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_刘丹忱，赵国辉主编_9787519471880

本书系统梳理了中国与世界从早年的比较互鉴到后来碰撞交流的历史，以专题的形式对中外关系做了历史全景式的展现。使读者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互鉴互通的历史中，理解不同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共同性、差异性及其形成的根源和过程，避免因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细分带来的视野局限。我们力求既讲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融为多元一体、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又讲中华民族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如何形成以不甘沉沦、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比较中

2021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高等教育部分提出“ 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等要求，通识教育是近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建设高素质本科教育重要的一环。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应是价值观教育，目的是培养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人才。课程建设作为通识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各高校战略规划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校内涵发展的根基所在。大学通识教育需要承担其历史使命。而历史学课程在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历史学科有助于学生培养“三维”的思维方式，即从纵向的历史看源流，从横向的中外历史比较中看异同，还能透过现象分析总结出问题本质。中华民族是世界上** 有历史理性的民族，他们最擅长在“通古今之变”中求索历史发展的因果性，探讨其背后合乎理性的规律性因素。作为全人类文明进程伟大记录的一部分的中国史学，无愧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在世界东方的辉煌记录。它不间断地记录了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它促进了中华民族各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另外，对外交流互鉴是世界各国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一直受到重视，一直在被研究。总结互鉴、交流中外历史经验与教训，借鉴一切民族与国家有益的东西，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家间的交往过程就是文明共享的过程，也是向更高程度的文明演进升华的过程。历史类通识课程对青年学生培养中华民族认同感以及比较互鉴中外历史文化自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学为优势与特色的多科型大学，一直以来非常重视通识课程的建设。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通识课程体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直承担着全校历史类通识课程的教学任务，《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是该所重点打造的两门通识主干课程之一，2020年还获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作为目前中国政法大学唯一一门贯通中西两个通史的历史类课程，该课程系统梳理了中国与世界从早年的比较互鉴到后来的碰撞交流，直至今天的互联互通的历史，给学生以中外关系的历史全景式的展现，避免因学科细分带来的视野局限。中国史与世界史，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是两个一级学科，这导致中国史的讲授基本不涉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世界史的讲授中不包括中国史。就通识教育而言，这样的授课是不合理的。毋庸置疑，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史的考察应当放入世界之中，而缺少中国史的世界历史是不完整的。《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力求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讲清楚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如何培育、继承、发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第二，讲清楚中华民族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如何逐渐形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三，讲清楚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的历史，体会到我们可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从而深刻理解人类文明之间互联互通互鉴、命运与共的伟大意义。本课程运行已进入第8年，经过教学团队的努力，从课堂反应、学生问卷和教学评价来看，教学效果优秀，每学期的选课人数都有数百人之多，深受学生好评。整体来说，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已经较为成熟和稳定，但是一直没有与本课程主讲内容和授课学时完全适应的专用教材，缺乏配套教材，对教师授课、学生听课及课后复习而言，都造成了诸多不便。编写一套适合本课程的教学用书十分必要。2020 年春季学期及暑假期间，教学团队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诸多困难，经过一年多的撰写和修改，期间还举办了多次线下和线上研讨会、通稿会，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互鉴互通：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教材以专题的形式大致勾勒出中外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先秦之前中国的原生文明处于自然孕育中，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它是“中国固有文化发生时期”。从汉至唐宋，与外族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多。汉代张骞通使西域建西域都护府之后，印度文明中佛教开始由西城传入中国，并通过与儒道两家交融开始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待到唐朝鼎盛时期，西域源源不断地向内地传入胡服、胡食、胡乐等西城风俗，而新入的宗教，诸如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虽也有所传播，但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显然更胜一筹。元明以来的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渐行渐远，而同西方文化的交流日趋密切。中西交流之盛，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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