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_[日]鹤见尚弘、吴滔、陈永福主编_9787547520918

《日本学者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收录了日本明清赋役史领域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共25篇，包括山根幸夫、岩见宏、小山正明、鹤见尚弘、谷口规矩雄、滨岛敦俊、山本英史、岸本美绪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涉及明清赋役制度改革等内容。本书对于夯实并推动国内明清赋役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各篇目大致以明清赋役制度变革的进展为序排列，条线清晰。同时，书中既有专题研究，也有针对相关专题研究的述评，为读者提供多角度视野，以便读者对同一问题有较全面的认知。

编译序
编译本书缘于2009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润涛教授访学东京。郭教授为了解日本学者对中国明清赋役制度变革史的研究，于2009年12月23日和2010年1月19日，两次前往拜访老一辈史学者鹤见尚弘先生。我作为翻译一同前往并作了访谈记录。郭润涛教授主要向鹤见先生咨询了如下三个问题：
1. 你们这一代学者在做关于明清赋役的研究时，心中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即最终想解决什么问题？
2. 你们做到哪一个程度？遇到的困难或者说困惑是什么？
3. 您觉得关于明清赋役，接下来最值得做的问题是什么？
鹤见先生极其热心，两次访谈，每次都从下午到晚上，持续将近十个小时。鹤见先生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他们这一代学者研究中国明清赋役制度的缘由及梗概，兼及他与众多老一辈研究者的日常生活琐事。其中不乏已经过世的田中正俊先生、重田德先生、小山正明先生等史学巨擘的事迹。鹤见先生与诸位学者感情深厚，娓娓述来，宛如昨日重现。我们不但受益匪浅，更是感动于鹤见先生的史学热忱，觉得有必要作更深入的访谈，分享给中国的史学者。而鹤见先生则建议选粹编译专书更有价值，于是我有幸成为助手。
与田中正俊先生等那个时代许多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一样，鹤见先生之所以选择研究中国史，是因为他们苦难的战争经历。鹤见先生出生于中国吉林的公主岭地区，父母是被当时日本政府欺骗来到中国东北开荒的日本移民。他们家被分配在辽河岸边的一处平野，那片地是盐碱地，他们用水一遍一遍把盐冲洗掉，几年后，那地才能耕种。当时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基本靠猎物、野果和辽河的鱼来补充营养。在12岁时，鹤见先生到锦州上中学，不久后，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鹤见先生的父母和姐姐都在苏联进军东北三省时遭遇不测，鹤见先生也成了苏联的俘虏，苏联把他交给中国军队，于是他过了两年多的俘虏生活。按照鹤见先生自己的说法：
后来战争结束，我被俘虏，每天都是吃高粱，一天两顿。我虚岁15岁时，实岁才13岁，体重只有40公斤。但是俘虏经常需搬运60公斤以上的货物。我站在卡车下，60公斤的货物放在我背上，根本背不动，货就掉下去，那掉下去了就更扛不起来了。这样看守的就经常说我没有干劲。当然日本对中国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他们对我不友好也是当然的。但是时间一久，从手指到手臂到半身，经常觉得冰冷，不好受。当时我父母已经不在世了，姐姐也不在世了，半身冰凉时，我经常想，活得这么苦，还不如死了好。这种想法有过好几次。但是那时候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日本。那时候我想，因为我是日本人才受这么多苦，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日本，所以我想死也至少要看一下日本，然后再死也不迟吧。这种想法就成了我当时活下去的动力。这样两年后，我终于回到日本。当时身体和体力都不行了，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刚回日本时，医学部的学生给我做体检，他用听诊器测我心脏，结果心跳太弱，他们开玩笑说我的心脏是不是不长在左边。当时我很累，觉得这样的玩笑无聊透顶，这样的话没有任何回答的意义，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说。那时候我的身体很弱，又没有亲人，中学复学了，不得不自己去挣钱。当时一万日元可以供普通人过三个月，我在乡下积攒了一万日元，来到东京。那时候东京夜里路边有大排档，比如烧鸡的店，他们杀鸡后，鸡肠子一般扔掉，我去请求他们不要扔掉，给我拿回去，洗干净了做着吃，当时我就那么坚持过来了。因为当俘虏的时候，我学会怎么把难吃的东西吃下去，所以在我看来，什么都是好吃的。很多人吃东西都会有嫌不好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好吃的。
后来鹤见先生考入东京教育大学，经田中正俊老师特许，经常前往东京大学旁听田中老师上课。当时他和小山正明一起组建了赋役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学习小组，后来山根幸夫也加入进来。日本战后赋役制度研究领域，最早发表论文的是岩见宏，山根幸夫年龄稍长于岩见宏，不过他们开始研究赋役制度的时期差不多，只是岩见宏论文发表时间稍早。鹤见尚弘、小山正明研究起步比两位学者稍晚，但是基本属于同一时期。谷口规矩雄是岩见宏的学生，算是比他们小一辈。滨岛敦俊是田中正俊先生的学生，但是年龄上比鹤见先生晚一辈，差不多与谷口规矩雄同辈。然后山本英史、岩井茂树各位学者则比滨岛敦俊再晚一辈。
本书在顺序编排上，前三篇是关于二战前和二战后赋役制度研究史的综述，松本善海的选文是关于二战前研究的概述，小山正明和谷口规矩雄的文章是关于二战后的研究综述。其后从山根幸夫的研究论文开始到岩井茂树，其排列顺序基本与上述各位学者的辈分顺序重合。但是本书的编排顺序，主要是按照各位学者论著论及的赋役制度变革内容所发生的时期顺序，只是这个顺序与各位学者辈分顺序恰巧吻合。由于篇幅的关系，只选择这几位学者的部分论文作为代表，他们的著作都很有价值。还有不少优秀的论著没能予以选择和翻译。比如在岩见宏和山根幸夫的著作中，也都有关于自二战前至二战以后的学说史整理，出于篇幅考虑，鹤见先生只选择了小山正明和谷口规矩雄所整理的研究史作为代表。当然即使在研究史综述中，研究者们也没有直接交待他们的研究目的。而日本老一辈史学者之所以研究中国赋役制度变革史，基本上都是为了搞清楚给周边国家乃至日本自身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为何没能被阻止。对此鹤见先生说道：
当时很多人套用欧洲的想法，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实现了近代化。但是历史学者认为明治维新的近代化不一定是成功的，或者说是不成功的。认为明治维新成功的人，只是把富国强兵等同于近代化，但是这是建立在对亚洲殖民的基础上的，如果探讨近代化内涵的话，那么会发现很多地方没有近代化。比如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个人自由的确立，但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个人自由并没有确立。大家都知道，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当然有不少人反对，但是无法提出抗议。结果发动了侵略战争，给周边国家带来了麻烦，最后失败了，给自己的国家也带来了灾难。因此战败后的日本，最大的国民性课题可以说就在于如何消灭封建专制的残余，确立民主主义。这样就需要弄清楚日本国家统治支配的性质，即封建专制达到什么程度。这不但是日本史研究者的目标，也是日本的外国史研究者的目标。特别是中国史，因为日本的很多制度借鉴于中国，日本以前是学习中国走过来的。而且日本所残存的封建遗制被认为非常强固，其源流被认为是中国。所以学者们认为研究中国的国家统治支配问题，有助于理解日本的国家支配性质。赋役制度史研究的目标就在于此。当然上述这些，我们没有写在论文里，因为写论文的人虽然都有某种目的，但是学术论文必须讲究禁欲，就是这些带有个人情感的感性问题意识文字，需要在论文里被回避。所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不单是要了解中国，更是为了理解自己。当时，明末清初被认为是近代化的黎明期，处于一种封建制末期的世界所共有的历史形态，所以最受关注。其实不但是明清史，秦汉、唐宋史研究的目标都一样，就是要探明国家专制支配或者说国家权力的性质。
所以对于老一辈日本学者来说，研究明代的赋役制度变革史，不仅仅是为了探明赋役制度变化这一事实本身，在鹤见先生看来，单单探明历史事实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目的是在探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讨其历史意义所在，进而能为将来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借鉴意义。所以，首先需要搞清楚事实关系，特别是赋役制度的变化和改革。当然，对于当时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来说，研究明代的赋役制度变革史，有不少困难。其一是中日之间长期没有建交所带来的史料问题。其二是赋役制度改革实际施行的地域性差异，非常复杂。
就像上次我也说过的，我觉得关于赋役制度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应该把制度史和实施实态区分开来。我们觉得不能单单研究制度变化本身，必须关注实际施行的情况。但是我们发现，赋役制度实施的实际情况因地域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研究的地方越多，发现的差异也越多，我和小山、山根每个人的发现都不一样。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像走入了一个泥潭，我们的研究可以更加细致化，但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无法予以归纳总结。比如里甲制因地域不同而各不相同，粮长也是，一条鞭法也是。现在东洋文库也有人在利用档案做法制史方面的研究。但是，和法制史相比，赋役制度更加麻烦。因为法制史里，制度和实态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制度和实态的差距是个较难以解决的地方。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史料。我认为最大的局限是史料的问题，我们能够利用的主要是实录、会典、地方志、文集和一些法制史资料。其中实录和会典偏向于制度，地方志和文集可能会涉及一些实态，但问题是，这两种史料是当时的文人们写的。前近代文人的记述具有两个问题：一是具有承袭先人、先例的倾向，比如祖宗之法，或者引用权威的文字，比如抄袭会典规定的制度；二是并非从庶民的眼光看问题，记述带有理念化、理想化的取向，这样就可能故意歪曲事实。因此儒学修养，对于史料是个障碍，他们记述的很可能不是事实。地方志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料，但是多看地方志就知道，有很多连县名的由来也会错，地方志里的内容，值得怀疑的地方太多。但是问题是，你又不得不用它，离开它或者过于注意史料存在的问题，那就什么论文也没法写了。这是很令人郁闷的地方。所以我上次说希望中国方面能提供一些地方文书、地方官厅档案这样的资料。会典和方志这些史料主要体现的是制度，文书体现的一般是地方的实际施行情况。（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去中国交流，当时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文书。除了史料之外，我们也很想知道不同国家学者的想法。中国学者对于资料的理解可能超过日本的学者，比如一些通假字，日本学者按照训读方法经常搞错意思。还有文字背后的意思以及一些方言，比如徽州文书，中国的学者应该更能理解。而且你们的问题意识不同，可能带有别的新鲜感，能读出新的发现。我们当时最想邀请的是傅衣凌和刘大年两位先生。所以我们自己就去打工，筹集资金，有钱了我们就先把傅衣凌先生请了过来，后来又请了刘大年先生。傅衣凌先生是田中正俊先生出面请的，我到成田机场去接了，一直送到下榻的地方。……
两次长谈下来，我们对日本学者的中国赋役制度史研究过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鹤见先生的经历深感震撼，对他们邀请中国学者的经费居然是自己去打工筹集的感到诧异和惭愧，更敬佩他们这份学术热忱。鹤见先生却始终正襟危坐，语气平淡，略带微笑地说着这些经历。而平淡的语气中却深沉地透露出他对永久和平的期望以及对中国的特殊感情：
其实现在日本年轻学者中，也没有人做赋役制度研究了。我想这其中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研究史学的出发点不同。比如我个人，当时日本战败后，我最想了解的是发起战争的理由，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有战争，这种想法非常强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根本不懂战争，即使有些人知道战争的故事，那也只觉得是故事，和我们的深刻体验相去甚远。所以现在年轻人的史学动机都不清晰，问题意识也是莫名其妙，我不喜欢这些年轻人这样做的东西。其次，现在讲业绩主义，年轻的一代都希望早出业绩，所以都选择逃避这个课题。
……
我觉得中华料理是最好吃的。我做得不好吃，但我是真的认为中华料理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山（正明）和我就不一样，他在日本长大，喝日本酒，吃日本菜，不喜欢吃中华料理。我记得他就吃过两次中华料理，就不吃了。我不一样，我喜欢中国菜，喜欢去中国各地进行交流。
中日建交以后，鹤见先生是第一批来到中国作学术交流的日本史学者，其后多次来中国寻访史料并实地考察农村生产生活。近年，他更是把自己担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务长及山梨县立大学校长期间所收集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给厦门大学图书馆。鹤见先生一定是希望，这些藏书和这本编译著作一样，能够帮助中国志趣相投的学术同仁，理解并达成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学问目标和心愿。

陈永福2022年8月于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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