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布纹经典：双城记_【英】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著张玲、张扬译_9787532789139

法国大革命时期，名医马奈特偶然目睹了封建贵族埃弗瑞蒙德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十八年。出狱后，马奈特之女露茜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堕入情网。于是，在法国革命的旋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善、恶、生、死在冲突中交融，在转瞬间变换……《双城记》结构严整，语言凝练，狄更斯对革命与人性的深度思考和令人叹为观止的写作才华，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狄更斯、雨果、卡莱尔、司各特
十八世纪末发生的那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规模空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这场革命距今已近两个世纪，而我们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法国本国还是其他各国，在严肃文学领域内，类似《双城记》这类涉及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似乎并不多见。仅以法国而论，它本是一个盛产小说的国家，在近一两百年小说发展的繁荣时期，真可谓大家辈出，竞领风骚，早在这场大革命过去不久，就出现了一位以写历史小说而声驰全球的大仲马。他虽也写过一系列以大革命为背景的作品，但那毕竟属于通俗演义，不过是从大时代中采撷繁衍的枝枝叶叶。在法国历史小说中，易使人与《双城记》发生联想的，或许应该说是雨果的《九三年》。不过《九三年》只选取了新生革命政权扑灭旺代地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段历史背景；《双城记》故事的时间跨度则长，上可追溯到革命发生前的二十余年，主要部分是革命发生的当时以及随后一两年那些如火如荼的日子。
狄更斯是一位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不仅是长篇，而且包括中、短篇，绝大多数都是以他所生活的当时当地为背景。他的长篇小说，仅有一部《巴纳比鲁吉》时间设在一七七九一七八年英国清教徒反对罗马天主教统治的高登暴动时期；仅有一部《马丁瞿述伟》的部分地点设在美国；唯有这部《双城记》，是他既写十八世纪的历史，又写异邦的书。
《双城记》发表于一八五九年，是年作家四十七岁，就狄更斯这位少年成名而且享年只有五十八岁的作家而言，这已可说是他的迟暮之年；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是倒数第三部(后一部未完成的《德鲁德疑案》除外)。这又使人联想到了雨果的《九三年》。它也是雨果的晚年之作，又是雨果的后一部小说作品。这恐怕并非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起码，负有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经历过大半生的探索、追求、呐喊、奋斗，人到晚年，功成名就，继续操一支老练的笔，重新作一番历史的反思，在文学界本不足为奇；再者，雨果又是与狄更斯同时代的作家，狄更斯一八四六年旅居巴黎时，曾受到雨果亲切热情的接待，这两位天才人物的倾心敬慕，出自天然，就文学问题，曾有交流，他们晚年在选择创作题材上，似乎正是灵犀相通。
按照狄更斯自己在这部书的序言中所说，创作《双城记》的念头，始自他作为票友和子女亲友一起演出柯林斯指英国小说家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他是狄更斯晚年的好友和创作事业上的合作者。的剧本《冰海深处》期间，那应该主要指一八五七年。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诞生，不是乘作家一时之兴，而是至少经过了三年的酝酿。如果追溯狄更斯的生活和知识积累以及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更可以看出，为了创作这部作品，狄更斯曾有意无意地进行过长期的准备。
狄更斯的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甚至更早发表的特写集《博兹特写集》，就明显表现出揭露和批判的锋芒。在他前期创作《奥列弗退斯特》、《老古玩店》、《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以至《马丁瞿述伟》、《董贝父子》、《大卫考坡菲》等作品的时候，他触及社会尚嫌肤浅，主要是以他所处社会地位易敏感地觉察到的那些不良现象，诸如贫富悬殊，道德堕落，贫民所过的非人生活，妇女儿童所受的蹂躏摧残，等等，随着他在思想上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他的作品逐步深入地触及法律、劳资关系等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他创作后期的《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等，都包含着这类内容。到了创作《双城记》的时期，狄更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已经发展到面对整个社会制度的阶段：统治阶级的奢靡暴虐必然导致激烈残酷的报复和社会制度的更换。这既是狄更斯进行历史反思的结论，也是《双城记》的主题。
狄更斯的那篇序言，还提到了卡莱尔和他的《法兰西革命》。在研讨狄更斯及其《双城记》等作品的时候，这确实是不可忽略的作家和著作。卡莱尔(17951881)是狄更斯的终身好友，又是忘年之交。他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改革家，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更是名噪一时。在一八四年的一次演说会上，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小说家狄更斯初识卡莱尔，并受到他那滔滔雄辩的强烈感染。当时，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兰西革命》(1837)还是一部新作，狄更斯自从那次演说会之后，常将这部作品随身携带、反复阅读。次年，他就创作并发表了部历史小说《巴纳比鲁吉》。我们将《双城记》与《法兰西革命》加以对照也不难看出，《双城记》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卡莱尔及《法兰西革命》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反映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大多也以此书为据。无怪英国著名的狄更斯研究者切斯特顿(18741936)曾说：在《双城记》中，我们甚至会隐约感到另一位作家的形象或者说是影子，这另一位作家就是托玛斯卡莱尔见切斯特顿：《双城记》序言。。
然而狄更斯创作《双城记》还有更加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虽然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但对英国的文学传统和欧洲的历史文化并不陌生。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著名的不列颠博物馆就是他自学的课堂；他儿童时代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曾对英国以及欧洲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狄更斯自己在中年时代(也是他的创作盛期)，还忙中偷闲写过一部《儿童英国史》。
英法是仅有一道海峡之隔的两个国家，其间短距离仅为二十余海里。从中古开始，两国间就有频繁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血统等方面不断交流、渗透、融合，两国作家彼此互写对方的历史故事，更是屡见不鲜。虽然狄更斯由于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当时上流社会青年必经的旅行教育(Grand Tour)，到欧洲大陆去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但他成名并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曾不断旅居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在当时被视为世界时髦中心的巴黎，狄更斯更是常客。法国的历史、文化、名胜、风习、语言以至巴黎的街道、建筑，狄更斯都曾用心研习，从创作的目的来说，这些也都是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
《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的力作，它的内容涉及既广，蕴蓄又深。笼统说来，狄更斯是以写法国大革命来反映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中各式各样的人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狄更斯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症结，但他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仅仅提倡积极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面对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他们忧心忡忡，纷纷以自己的著述(政论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揭露和抨击种种社会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施行报复。卡莱尔和狄更斯在《法兰西革命》和《双城记》中则又添加了这样一句：看，法国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
《双城记》实际上是狄更斯继《巴纳比鲁吉》之后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发表的又一部讽喻诗。无疑这是政治色彩很浓的书，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比他的其他小说更深更广。这部书也常遭批评家的贬斥和否定。有的说它歪曲历史，丑化贵族统治者；有的说它从另一方面歪曲历史，丑化革命群众；有的说它是庸俗的政治宣传文字；还有的认为它陈旧过时。面对鲜明突出的政治性思想内容，批评家各持一端，自然会出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盖皆人人政治立场各异，永远难得求同。
其实《双城记》绝非歪曲历史的作品。它虽然也像狄更斯的其他作品一样，人物多属虚构，篇幅大多被这些虚构人物在日常和平生活中的家居谋生、爱情婚姻、交友往来占据，但社会政治生活是其主要内容；即使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运，也不同寻常地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交织。狄更斯着重写了三组矛盾：一组通过马奈特大夫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遭遇来表现；一组通过德发日太太父兄姐姐一家人的遭遇和她的复仇来表现；一组通过加斯帕孩子遭埃弗瑞蒙德杀害以及他的复仇死难来表现。这些故事从多种角度，形象地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贵族统治阶级对第三等级的平民大众经济上、政治上、人身上、精神上的摧残。这些事实有史记载，并非狄更斯凭空杜撰；诸如断送马奈特大夫前半生的那一纸御赐空白捕票，就是无法抹煞的物证。狄更斯刻画的埃弗瑞蒙德侯爵集文明与野蛮，温雅与凶残于一身的典型。为了以其文明高雅掩盖其野蛮凶残，他必然要随时装假，所以此人言谈虚伪，举止做作。这个人物首次出场，狄更斯在描述其外貌时，就曾点出他的脸好似一副面具，这正是作家的暗示。在涉及其他贵族的场合，狄更斯也从未忽略他们的高贵气派和良好教养。即使在肮脏凄惨的牢狱中，在押赴刑场的前夕，他们仍然从容镇定，不失风度。狄更斯不论是表现他们的野蛮凶残，还是表现他们的文明温雅，都并未有违历史与生活的真实，也未简单地作漫画化处理。
小说中与上层贵族统治阶级直接对立的，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区的居民和埃弗瑞蒙德侯爵府邸周围的农民。这两组下层社会的贫穷、饥饿、肮脏、愚昧，足以概括当时法国社会第三等级底层大众的处境。《双城记》以相当章节，反复交待革命爆发的种种背景和条件，直接叙述了城乡劳动者在革命前默默无声的酝酿，跃跃欲试的反抗；详尽描绘了革命爆发时攻占巴士底狱和烧毁乡间府邸这两桩富有代表意义的事件，无疑是对这场革命首先作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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