑师的共鸣。其中，一位名叫巴勃罗·森德拉（Pablo Sendra）的规划师将本书的概念应用到了城市建设中。他仔细构想了怎样的物质基础设施才能够支撑地面上的灵活性，使得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建筑与空间能够共存。巴勃罗与我合著的新作《设计无序》将与这本《无序的用处》的再版共同问世。我的写作期望，是希望本书能够激发人们超越专业实践边界的、更为广泛的探索，因为城市既是一个空间，更是一种思维状态。

理查德·桑内特
2021年6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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