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鸿的回望：海外暨港台华文写作的生命追求_戴冠青_9787522516820

本书稿是研究海外暨港台华文写作的论文集。作者主要研究的是沿着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大陆走出去，如今生活在海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发掘这些华文作家通过其华文书写表现出的其内心深处对祖国的依恋，其作品自然流露的回望故土家园和中华文化的生命追

一、从闽南出发：海丝之路视野中的东南亚华文写作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国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心转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海丝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林华东：《“海上丝路”的影响与启示》，《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9日，第8版。〕

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

泉州，西方称之“刺桐”（zaitun），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峰期（12—14世纪），也是古代中国在中外贸易中居主导地位的时期，泉州作为东西洋间国际贸易网的东方支撑点，占有重要独特的历史地位，是当时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哥伦布致力于寻找东方新航路，在意外发现美洲时还认为终于到了泉州。宋末至元代时，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海舶蚁集，备受称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港口之一”。出口陶瓷、绸缎、茶叶、钢铁等，进口香料、胡椒、药材、珠贝等，泉州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李绍潭、周斌：《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著名港口》，人民网文史频道2014年5月20日。https://www.ciis.org.cn/ydy/yjzx/slbl/202007/t20200716_4137.html〕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文化也迅速传播到了 “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各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掀起了“中国热”。其中，陶瓷工艺和茶道文化对世界有着很大影响。2007年，从始发泉州沉没于广东阳江的“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中打捞出来的大量泉州德化瓷器和安溪茶叶再次验证了当年泉州港的繁荣。虽然后来泉州港因明清海禁而衰落，但几百年的衰落意外使得当年泉州港的历史遗迹得到较好封存，因此，泉州也是目前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以及漳州、厦门等周边地区的一大批闽南人也沿着海路漂洋过海下南洋甚至直奔欧美，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定居，有的经商贸易，有的开垦种植，筚路蓝缕，建家立业。其中多数定居在路程较近的东南亚各国，通过“侨批档案”（2013年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就足以证明闽南华侨华裔艰辛的足迹。目前，在海外生存发展的闽南籍华人大约有2000万人。他们作为关心祖国富强的华侨华裔，也是新世纪我国联系海外、重塑“海上丝路”的一支重要力量。〔林华东：《“海上丝路”的影响与启示》，《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9日，第8版。〕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许多远离故国家园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在劳作之余，拿起笔来，记录了他们在海外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也书写了他们艰辛卓越的生命追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东南亚华文作家群。这些东南亚华人作家多数来自泉州的晋江、石狮、南安、惠安一带，深受闽南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至今许多华侨华人还保留着闽南地区的民间风俗习惯，具有一种积淀尤深的闽南情结。东南亚华人社会圈又大多运用闽南方言进行交流，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唯一表达手段的，因此，闽南文化通过闽南语言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使用和交流，对东南亚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当然，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不同国别的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的关系肯定存在差异。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文作家群体中闽南籍的居多，因此，其创作中所透露的闽南文化色彩就比较鲜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中的华文作家籍贯比较复杂，广东人、闽南人以及其他省籍的人都有，也许闽南文化色彩就不那么鲜明。但因为早期到东南亚各国谋生的大多是闽南人，所以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普遍用闽南语进行交流，即使之后来到东南亚的其他省籍人，也大多通过朋友交往、商业合作、联姻等形式融入了华人社会，而且因为交流沟通的需要也学会了闽南话。再加上东南亚许多华文作家与中国台湾文学界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交流研讨，必然受到台湾闽南文化的影响。

总之，东南亚华文文学与闽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闽南文化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系，从“一带一路”的大视野中深入认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定背景和人文价值，把握东南亚华人与中国闽南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把握旅居异域的东南亚华人华侨通过文学守望故国家乡的生命追求，充分发挥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海丝沿岸各国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中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对我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一跨越时空的战略构想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二、华夏子孙与家园印迹：东南亚华人华侨与中华闽南文化的密切关系

丝路沿岸的东南亚华人华侨多数来自中华闽南地区，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是闽南人，用闽南文化视角观照异域生活就成为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如新加坡作家周颖南、洛明、李龙等，马来西亚作家朵拉、黄锦树、张发、许文荣、杜忠全等，印尼作家林万里、阿理等，文莱作家孙德安、王昭英等，菲律宾华文作家施颍洲、邵建寅、吴新钿、云鹤、林忠民、杨美琼、陈琼华、施柳莺、莎士、林泥水、弄潮儿、明澈、江一涯、柯清淡、王勇等等。其中菲律宾华人作家最多，因为菲律宾人口七千万，华人华裔一百一十万人左右〔邵建寅：《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菲律宾卷总序》，转引自云鹤《晨梦子文集》，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据菲华作家柯清淡先生估计，其中闽南人占了百分九十。菲律宾有代表性的华文作家很多来自闽南地区（或厦门、或漳州、或泉州，包括晋江、石狮、南安、惠安等地），深受闽南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其中大多来自泉州地区，“据1990年资料统计，有的地方其在海外的人口甚至超过了国内的人口，如晋江市石圳，本村人口3000多人，而海外祖籍石圳的华侨、华人达8000多人。早期到海外的中国人，大都是迫于生计，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谋生。他们离乡不离俗，虽侨居国外，仍执着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地生活着，讲的是家乡方言，习的是家乡风俗，按祖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待人处事。这种从家乡带去的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海外华侨及华人生活圈内具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因而得到了他们的遵守和传承。”〔陈桂炳：《泉州民间风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唐人街叫作王彬街，便是以一位早期从福建晋江来菲开拓创业的华侨首领王彬的名字来命名的，街头的广场上还高高地耸立着王彬的青铜塑像以资纪念。菲律宾国父、惨遭西班牙殖民统治者杀害的民族英雄黎刹的祖籍也是晋江市的罗山镇。由此可见菲律宾华人作家中绵远流长的闽南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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