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书写的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与文化，重点讲述了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偏安、十六国动乱、南北朝更替的历史进程，对每一时期的治乱因果有专业客观的分析，对每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等也有简明扼要的介绍。通过阅读本书，不仅能够进一步认识民族大融合的难得与伟大，而且更能理解中国大一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1.这是历史专业学者写给大众的历史普及丛书《简明中国通史》中的一册；2.通俗而雅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语言浅白，书写严谨；3.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资料涉及传世文献、学术论著、考古文物等；4.图文并茂，本书配有200多幅精美插图，起到以图佐史和图文互证的作用。
1.书写完整，内容全面：对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偏安、十六国动乱、南北朝更替的历史演变有完整的书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等皆有简明扼要的介绍。
2.语句通俗，图文并茂：本书以简单通俗的语句书写了370年间复杂的历史，并辅以200余幅相关插图，较好地做到了以文释图、以图佐文、图文并茂，为大众读者阅读本书提供了便利。
3.从混乱的年代发掘历史的积极因素：虽然书写了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的混乱，但更着重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例如，本书揭示了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迁徙，虽然其中充满了辛酸与苦难，但在客观上，北人南迁对当时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长江以南地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从“江南瘴疠地”到“江南好”的历史性转变。
4.强调和阐发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各族杂居”和“汉胡共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两大历史特征，把握这两点，能够更好地认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上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对抗并未影响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尤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转化，比如佛教的中国化和儒、释、道相互影响的发展轨迹，更加凸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与包容。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８月17日
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19日
主编之一李学勤（1933—2019）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与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1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2013年获首届“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和“孔子文化奖”，2014年获首届国学大典“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2015年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在甲骨学研究、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等多学科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等学术主张，引领和推进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发展。出版了《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重写学术史》《中国古史寻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清华简及古代文明》等学术著作40多部。
主编之一郭志坤
出版家，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出版界称为“学者型编辑”。曾担任文汇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荣获首届上海出版人金奖和“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策划了《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和“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主编了《贤哲自述丛书》《香港全纪录》《澳门全纪录》，并著有《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荀学论稿》、《成语里的中国通史》（与陈雪良合著）、《提问诸子丛书》（与陈雪良合著）等。
著者之一张德文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纽约州立大学以博士论文《现代妇女的形成：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民族妇女》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伦道夫·梅肯学院。主要讲授中国通史、东亚文明史，以及中国妇女、婚姻、家庭史，曾参加多部有关中国历史著作的英文翻译工作。
著者之一陈雪良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编审。著有《司马迁人格论》、《中华远古文明之谜》、《<三国演义>作者对我说》、《成语里的中国通史》（与郭志坤合著）、《提问诸子丛书》（与郭志坤合著），以及历史人文小品集《生命·事业·未来》《立志·修身·读书》《交友·处世·做人》等。
目 录
导言 / 001
第一章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 / 009
曹操的异军突起和官渡之战 / 013
刘备“三顾茅庐” / 020
孙氏初据江东 / 025
赤壁之战 / 030
第二章 曹操经营北方
“奉天子以令不臣” / 037
求贤“三令” / 041
开荒屯田 / 045
九品中正制 / 048
第三章 诸葛亮治蜀
刘备入蜀 / 055
刘备东征的失败 / 058
七擒七纵孟获 / 063
六出祁山 / 066
诸葛一生唯谨慎 / 070
第四章 孙权经营东吴
灵活的外交方略 / 077
开发江南经济 / 081
对岭南的开拓 / 088
驶向宝岛台湾的万人船队 / 093
第五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
司马氏代魏为晋 / 099
西晋建国初的繁荣 / 104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 111
贾后干政和八王之乱 / 116
流民南下的狂潮 / 123
第六章 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
司马睿南下建东晋政权 / 129
“王与马，共天下” / 133
东晋的北伐 / 139
淝水之战 / 143
东晋的衰亡 / 148
第七章 十六国时代的纷争与融合
西、北边陲少数民族的内迁 / 155
“十六国”的建立 / 158
动乱中的民族融合 / 164
北魏统一中国北方 / 173
第八章 南朝的更迭
南北朝时期的开始 / 179
宋、齐两朝的更迭 / 182
梁武帝及“侯景之乱” / 188
南朝时期皇权的加强 / 196
南朝经济开始赶上北方 / 201
第九章 北方王朝的更替及统一大势
北魏的百年兴衰 / 211
魏孝文帝的改革 / 216
由强而弱的东魏、北齐 / 223
转弱为强的西魏、北周 / 230
统一大势：杨坚建隋代周 / 235
第十章 道教的形成与改革
道教的形成及广泛流传 / 241
寇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 / 245
第十一章 佛教传入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传入及传布 / 253
译经与佛教中国化 / 256
佛教石窟寺院兴盛 / 261
第十二章 文学艺术的兴盛
文学创作的兴盛 / 271
乐舞纷呈 / 276
高峰突起的书法 / 281
举世瞩目的绘画 / 285
第十三章 经学史学的成果丰硕
经学研究的继续 / 293
正史修撰的丰硕 / 296
第十四章 科学技术的显著发展
数学的领先地位 / 303
农业技术的革新 / 304
地理学以及其他科技发展 / 308
结束语 / 311
主要参考书目 / 313
附录一：魏晋南北朝大事记 / 315
附录二：魏晋南北朝帝王世系表 / 322
重版后记 / 333
刘备“三顾茅庐”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上说，“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但没有多少切实的依据，只能说是“相传”。这一相传之说对刘备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他姓刘，又据说是汉王朝皇族之后，因此被一些人视为正统。
刘备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与母亲一起贩鞋织席为生。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是个贪玩而不怎么喜好读书的孩子。同时，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后来成为他生死之交的关羽、张飞就是他早年最要好的朋友。史书上说，“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又“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这十分简单的一点史料，后来小说家把它演绎成了《三国演义》第一回所谓的“桃园三结义”。
刘备有着自己的憧憬，很想干一番大事业。三十岁的时候，听说少年时一同拜在儒学大师卢植门下的同乡公孙瓒已经当上了中郎将——中郎将原是朝廷的高级侍卫官，东汉末成为介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种武官名号——刘备决心去投奔他。公孙瓒果然不忘旧情，让刘备出任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南）县令和平原国相，帮他一起抵抗袁绍。公孙瓒被袁绍打败后，刘备又依附了陶谦，陶谦死后，刘备当上了徐州牧。徐州是个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徐州殷富，户口百万”，袁术、吕布都想要，刘备站不住脚，建安三年（198）只身投奔了实力雄厚的曹操。
两位战乱时代的大英雄，难得相处在一起了，从而演绎出了许多既惺惺相惜，又明争暗斗的历史故事来。
刘备到了许昌后，曹操对他非常器重，生活上也十分关照。曹操的谋臣程昱说：“刘备是个特别出色的人才，而且很得人心，终究不会久居人下，还是趁早除了他吧！”曹操沉思良久，然后作答：“现在正是收揽英雄的时候，杀一人而失掉天下士人的心，那样的蠢事我是不会干的。”曹操一如既往地善待刘备，还与刘备一起攻打吕布，将吕布活捉并处死了。刘备攻灭吕布有功，曹操上表献帝提升他为左将军。
从此，曹操对刘备更客气。据说是常常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一次，曹操宴请刘备，“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就是说，当听到曹操说天下英雄只有我曹操和你刘备两人时，刘备为之一惊，把正在夹菜的筷子都掉落在地上了。《华阳国志》加以发挥，说“于时正当雷震”，故有“失匕箸”之举。后来的《三国演义》添油加醋，演绎出了“煮酒论英雄”的精彩场景，流传到今天。
此时正是曹、袁交战的前夜。淮南的袁术自知势单力薄，想经徐州北上依附袁绍。曹操很清楚，“二袁”如联兵将很难对付，于是派刘备率军阻击。谋士程昱、郭嘉一起赶来告诫曹操：“刘备放不得！”可是，为时已晚，刘备早已领兵离去了。
曹操在官渡之战前，首先东征身在徐州的刘备，刘备哪里是他的对手，只得投奔袁绍。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彻底击垮了袁绍以后，刘备只得投奔荆州的刘表。刘表见刘备到来，待之以上宾之礼，交给他一支部队，让他屯驻新野。
这是刘备事业的转折点。
在新野，刘备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的曲折经历，深深感到单有张飞、关羽这样的猛将还不行，还得有谋士。由此，他开始广交荆州英雄豪杰、贤能之士。有一次，刘备去拜访荆州名士司马德操，向他请教天下大事。司马德操对刘备说，自己只是一介俗士，不能认清天下大势。他向刘备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伏龙先生诸葛亮，另一个是凤雏先生庞统。后来，名士徐庶到新野见到了刘备，也向他推荐了诸葛亮。当时刘备很随意地说：“君与俱来。”徐庶告诉他：“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话是什么意思？即是说：像诸葛亮这样的奇才，你要用他，就得礼遇他。所谓“就见”，就是以礼求见。只能是你去求见他，不能随便地召他来见你。
于是，就有了“三顾茅庐”的历史典故。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父亲诸葛珪做过太山郡丞。诸葛亮父母早亡，投靠了叔父豫章太守诸葛玄。后来叔父为了避乱，来到了荆州落户。叔父去世后，诸葛亮隐居于襄阳西北二十里的隆中，一边读书，一边种地，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见他是个志趣极为高尚的人。他熟知天文地理，精通战术兵法，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旷世奇才，刘备当然欲求一见。
要见这样的奇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其过程，史书用了寥寥数笔：“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刘备带着他的“结义”兄弟关羽和张飞，前往隆中拜访。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才见着。后来《三国演义》大加演绎，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故事之一。
这样，诸葛亮找到了足以寄托事业的明主，而刘备找到了“霸业可成”的军师，他由衷地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诸葛亮此时也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盘托出，那就是名传千古的《隆中对》。在这篇名文中，“三分天下”的格局被描述得清清楚楚，天下一统的大趋势亦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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