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复调_傅小平著_9787559862372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书记录了2007-2017年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红楼梦》热、先锋文学、韩寒现象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事件，通过口述历史般的采访与文学对谈，就史诗性、神话传统、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科幻文学、都市文学等文学母题与思潮进行了富有样本意义的专题探讨。采访者傅小平进入一个个文学现场，与白先勇、梁鸿、孙甘露、徐则臣、于坚、杨庆祥、张清华、苏炜、邓晓芒等作家、评论家、文化学者对话，形成不同看法的交锋、不同声部的和声，在思想的交织碰撞中探寻当代文学的意义，集结成一部兼具文学性、思想性与文学史价值的文学对谈录。

自　序

一

出一本汇集22个话题的集子，是我先前没有想到的。话题常是应时而作，为报刊而设。而出集子，把这些在各自话语情境里东游西荡的板块，结集成一幅有“完整”感的文学地图，则近乎奢侈。

再说，这年头颇受欢迎的是那些读来轻松有趣的文字。这一篇篇对话（含 6篇综述），却仿若一次次思想的历险，记录的既不是东拉西扯的闲谈，也不是遍布八卦的趣谈，而是自以为多少碰撞出一些思想火花的会谈。虽有让人放松之时，但更多是引人进入思索情境的紧张，即便有时说得一派天真，却看着“一本正经”，就算不惹人讨厌，也是不怎么讨喜的。何况，话题当时看着应景，世易时移也就“速朽”了。如今信息爆炸，眼前的事都顾不过来，谁还会惦念那过了时的旧景呢？

然而此时，我却欣慰于这些板块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欣慰于它们各自归位后传递出来的那份气象与庄严，也欣慰于从中感受到唯有一本集子而非单独的一个篇章所能承载的分量和重量。而这般的欣慰，也是源于这一两年里，我的想法有了某些变化。毕竟我做这些话题，本不是为了应景，所谈也多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亦如诗人于坚所说，作家这个角色永远必须面对的“老生常谈”。说“老”也罢，道“常”也罢，却也可能因不合时宜的“老”与“常”，倒像是我们看一幅历经时光磨洗的画，看一遍后仍觉很可玩味，想回去再看个究竟。

再则， 2009年至2020年间发生了很多文学事件，一树一树看过去，犹如繁花绽放，让人眼花缭乱，却可曾结成多少“思想”的果实？如此，即便是微弱的思想的火光，亦当敝帚自珍。譬如带着“微暗的火”的萤火虫，在夏日的山间一闪一闪地飞舞，不也颇有可观之处？这样想来，有这么一本“文学对话录”聊以备考，无论是于写作者，还是于读者，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吧。

二

我着实被意义难住了。因为自觉有意义，我做了一些话题。也因为觉得没意义，舍弃了一些话题。还因为太执着于意义，也常是提醒自己是不是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意义。但意义的大小与有无，难道不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是只要我们睁了眼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吗？

想起几年前做的一次采访。在收录于前一本书《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的那篇对话里，我问阿来，在史诗渐行渐远的小时代里，该怎么理解史诗？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史诗是中国人的一个病。但这是为什么呢？阿来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路径，他会沿着这个路径，把自己的写作慢慢推进。作家缺的不是什么空间，缺的是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就他而言，他不觉得文学有那么多值得大家焦虑的问题，他只知道写一个小说，该怎么把它写好，把它内在的情感深度写出来。

坦率地说，从事媒体行业多年，先后做过很多采访，这是我不用重读原文就能马上回想起来的少数几句话之一。这么说，是因为我记忆力一向不怎么好，听过的话，说过的话，不是说忘就忘了，就是事后“过电影”才能慢慢回想起来。等想起来了，会发现新大陆似的问自己，我听过这话吗？可不是听过嘛，怎么都忘了！但过段时间没准儿又忘了。哪怕是采访的时候谈得特别好，但做完后，让我想具体谈了什么，有些时候怎么也想不起来。也因为这样，偶尔回看这些年的采访，会庆幸自己没那么偷懒，让它们只是像流水一样逝去，而是化作了可以留下来慢慢回看的“纸上的行旅”。

话虽如此，阿来这个回答，却是我不用怎么想，就能从脑海里欢天喜地蹦出来的。我还记得，面对面交流时，就有被一语击中的感觉。可不是嘛，他说得简直太有道理了！史诗是个什么问题呢？它关一字一句的写作什么事？再往远看，关于写作，关于生活，关于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我们谈的问题还少吗？谈来谈去，于事无补，除了满足一点说话的欲望，还能有什么意义？再进一步说，我们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要是活着的当下，乃至恒久的将来，都没法解决这些问题，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实在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一时回答不上来，即使能答上来，也不会说得像米兰·昆德拉那样好。在晚年出的那本薄薄的《庆祝无意义》里，他说：“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他还说，不但要把无意义认出来，还应该学习去爱它。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读懂了他的用意，但我能明白他提出了一个太高的要求。我们承受得起无意义吗？它是那样轻于鸿毛，又是那样重如泰山。当认出无意义时，我们能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给它一个热情的拥抱，勇敢地说出我们的爱吗？或许我们会本能地逃避它，正如逃避虚无。如果无可回避，那何不装傻当它有意义呢？

我是太执着于意义了。意义之有无，可有什么衡量的标准？其实还是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看法。我们可以从实用主义的层面来爱意义，因为这个有意义，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至于玄之又玄的抽象层面的意义，比如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思想，如果说它有意义，那也只是无意义之意义。去他的爱吧。但倘是以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论，在无意义的炼狱里淬炼过的意义，会不会更有意义？如此说来，昆德拉说的庆祝无意义，或许是庆祝无意义之意义。

三

因此之故，即便史诗就像阿来说的“是中国人的一个病”，就算开出个病相报告，于写作亦无什么意义。这本集子的第七章，却还是谈了被“无意义”的史诗。那是不是说，我们明知无意义，也要制造无意义？

细一琢磨，这个意义与无意义还得两说。我自然赞同谈论史诗这个概念是没什么意义的，却不认为谈论这个话题没意义。因为写史诗，恰恰要求作家必须得有阐述的能力、表达的能力，还有那种内在的情感深度。对史诗的追问，恰恰是对写作终究要面对的基本问题的追问。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停留于泛泛而问，或不加判断与辨析就对写作者发出责难：

你生活在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里，怎么就写不出史诗？我们确乎很少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史诗诉求里，到底隐含了什么？

但这样的追问又有什么意义？你追问来追问去，能得出什么确定的结论吗？你谈论的这个那个问题，对写作与阅读能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吗？坦率地说，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要得到具体的指导，我们该去读经典作家的传记、自传，还有他们传授写作经验的“写作课”，再不济读读由美国传入的、眼下颇为热门的“创意写作课”，或是由一些高校或部门编写的“写作指导课”。这些书会告诉你，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写作；雨果常常叫仆人把他的衣服偷去，好让他不能外出，只好待在家里继续写作；巴尔扎克在写作时总会大量地喝咖啡，并且不加牛奶和糖。这些书也会告诉你，海明威总是在小说里把形容词删得精光；福楼拜会在房间里大声朗读，聆听写下的文字是否像音乐一样清澈美好；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怀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妓院里写作，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我不否认读读这些是有用的，至少是一种激励，还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不以为知道这些，就能指导我们的写作与阅读。说白了，写作也好，阅读也好，更重要的是自己去体会，去领悟，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你只有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式。相比而言，一些看似抽象的思想或观念，却可能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写作与阅读。比如，余华曾谈到自己曾被辛格的哥哥对辛格的一句教导深深吸引：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我也不确定陈忠实的写作，是不是受了“人间喜剧”的影响，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被郑重其事写在了《白鹿原》的扉页上。

如此看来，相比看似神通的写作秘籍，我对谈论“事实与看法”“小说与秘史”等，抱有更多的好感。虽然这样的谈论，最后往往得不出什么结论。虽然明知在眼下讲求实际的时代里，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最后有确定答案，哪怕是欺骗性的答案或结论，而不是那些“在路上”的谈论，但我还是偏好难有什么结论的谈论。我总感觉， 20世纪90年代李泽厚先生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学问与思想的大异其趣。在我的感觉里，学问偏重“术”，学问家可以端坐于书斋，为着某一个专业领域，依照某种程序，得出安全可靠的结论，并很可能会得到及时的现世的回报。而思想偏重“道”，思想家须走出孤岛，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场域，而对现实的介入与干预，对既定事实的反思与思考，很可能非但得不到什么现实的好处，还会陷自己于危险与不安的境地。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至今依然有值得让人怀念的理由，虽然此后整个思想界、学术界的发展，似乎只是印证了参与者的一派天真与一厢情愿。反观如今普遍的世故，天真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思想的本质，固然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但也是为了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可不是吗？王安忆形容汪曾祺说“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博尔赫斯赞赏不容于世而历经沧桑的王尔德，道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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