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麻烦_[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_9787553819839

自1990年出版以来，《性别麻烦》已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任何对性别、酷儿理论感兴趣的人的必备之作。它一经出版即引来赞誉和争议无数，巴特勒因此书而一举成为当代思想界最闪耀的学术明星之一。《性别麻烦》融合了哲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精神分析等多学科话语，对波伏娃、福柯、拉康、弗洛伊德、克里斯特娃、露西·伊利格瑞等人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地审视和分析，推翻了女性和男性的区别根植于身体本质的基本前提，为性别研究打开了新的方向。巴特勒在1999年发行的十周年纪念版序言中写道，《性别麻烦》的 “重点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性别化的生活方式”，而是“想为性别打开可能性的领域”。

序（1999）十年前我完成《性别麻烦》的稿子，送到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我不知道这本书会有这么广大的读者，也不知道它会对女性主义理论构成具有挑衅意味的“介入”，以及被引为开创酷儿理论的文本之一。这本书的生命超出了我的意图，这当然部分是因为对它的接受的语境不断改变的结果。如同我曾经写的，我知道自己成为一些形式的女性主义攻击批评的对象，与之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即使我认为这文本是女性主义的一部分。我是在一种内部批判的传统下书写的，希望能够激发对它所属的思潮运动的基本词汇作批判性的检视。过去和现在都有正当的理由从事这样模式的批评，而且我们要能够区别可以为这个运动带来更民主、更具有包容性的生命的愿景的自我批评，以及企图从根底破坏这个运动的批评。当然，总是有可能把前者误读为后者，但我希望《性别麻烦》不会是这样的情形。 1989那一年我最关注的是批判女性主义理论里普遍存在的一种异性恋假设。我试图对抗那些对性别的界限和适当性作一些自以为是的假定，并把性别限定于一般所接受的男性与女性的概念的观点。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任何以其实践先决条件为由而限制性别意义的女性主义理论，都在女性主义内部设立了排除性的性别规范，而且往往带有恐同症的后果。过去对我来说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女性主义应该小心不要理想化某些性别表达，这将反过来产生新的等级与排除的形式。特别是，我反对那些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反对它们规定某些形式的性别表达是错误的或后天衍生的，而另一些则是正确的和原初自然的。重点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性别化的生活方式，以为本文的读者提供一个可能的典范。相反地，本文的目的是想为性别打开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强制规定什么形式的可能性应该被实现。也许有人会好奇“打开一些可能性”最终有什么用处，然而，没有一个了解在社会世界里，以一种“不可能的”、难以读懂的、无以实现的、不真实的和不合法的状况生活是什么滋味的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性别麻烦》试图揭露我们对性别化的生活有些什么可能性的思考本身，如何从一开始就被某些习以为常的、暴力的假定给扼杀了。本书也试图瓦解所有一切挥舞着真理话语的大旗，剥夺少数性别实践与性实践的合法性的的努力。这并不是说所有少数实践都要被容许或给予褒扬，但我认为在对它们下任何性质的结论之前，我们应该先要能够对它们作思考。最让我忧心的是，面对这些实践的恐慌是如何使它们成为不可想的。打破比如说性别的二元框架，难道真的这么恐怖、这么吓人，因此必须从定义上把它当作是不可能的，而在意义的探索上把它从思考性别的一切努力中剔除？我们可以在当时所谓的“法国女性主义”中找到一些这样性质的假定，它们在文学研究学者以及一些社会理论家当中广受欢迎。即使我反对我认为是性差异原教旨主义核心的异性恋主义，我也援引了法国后结构主义来论证我的观点。我在《性别麻烦》里的研究，结果成为某种形式的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后结构主义被拿来影响美国的性别理论，并改变女性主义的政治困境。即便后结构主义在它的一些表象里以形式主义的面目呈现，超然于社会语境和政治目的等问题，但在较晚近美国方面对它的挪用，情形并非如此。事实上，我的重点不是把后结构主义“应用”到女性主义上，而是以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重新表述那些理论。尽管一些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辩护者，对后结构主义在《性别麻烦》之类的书里，竟然被如此公然赋予“主题”倾向大表失望，但在文化左派内部对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批判，却对那些认为它的前提能够产生任何政治上进步的结果的主张表示强烈的怀疑。然而在这两种理论立场里，后结构主义都被当作是统一的、纯粹的以及铁板一块的。近年来，那个理论，或说那一套理论，已经演变为性别与性研究、后殖民与种族研究了。它失去了它早先发展的形式主义，在文化理论领域获得了新的、移植的生命。关于我的研究，或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盖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的研究，究竟属于文化研究还是批判理论仍有争论，但也许这样的问题只是显示了两个研究领域的严格区分已经打破。有一些理论家会宣称上述所有的理论都属于文化研究，也会有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不愿把自己界定在任何理论立场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之一——不在其列]。但是论辩的双方有时候忘记了，理论的面貌正因为一些文化的挪用而有所改变。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场域，它必然是不纯粹的，从中理论于文化翻译中浮现，而且就是文化翻译事件本身。这不是以历史主义来取代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对理论进行历史化，以揭露它的一些概念化主张其实有着历史偶然性的局限。更确切地说，这是理论从不同文化地平线的交会之处浮现，在此翻译的需求急迫，而它能成功与否并不确定。《性别麻烦》根植于“法国理论”，而法国理论本身是一个奇异的美国建构。只有在美国一地，这么多不同的理论被结合在一起，好像它们形成了某种统一的整体似的。虽然本书已经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德国对有关性别与政治的讨论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但它在法国的出现——如果最后成真的话——将比其他国家要晚得多。我提出这点是要强调这本书表面的法国中心主义，跟法国以及法国实际的理论现实有着明显的距离。《性别麻烦》倾向以一种融合的方式，同时解读不同的法国知识分子（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克里斯特娃、维蒂格），他们彼此之间少有联系。而且在法国他们各自的读者群，即使有也极少同时阅读另外几人的作品。事实上，本书知性上的混杂性恰恰标志了它的美国性，因此对一个法国的语境来说它是外来的。同样地，它对“性别”研究的英美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的强调，也与衍生自结构主义研究的“性差异”话语有极大的不同。如果本文在美国有被指控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危险，在法国对于那些为数极少、考虑过这个文稿的法国出版商来说，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美国化”理论的倾向。【……】

序（1990）当代女性主义对性别意义的论辩每每引起某种忧虑感，好像性别的不确定性最后可能将以女性主义的失败告终。或许麻烦并不一定是带着这样负面的价值意味。在我童年的主导话语里，捣乱是一件你想都不要想的事，因为那会给你惹上麻烦。叛逆的行为与对叛逆的训斥似乎陷在同样的框架里，这个现象使我对权力的微妙伎俩有了一些初步的批评见解：通行的法律以麻烦威吓人，甚至让人有身陷囹圄的麻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人远离麻烦。因此，我的结论是麻烦是避免不了的，挑战在于如何最好地制造麻烦，什么是身处麻烦的最好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的疑义出现在批评视野里。我注意到麻烦有时候是用来委婉地表示某些根本上的神秘问题，而这通常与所有阴性事物所谓的神秘性相关。我拜读西蒙·德·波伏娃的作品，她解释说在一个男权主义的文化框架里作女人，意味着作一个对男人来说是神秘的与不可知的源头，而这在我读萨特的时候似乎得到了证实：对萨特来说，所有的欲望——非常成问题地被假定为异性恋的、男性的——都被定义为麻烦。当一个女性“客体”莫名地回视了一记眼光、逆转凝视、挑战男性位置的职权与权威时，对那个男性欲望主体而言，这出乎意料的干扰、未预料到的能动性，使麻烦成了不光彩的丑事。男性主体对女性“他者”极度的依赖，立时暴露了他的独立自主的虚幻性。然而，这样辩证的权力逆转并没有特别抓住我的注意力——虽然我的确留意到了其他事。权力并不只是关于主体之间的交换，或是主体与一个他者之间经常性的倒置关系；事实上，权力的运作似乎生产了我们用以思考性别的那个二元框架本身。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权力设定建构了主体与他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关系，以及这些词语内在的稳定性？什么样的限制在其中运作着？这些词语是不是只有遵从一个异性恋矩阵来设想性别和欲望，才不会造成困扰？当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认识体制（the epistemic regime）的面具被摘下，显示其实是它生产、物化了这些表面的本体范畴的时候，主体以及性别的稳定性又会有什么变化？然而，如何能够对一个认识/本体体制予以质疑？什么是干扰那些支持性别等级（gender hierarchy）和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性别范畴的最好的方法？想想“妇女病”（female trouble）——历史上对女人没来由、时不时犯小毛病的一种设想，这背后呼之欲出的观念是女人天生就是麻烦——的命运。尽管对女人身体的医疗是严肃的，但这词语也是可笑的；而能笑对严肃范畴，对女性主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毫无疑问地，女性主义仍然需要有自己的严肃游戏的形式。《女人的烦恼》（Female Trouble）(译者按：电影译名均参照IMDb中文网的资料)是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的一部由蒂凡（Divine）领衔主演的电影的片名，而蒂凡也是《变发》（Hairspray）的男/女主人公。他反串女人，隐含了性别是一种假冒为真的持久扮装的意义。她/他的表演使得自然与人为、深层与表面、内在与外在的区分——这些几乎都是性别话语所一向赖以运作的——变得不稳定。扮装是对性别的模仿，还是，它戏剧化了性别所由以建立的那些意指性的姿态动作？作为女人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一种“文化表演”？或者，“自然性”是由那些通过性别范畴、在性别范畴内生产身体，并受到话语限制的操演行为所建构的？尽管有帝凡的例子，男同志和女同志文化里的性别实践经常在戏仿的语境里以“天生自然”为主旋律，凸显了原初的、真实的性别的操演性建构。我们还可以指出什么其他的基础性身份范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的二元架构，揭露它们其实是一些创造自然、原初、不可避免的事物等结果的生产机制？要想揭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等基础范畴是某种独特的权力形式产生的结果，需要一种形式的批评探究方法，也就是福柯改造自尼采、定名为“系谱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方法拒绝追索那些受到压抑而深埋的性别的源头、女性欲望的内在真实以及纯正或真正的性/性别身份；相反地，系谱学探究的是，将那些实际上是制度、实践、话语的结果，有着多元、分散的起源的身份范畴，指定为一种起源或原因，这样做的政治着眼点是什么。本书将围绕着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与强制性异性恋等这些定义性制度的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去除它们的中心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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