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作者的两篇自述以及两篇访谈组成。在自述中，作者阐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哲人，是如何注意到方法的重要性的，有了方法，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对问题进行反思。在访谈中，作者介绍了自己过去以及现在正在研究的问题，并就自己的哲学转向做了一个说明。
第一章 方法与问题
应《哲学年鉴》之约，写一个自述。但我对自我记述或自我评价的真实性总有些怀疑论态度，要写一种自己不信任的文本几乎是一个悖论，总觉得会表达了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就借此机会来反思我想过的部分问题。
最早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提醒我关注方法。在功能上，哲学被设定为对所有思想的反思。希腊对哲学的初始定位就是“元知识”（metaphysics），所谓“物理学之后”，当时物理学约等于对所有自然事物的知识。先秦思想对此也有相似的理解，所谓“形而上之道”，也是试图对“形而下之器”进行最终解释。反思的定位很清楚，但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反思的方法在哪里？有反思的决心不等于就有了反思的方法。有目标却缺少达到目标的方法，有想法却没有办法，这个状况意味着哲学不成熟——这是困难，却不是缺点，人类思想需要保持一种留有余地的不成熟。从哲学史上看，理论总在推陈出新，但实质变化不大，万变不离其宗，这一点并不奇怪。人类的大多数基本问题始终没有太大变化，很久才产生个别真正的新问题。哲学的每次重大推进都在于方法论的变革，只有新方法才能发现新视野。
我通过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意识到方法的决定性作用。大约在 1983 年通过二手著作开始知道维特根斯坦哲学，1985 年之后读到他的许多原著，逐渐意识到方法是思想之本。我不是维特根斯坦专家而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受益者，他有些飘忽不定的深刻见识，我不敢说真正理解，但从维特根斯坦的方法中我意识到方法的能量，一种方法能够开启一个原来视而不见的世界。在 1990 年后，我一度对方法的“磨刀”兴趣甚至超过对问题的“砍柴”兴趣。“磨刀”似乎难于“砍柴”，思考不少，想通的不多。
既然哲学是在“知识之后”的反思，哲学的产品就不是知识，据说是追求理解一切事情的“智慧”。听起来很厉害，然而也是绝人之路。“智慧”既然不是知识，就意味着不是任何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说，学习哲学就学不到任何知识。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中描写一个父亲让儿子去找苏格拉底学习哲学，儿子问：学哲学能学到什么？好像啥也学不到啊。父亲怒道：谁说学不来东西？学了哲学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阿里斯托芬编造的这个故事应该是以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说法为蓝本，本来是讥讽苏格拉底，但也如画地描绘了哲学的独特性质。话说回来，如果学习哲学只是获得“自己真的很蠢”的自知，也不知是不是积极的结果。故事有煽动性，我读了这个喜剧就顿感自己从来没有为一个哲学问题找到过答案。
哲学问题所以无解，在于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往往涉及无穷性。只要涉及无穷性，任何一个哲学理论都会有反例。举出一个反例对于科学是致命打击，但对于哲学却只是蚊叮虫咬。一个哲学理论只要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或解释，就足够好了。哲学不怕反例，但怕自相矛盾或悖论，而这是哲学很难避免的事情，这是因为哲学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自相关性或基于循环解释，那就走在自相矛盾和悖论的边缘了。如果试图彻底避开自相关或循环解释，恐怕更糟，那就意味着需要独断地预设一些不许质疑的信念或价值观，也就不再是哲学而变成意识形态了，而比这更糟糕的是，不许质疑的信念大概率会走到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哪怕是高大上的价值观比如平等和自由，也必须允许质疑而不能压制，否则就反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不平等和不自由。哲学问题并非不能有答案，而是没有绝对答案。不过在严格意义上，没有绝对答案，就算没有答案。
“绝对”是哲学最爱的概念之一，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夸大其词。除了逻辑，不敢说绝对，即使是逻辑规律，其“绝对性”也有限定条件，比如量子力学和直觉主义数学的兴起就质疑了排中律而引起争论，结果产生了多值逻辑。有趣的是，尽管墨子逻辑远远不能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相比，却出奇早地提出了一个等价于直觉主义数学关于排中律的理解，转换为现代语言，可以表达为：排中律是有效的，当且仅当，限于矛盾律有效的范围内。这意味着，矛盾律和排中律并非地位平行的定理，矛盾律是排中律的必要生效条件，而在矛盾律的有效范围之外无条件地使用排中律就是滥用。我觉得墨子很有先见之明，于是在大约 1992 年的书或论文里讨论过这个“有趣的”墨子问题，但没有任何反应，也许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而已。这里不讨论逻辑，只是想说，连逻辑和数学都不够绝对，哲学就更别想。希腊—基督教传统下的哲学有着追求绝对答案的倾向，这在心理上可以理解，但还是指向了一条可疑的形而上学之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追求绝对答案的形而上学是胡说。
哲学的难处在于没有必然“保真”或至少“保值”的方法。数学和逻辑有其保真方法，但哲学真的没有。当然，哲学运用了许多试图增强其有效性的方法，首先必用逻辑，但逻辑并不是专属哲学的方法，而是任何思想和知识的一般通用方法。逻辑虽有保证命题关系的形式保真性，但管不了前提或假设，而思想争议多半与前提和假设有关，因此逻辑只能为哲学助力却无法为哲学作保。当代哲学时而还运用博弈论，博弈论也是多学科的通用方法，虽有严格的技术性，但其应用场景却往往承载了某些可疑或并非必然的价值预设，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也未必保真。例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博弈就很可疑，既不反映真实世界，也没有准确表达理性风险规避原则，而其默认值是预备宣传的价值观。
如果不算逻辑和博弈论之类通用方法，那么，专属哲学的方法就只有怀疑论、先验论证、辩证法、现象学和哲学逻辑（分析哲学的方法）等。另有一些经常被混同为方法的观念其实是一些假设、信念或视角，在这里不算入方法，例如唯名论、唯实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等，此类假设或信念都是某种“视野”（horizon），尚未构成方法（method）。其中的区别是，请允许我给个比喻：视野相当于站在某处去看某个目标，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看法”，看见目标不等于就能够抵达目标。无论表达为 method 还是“道”，方法的本义都是道路，意味着能够保证从出发点抵达目标的道路，可见方法具有操作性，是“做法”。简单地说，如果有“做法”，那么是方法；如果没有给出“做法”，就只是看法。哲学的“主义”虽多，但方法却没有那么多。
即使有逻辑助力，哲学的大多数方法仍然不够严格，远不能保证必然性。当然，必然性对于哲学论证来说是过高要求，但即使是寻求“最优解”，哲学方法也气力不足。求解“最优可能性”是我试图寻找的方法，容后再论。在哲学方法中，似乎只有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看上去比较严格（数学和科学却未必承认），但应用范围很有限。因此，哲学方法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就反思能力而言，目前所见最强大的是哥德尔的系统反思方法，还有维特根斯坦的“游戏”分析。哥德尔方法表面上是数学，其实具有极深刻的哲学性，是目前所见最厉害的反思方法，可惜对于大多数哲学问题却用不上，在此不论。这里说说维特根斯坦方法。
在方法上，我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学到最多，我把他当成其中一个隔代老师。不过我的老师李泽厚似乎并不太佩服维特根斯坦，他的精神“老师”是马克思、康德和孔子，这个新意组合很高强，可惜我对辩证法缺乏经验，还需继续学习。维特根斯坦方法具有革命性，尤其是“游戏”分析让我看到了一种哲学史上所无的方法，尽管这种已有七八十年的方法作为事件已经不新了，但在有效性上仍然是新的，其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当然，维特根斯坦方法的重要性未必超过其他哲学方法，比如怀疑论、先验论证、辩证法、现象学和哲学逻辑，这些方法都使我同样收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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