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演化论_(美)斯蒂芬·李普曼(Stephen Lippmann)，(美)马丁·吕夫(Martin Ruef)，(美)霍华德·E.奥尔德里奇(Howard E.Aldrich)著_9787111726845

本书先后赢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马克斯·韦伯最佳著作奖，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乔治·特里图书奖最佳管理学著作奖。当下，生态学和制度观正在呈现整合的迹象。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论述的，时间和空间是现在任何复杂的组织分析的核心特征。首先，新版除了引用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外，还增加了组织形式、共同体演化和多层次组织研究方法等新内容，以及补充了一个简要的方法论附录，从分析单元、数据收集模式和观察计划等方面综述了研究方法。其次，我们发现该书在许多高校高年级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专题课中被选为教材，因此，新版在每章末尾新增了复习题和练习。最后，作者在许多章节中还增加了详细的研究案例，以此来阐明相应章节的概念。丰富的描述为概念和原理增添了生命力，并展示了如何将它们应用于真实的企业实践中。

第3版前言
PREFACE
本书第2版有两位作者，现在有三位作者。当奥尔德里奇、吕夫与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Edward Elgar Publishing）讨论出版新版时，他们意识到引入新视角会很有益处。李普曼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奥尔德里奇是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吕夫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从那时起，他不仅与奥尔德里奇合作发表过有关组织的论文，还与奥尔德里奇的另一个学生菲利普·金（Philip Kim）一起发表过相关论文。因此，当李普曼同意加入新版本的撰写工作时，奥尔德里奇、吕夫都很高兴。
为什么出版第3版？在组织研究方面，学术论著的数量急剧增长。在过去的15年里，由于新技术和其他因素的推动，文献增长速度本身也有所提高。尽管本书第2版经常被引用，演化框架已经是理解组织及其动态性的一个强有力的框架，但组织研究前沿本身也在继续演化。
第3版有什么新内容？第一，除了引用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外，我们还在许多部分增加了新内容。例如，第8章增加了有关组织的时间和历史视角的新内容。第二，我们增加了一系列补充材料，读者可以通过登录网站www.e-elgar.com/textbooks/aldrich获得。第三，我们更新了解释不同概念的研究示例。翔实的描述使得概念和原则更生动，我们也展示了如何将这些概念和原则应用到实际的历史案例中。
本书第3版大约引用了1 200篇文献，与第1版和第2版大致相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组织理论科研成果特别丰硕的时期，其中有影响力的演化论观点现在仍被广泛引用，这些文献约占本书引用文献总数的20%。另外20%的文献要么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组织研究的“诞生”时期，要么来自20世纪90年代该领域实证和理论的完善时期。与此同时，在过去20年里，学者们发表了大量关于组织的新的研究著作。我们并不是说已经详尽无遗，但我们确实惊讶地发现，本书中60%的文献发表于21世纪初。
关于组织学术研究的消亡，社会上有很多说法。事实上，奥尔德里奇和吕夫2014年参加了一场“组织社会学是否有前途”的激烈讨论。至少从研究成果来看，人们对组织研究的学术兴趣丝毫未减，在创业、制度、不平等和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兴趣特别浓厚。正如马克·吐温所言，该领域的支持者可能会打趣道：“有关它消亡的报道被夸大了。”对组织领域的新学子来说，未来的挑战是：如何以累积的方式增加组织知识，并足够灵活地接受新的观点和解释新的组织现象。
致谢
感谢朋友和同事提出的建议，这让我们的写作任务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已在本书第1版和第2版的前言中表达了谢意。这里，我们将特别感谢使本书第3版得以顺利出版的朋友。
奥尔德里奇一如既往地感谢朋友、家人和同事，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曾出现在前两版的前言中。在过去的10年里，他在世界各地做了100多场报告：一些是有关创业的，一些是有关创客空间的，还有一些是有关新创业团队的。他还向学生和青年教师分享写作经验，以及如何做专业报告。在旅行中，他喜欢参观有趣的地方、会见热情的学生，并品尝新的美食。在获知一些优秀的学术机构坐落于盛产鳟鱼的溪流附近后，他在空闲之时还从事飞钓活动。妻子Penny陪他多次旅行，其中一些旅行让他们有机会看望两个儿子Steven和Daniel以及他们的家人。Steven很享受曾在硅谷连续创业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新的职业足球队的联合创始人，他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2015年，Daniel从普渡大学转到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担任全职教授，负责一个安全管理项目。和他爸爸一样，他也喜欢在书中表达自己的想法。从第2版开始，Yehudis和Dov Bev加入了Gabriel、Jackson、Yaakov的行列，这让奥尔德里奇在退休前也忙个不停。
吕夫很喜欢与新一代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起工作（并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从事组织和创业主题的研究。自本书第2版出版以来，学生们似乎更多地关注组织创造的问题和组织提供的解决方案。演化视角当然更适合这类问题。吕夫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工作，尤其是在该中心的创始人、无畏的领袖Paul DiMaggio的领导下，吕夫受益匪浅。在杜克大学，组织学术共同体继续参与到经济社会学项目中。Colin Birkhead是会议的定期组织者和贡献者，事实证明，在本书第3版进入最后阶段时，他在准备教材和编辑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一如既往，特别要感谢Jen和Donovan，他们每天都在学校、医院、协会和运动队的组织世界中穿梭。
李普曼感谢奥尔德里奇和吕夫邀请他参与撰写本书。20年来，他们一直是李普曼的良师益友，能与两位一起撰写本书让他受益匪浅。也要感谢李普曼在迈阿密的同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默商学院创业研究所“棕色包系列”的参与者——Rhett Brymer、Michael Conger、Tim Holcomb、Matt Regele、Brett Smith和Chris Sutter，他们欢迎李普曼加入他们的讨论，他们的讨论使李普曼了解到了最新的文献，并在第3版中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论点。Maeve Harrington和Dion Mensah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最重要的是感谢Christy、Amelia和Sam，他们不断地让李普曼的生活变得比他20多年前在奥尔德里奇的研究生课程中读到本书第1版时所想象的更好。

第2版前言
PREFACE
本书第1版只有一位作者，现在这一版有两位作者。当世哲出版公司（Sage Publishing）请求奥尔德里奇修订本书时，他意识到在这5年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他不能再独自完成这项任务了。幸运的是，他只需要环顾一下办公室四周，就能找到另一位对演化理论和组织分析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吕夫1999年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工作，同年本书第1版问世。当时他刚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而斯坦福大学正是本书中许多论点的摇篮。与学者斯科特一起工作，使吕夫对制度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科研经历，则培养了他对生态分析的兴趣。吕夫2002年回到斯坦福大学，随后又转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这使得本书的合作撰写变得更加复杂。吕夫回到东海岸后，可能是由于与奥尔德里奇处在同一个时区，且又在社会学系工作，似乎加快了撰写的进度。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且富有成效的项目。
为什么要撰写第2版？第一，年轻的组织研究者们不断取得全面而深刻的经验性研究成果，丰富了演化方法的案例。我们认为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新材料，有理由舍弃第1版中的一些材料，代之以最近5年发表的资料。第二，动态研究设计中所体现出的发展观，提供了明确的证据，使我们相信人们对演化方法有了越来越深厚的感情。许多研究者认为，演化方法为不断发展的组织研究领域提供了综合的理解手段，他们对本书第1版给出了十分积极的评价。本书在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科研群体中很受欢迎，它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组织、职业和工作分会2000年颁发的马克斯·韦伯最佳著作奖，美国管理学会1999年颁发的乔治·特里图书奖最佳管理学著作奖。第三，我们看到了生态学和制度观逐渐整合的迹象，许多经验性项目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历史性转变。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论述的，时间和空间是现在所有复杂的组织分析的核心特征。
第2版有何新内容？首先，除了引用了本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外，本书还增加了关于组织形式、共同体演化和多层次组织研究方法的新章节。我们增加了一个简要的方法论附录，从分析单元、数据收集模式和观察计划三个方面综述了研究方法。其次，我们发现本书在许多高年级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中被用作课本，因此我们在每章末尾添加了研究问题。最后，在许多章节中，我们增加了一个详细的研究示例，以此来阐明章节中的概念。丰富的描述为概念和原理增添了生命力，并展示了如何将它们应用于真实的历史案例。
与第1版一样，本书第2版包含了大约1 000篇参考文献。文献的发表日期显示了我们自己的知识偏好，以及组织分析演化方法本身的“演化”。就许多方面而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组织理论发展的分水岭，特别是演化方法的发展。来自这几十年的文章及专著大约占据了我们参考文献的30%。20世纪90年代是学者们热衷于对许多组织观点进行经验性改进的时期，这同步反映在参考文献中，近一半的参考文献是这10年间的。自本书第1版出版以来的数年里，许多组织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经验性改进，演化观的核心（即过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创业和组织涌现。我们无法对最近的文献进行全面的审读，因为它几乎涉及了《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等专业性期刊的每篇文章，以及《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等通用性期刊的1/4～1/3的文章。即使对最近的文献进行选择性研究，我们也收集到了2000—2005年超过150篇的文献，并将它们列在我们的参考文献中。
致谢
在朋友和同事的帮助下，我们的任务变得轻松许多。许多参与本书第1版出版工作的人在很多方面帮助了第2版的完成。由于我们已在第1版的前言中感谢了他们，而第1版前言就在本版前言之后，所以这里仅特别挑出真正为我们承担“双重任务”的人。从头到尾通读了本书第1版和第2版的两个人：Ted Baker和Linda Renzulli。斯蒂芬·李普曼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也许是由于奥尔德里奇和吕夫是他的论文委员会成员，他急迫地阅读了全书的底稿。Valery Yakubovich也阅读了整本底稿并提供了意见。Phil Kim与奥尔德里奇、吕夫在创业团队方面的合作为第4章贡献了洞见。Linda Putnam和Joel Iverson阅读了第5章和第6章，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意见和新的参考文献。Geoffrey Hodgson和Thorbj?rn Knudsen让我们获悉了演化经济学的最新进展。Klye Longest更新了所有的国内外统计数据，对参考文献进行了校对，并对数据和概念做出了新的解释。
在第1版的前言中，奥尔德里奇指出，他在写作时并没像隐士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他的好运一直延续到了他写第2版的时候。他像以前一样访问了许多研究所和大学，包括撒丁岛的AILUN中心、丹麦的奥胡斯商学院以及地处美丽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2000年，瑞典小企业研究基金会授予他“年度创业研究者”奖，使他能在过去5年中多次前往丹麦、挪威和瑞典，进而加强了他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联系。当他2003年成为社会学系系主任时，他的旅行有所放缓，但他的同事们总是能理解他跨国发来的包含着特殊字符的邮件。在本书第1版中，奥尔德里奇赞扬了家人所做的贡献。现在，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爷爷了，他希望Gabriel Tzvi、Jackson和Yaakov能传承家庭对于旅行的这份热爱（这三个孩子都已有了护照，其中两个孩子有了自己的飞行常客卡）。
吕夫受益于同事和学生的集体性知识，这些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的组织研究方法尤其受益于榜样斯科特。斯科特是一位慷慨大度的导师，也是该领域成果最多的学者之一。吕夫将第2版的许多想法在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上进行了“实验性”检验，我们非常感谢学生们的诚实以及他们所提供的具有建设性的反馈。最后，吕夫要感谢他的家人一直以来对他的支持。2003年，他回到北卡罗来纳与Jennifer结婚。Jennifer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是一名热诚的北卡罗来纳人。随着本书的撰写工作在2005年接近完成，Jennifer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Edison。他还没有学习正式组织的相关知识，但已经可以给学生传授很多有关生活的经验了。

第1版前言
PREFACE
1979年，我在《组织与环境》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在试图为学生和同行写一本关于组织社会学的书时，我觉得没有必要回顾理论家在过去20年中提出的所有“观点”，也没有必要再去制造那些似乎无休止的关于测量指标和方法的争论，这些争论一直困扰着该领域。相反，我试图提出一个观点，将所有社会科学中组织研究的概念和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同时保留国内外具有历史和政治敏锐性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果。借助于将原始研究者的意图重心稍加转移，我发现经济史、产业经济学、组织的社会心理学、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中的大量文献都可以被整合到一个包罗万象的框架中。
20年后，也就是1999年，我的意图依然不变：寻求一个总体框架，对围绕组织变革的问题进行调查。正如我将在第1章和第2章中解释的那样，我之所以使用演化方法，是因为它是理解社会变革的通用框架。该理论适用于多个层次的分析，并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变异、选择、保留和争夺的过程，正是这些过程共同在演化系统中产生了模式化改变。我首先使用演化理论来解释新组织是如何构建的，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探讨种群和共同体涌现的历史情境。
本书的使用方法
本书是按章节顺序撰写的。大部分概念在首次出现时我就给出了定义，后续章节中的论点是建立在之前出现过的概念基础上的。
鉴于该领域在过去20年中发生的巨变，本书与《组织与环境》那本书的参考文献几乎没有重叠。在约1 000篇参考文献中，一半以上来自20世纪90年代，约1/3来自20世纪80年代。《管理科学季刊》是我引用最多的期刊，约占参考文献的7%。另有两种管理学期刊共占6%，三种主要的美国社会学期刊共占10%。其余77%的参考文献是从各种期刊和书籍中挑选出来的，代表了不同的学科和方法。
智识起源
以前我用了很多不同的术语来描述我的观点，但现在我更喜欢“演化”这种说法。我承
认在过去几十年里我所研究的方向存在某种缺口。20世纪70年代早期，传统研究方法“把单个组织而不是组织种群作为研究对象”（Aldrich，1971，p. 280），我认为“组织-环境”视角可以更正这一常见的偏差。我认为“以往关于组织特性的研究，忽略了它们对于组织在多样的、不断变化的组织环境中的适应能力的贡献”（Aldrich，1971， pp. 281-282）。此后，在Pfeffer（1972）关于“组织相互依赖”（organizational interdependence）以及Yuchtman和Seashore（1967）关于“系统资源方法”（system resource approach）的几篇论文的基础上，我于1975年使用了“资源依赖”（resource dependence）和“资源依赖视角”（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这两个术语（Aldrich，1976a，1976b；Mindlin and Aldrich，1975，p. 382）。然而回想起来，我应该在组织种群的基础上做更多的研究。
后来我有机会与Pfeffer合作撰写一篇关于“组织环境”的综述性文章，我选择了自然选择模型（natural selection model）来对比我与Pfeffer的资源依赖模型（resource dependence model）所体现的不同思维方式（Aldrich and Pfeffer，1976）。在那篇论文中，我与Pfeffer共同开发的许多主题都在后来出版的《组织与环境》一书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我在书中把我所使用的研究体系称为“种群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与“自然选择模型”一词交替使用。后来，Bill McKelvey让我认识到，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说，“种群生态学”这个词太过狭隘，因此在1983年，我们选择了“种群视角”（population perspective）一词（McKelvey and Aldrich，1983）。
现在，我确信最好使用“演化视角”（evolutionary perspective）、“演化方法”（evolutionary approach）或“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等术语，因为社会科学中的演化思维已经走出了早期不成熟的阶段。如果读者想进一步讨论此问题，请参考我对内涵丰富的“演化”一词的讨论（Aldrich，1979， pp. 51-54）。演化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例如，Baum和Singh （1994a）设法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参加学术会议，该会议的核心是使用演化理论来研究组织，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随后，Baum和McKelvey（1999）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愿意为聚焦演化问题的会议做出贡献的学者。我希望我的书能鼓励其他人也开始从演化视角来思考问题。
致谢
我享受写这本书的过程，虽然它花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要长。1992年，我和编辑Sue Jones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签约晚宴，她以为用不了几年我就会把一份手稿交给世哲出版公司。1996年，当她把编辑职位移交给Rosemary Nixon时，我们意识到，本书的创作周期应当以“年”来计而不是以“月”来计了。在最初的几年里，Sue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不管我错过了多少个自我设定的截止日期，Rosemary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从未动摇过。
在整个过程中，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参与了该项目，为了保证他们对成果负责，我决定给予他们应有的功劳。
首先，本书的许多想法最初都是在与我的学生和其他同事合作撰写的过程中形成的。Udo Staber一开始与我在康奈尔大学合作研究商业团体，后来又研究社会网络。Jane Salk和Jack Beggs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我们的队伍。Ellen Auster也和我一起在康奈尔大学工作，并继续进行组织间战略的研究。在北卡罗来纳大学，Amanda Brickman Elam、Pat Ray Reese、Linda Renzulli和Cathy Zimmer参与了创业和社会网络的研究，他们与Paola Dubini合作完成了本书的意大利文版。Arent Greve和Bengt Johanisson开展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部分研究。Ted Baker使我对企业活动中涉及的战略人力资源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在许多项目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合著者。同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Courtney Sheldon Hunt激发了我对电子商务进行实证研究的可能性的好奇心，Amy Kenworthy表示Donald Campbell还有很多东西要教我。Jane Weiss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我的写作中，一种基于历史和比较视角的风格贯穿其中。大家非常怀念她充满活力的样子。
Bill McKelvey和我都是Donald Campbell的崇拜者，我们一起去锡拉丘兹拜访了他。随后我们一起写了一系列的论文。Marlene Fiol重新点燃了我对组织社会心理学的热情，让我想起了Dan Katz以及密歇根大学的其他老师给我上过的令我感到压抑的课程。Mary Ann Von Glinow激发了我对新公司面临的人力资源问题的兴趣，Gabriele Wiedenmayer与我合著了几篇关于组织创建的生态分析的论文。Peter Marsden不仅把我招募到了教堂山分校，还与我一起参与撰写了几篇关于组织社会学现状的文献综述。Nancy Langton和Jennifer Cliff让我了解了加拿大对中小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视角。在日本，Toshihiro Sasaki和我一起进行了一项银团公会发展的研究，Tomoaki Sakano和我研究创业网络，Tamiki Kishida试图让我信服权变理论的价值。
其次，许多人至少读了本书的一部分，并对其进行了书面评论。排在首位的是五个真正拥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们至少通读了两遍，不仅提供了具有批判性的评论，还提出了新的内容，极大地改善了我的论点：Ted Baker、Heather Haveman、Anne Miner、Linda Renzulli和Pat Thornton。他们的建议和鼓励使我再次体会了强关系的价值，让我为拥有这些乐于助人的同事而更加喜悦。
其他人阅读了特定章节或段落，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评论：Kristina Ahlen、Linda Argote、Joel Baum、Nicole Biggart、Bill Gartner、Mary Ann Glynn、Lisa Keister、Jonathan Levie、Benyamin Lichtenstein、Leann Mischel、Mark Mizruchi、Jim Moody、Donnie Parker、Jeremy Reynolds、Paul Reynolds、Huggy Rao、Soodi Sharifi、Toby Stuart、Mark Suchman、Jim Wade和Theresa Welbourne。
然后，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设了组织社会学和创业学课程，上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多版草稿，并提供了建设性的反馈。数量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但他们的贡献体现在了具体的案例和有价值的参考文献中。
最后，我在教堂山分校的同事们营造了支持性的氛围，在这里不仅可以讨论组织理论，还可以探讨我的另一项强烈的爱好——社会学教学。我要特别感谢Arne Kalleberg、Rachel Rosenfeld、Glen Elder、Lisa Keister、Sherryl Kleinman和Judith Blau。办公室的职员把这本书整理得非常出色。从Deborah Tilley开始整理，由Erica Dawson和Leslie Whitley继续完成，最后Jennifer Carpenter巧妙地把内容整合到了一起。
在过去10年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像许多作者声称的那样，坐在黑暗的阁楼或海边的小屋里。相反，我享受到了世界各地许多研究所和大学的盛情款待。在几个春末夏初期间，我在米兰的博科尼管理学院和横滨的庆应义塾商学院任教。由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慷慨解囊，我和妻子在温哥华度过了几个夏季。我很享受每年一次的维也纳之行，我曾在经济大学的Josef Mugler中小企业研究所任教，也去过撒丁岛，在Giulio Bolacchi的AILUN中心任教。Mike Useem把我介绍给了Bolacchi教授，Woody Powell和Paul Hirsch也加入了我的行列，在AILUN延续美国对社会学的态度。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