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
［西汉之前］佚名
《乐记》作者到底属谁，至今无定论。20世纪围绕《乐记》作者的争论，主要是由对传统材料不同解读所造成的。有三个问题影响了对其作者的判定。
一是典籍中对《乐记》作者的不同交代。《汉书·艺文志》认为《乐记》为西汉河间王刘德、毛生等编纂，书中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而《隋书·音乐志》引南朝沈约于天监元年（502）给梁武帝《奏答》中的一段话，涉及《乐记》作者问题，《奏答》云：“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沈约的观点与《汉书·艺文志》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唐人张守节认为，《乐记》为公孙尼子所撰。他在《史记正义》中说：“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之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本，第1234页。张守节没有做任何说明。其实，这是对《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语的误解。沈约在《奏答》中，虽然指出《乐记》杂取了《公孙尼子》（《公孙尼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已有著录）的内容，但并没有说《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沈约明明说：《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等取自《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所指是书，而非人，不知何故，有些论者将其引述成“《乐记》取公孙尼子”如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杨公骥：《公孙尼子的〈乐记〉及其艺术理论》，均将沈约的“《乐记》取《公孙尼子》”解为《乐记》为公孙尼子所撰。，以此作为公孙尼子作《乐记》的基本证据。
二是传世版本问题。在《汉书·艺文志》的文字中，有关于《乐记》的两个不同传世版本问题，一是刘向的二十三篇本，一是王禹本。王禹本和刘向所传的不同。有的论者根据这一线索，认为，王禹所传的本子由刘德传给王定，王定传王禹，其名《乐记》，又称《乐元语》，此书已经失传。此书并不是如今流传的《乐记》，今传之《乐记》为另一书，它是刘向所校定的二十三篇。
按今本《乐记》被收入《礼记》一书，共十一篇（《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魏文侯》《宾牟贾》《乐化》《师乙》），而刘向《别录》说《乐记》有二十三篇其他十二篇篇名为：《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招颂》《窦公》。，二十三篇的前十一篇和今本同，只是排序有异，后十二篇今亡佚。正因此，为公孙尼子作《乐记》留下了讨论的空间。
三是从今本十一篇内容看，其中有与《荀子·乐论》《周易·系辞传》以及《吕氏春秋》等内容相同或相似者，这就引起了到底是《乐记》抄录上述著作，还是上述著作抄录《乐记》的讨论，不同的推论会直接影响《乐记》创作时代的判定，从而影响《乐记》作者的推定。如推定《乐记》抄录《荀子》，即相应在作者判定上更倾向于刘德等，反之，则又可以倾向于作者是公孙尼子的判断。
围绕以上三个问题的不同解读，20世纪关于《乐记》作者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以郭沫若、杨公骥、周柱铨等为代表的公孙尼子说，二是以蔡仲德等为代表的刘德、毛生等编纂说。再一种观点，既不认同公孙尼子说，又不同意河间王说，或以为乃是汉人所作，然所作者尚难遽然而定如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一章第三节，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或以为公孙尼子可能有二人，一是作为儒家的公孙尼子，他是战国时期人，一是作为杂家的公孙尼子，应是汉人。如此等等。
从现有的材料看，我比较倾向于刘德、毛生等编纂说。因为《汉书·艺文志》毕竟有明确交代，而且班固《艺文志》主要由刘歆《七略》删削而成，而《七略》则是刘歆得其父刘向校书之论所写成。可以这样说，刘向校书所见的二十三篇本《乐记》，就是今本《乐记》所见原本，王禹所传的本子虽是一个异本，有文字上的差异，但并非别有一书，否则，《艺文志》没有必要将它与刘向本比勘而言。《乐记》与《荀子·乐论》《吕览》《易传》相同或相似处，是《乐记》一书性质所决定的，它本来就不是独立创作的私家著作，而是综合先秦以来论乐之说而成的。《奏答》说“捃拾遗文”，“编次”而成，是可信的。正因此，《乐记》可以视为西汉之前我国音乐理论的集大成著作，并非反映的是刘德一家的观点。
本文所用底本为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本，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2010年重印。
乐本篇
（略）
［注释］
（略）
［解说］
这个论述音乐的残本，重点不在论述音乐的艺术特性，而重在讨论音乐的社会功能，是文以载道观念在音乐中的体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是这部残本的主要思想。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判定其具体的作者，但这部著作基本可以确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可以视为先秦儒家音乐美学的一个总结。从留存的这十一篇文字来看，其中含有丰富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儒家美学的一些基本特点。现择其要者，谈谈我的理解。
一、和谐说
《乐记》“和”的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美学的重要观点，这是《乐记》最有价值的美学内容。从儒家的道德哲学出发，《乐记》将音乐的社会功能放到突出位置，它之所谓“乐”并不是自娱自乐的艺术抚慰，而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乐”。所以，“和”的思想，也必然落实在社会秩序的和谐上。《乐记》和谐思想的独特性在于，它将“和”的思想，做上下两极延伸，上放到整个天地宇宙中来考察，下又将“和”穷至人深心中的和谐。所以其和谐思想包括三方面：上则人与天地的和谐，中则人与他人的和谐，下则人与自身的和谐，也可以分别称作天地的和谐、道德的和谐、生命的和谐。
《乐记·乐礼》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周易·系辞上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乐记》这段话显然由《易传》变化而来，但所表达的内容则与《易传》有别，它主要是借用《易传》的思想，对音乐做形上思考，从而为乐的和谐寻找哲学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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