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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杂技史 
定 价：78 元
9 7 3 8 4 7 5 5 4 5 5 3 1 读者对象:杂技史研究人员 
本书从地域文化、感性个案的角度，对以南京市杂技团为主的南京杂技的发展历史，总体按照年代顺序进行考察、梳理和归纳，把专业历史还原到人的历史、群众创造的历史中去，以期总结分析南京杂技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点。
后记 历史总是在有意和无意间被众多人物共同书写。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形态，杂技这种从发源以来就长期处于江湖之远的民间表演和娱乐形式，其发展历史更是由诸多“小人物”点点滴滴共同推进“书写”。人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杂技技术，已经把人体极限发挥到极致，并给人们带来其所独有的艺术美感，这些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结果，可以说是书写完成了的“历史”。但从其发展历程来看，数不清的杂技从艺者却未能在其间留下一丝可以为后人所知的痕迹。其中缘由，既有在访谈时一些杂技艺术工作者多次强调的“杂技从艺人员总体缺少文化知识，没有留下自身历史资料的意识和习惯”这个具体因素使然，也与杂技长期以来作为草根谋生的“俗”的手段，和戏剧、音乐等所谓“雅”的艺术相比，在主流社会中具有的文化地位不对等不无关系。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杂技被纳入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范畴，在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其特有的作用，尤其是新时代新阶段，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伟业中，杂技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杂技艺术工作者以昂扬的奋斗者姿态，创造着、书写着杂技艺术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其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因而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认知、认同。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正是在这种“隐秘而伟大”的情境中从事“南京杂技史”的书写工作。所谓伟大，是因为南京地区的杂技历史源远流长，自宋明朝代以降，尤其是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南京地区的杂技人都以一种向上的姿态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在人民生活娱乐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多有投入，使得南京杂技在行业领域有着不可小视的地位，近几年来更被国内同行称为“南杂现象”；所谓隐秘，是因为见证南京地区杂技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感性记忆因为各种因素而难以全面获得，对梳理和书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写史的基本工作要做到“充实”，最高标准要兼具“光辉”，当以发掘史实真相为主流，以解释、论史为辅助。要做到充实而又光辉，主要的做法还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搜集许多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写作经历真如杂技演员训练新的节目，是挑战、有痛苦，但皆为“创新”故，亦有创获的喜悦。 挑战和痛苦首先来自历史资料收集的艰难。历史资料主要有书面文字资料和对杂技艺术工作者的访谈。其中，书面文字资料又分为公开刊发的文献和杂技团体的档案、个人的工作性笔记等非公开发布的书面文字和图片。 由于杂技长期居于社会底层，故鲜有详细系统的公开刊发的文献，尤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献资料搜集为难事，需在各种古旧文献中寻丝觅迹，再辅以已有的杂技和其他相关知识对其梳理和解读。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南京杂技的文献资料，多散见于江苏和南京两级大众媒体、国内相关大众媒体以及部分境外媒体的公开报道，再有一些专业期刊、书籍及学位论文发表的史志、工作总结、业务研究类的文字。公开刊发的文献资料因时间跨度大，这些旧文过刊相当一部分尚未电子化，需人力查阅和记录，即使电子化了的文献资料可以借助一些检索软件或平台，其搜集整理工作量依然浩大。非公开发布的书面文字和图片，或藏于历经 六十多年变迁而不太完整系统的南京市杂技团艺术档案，或是杂技艺术工作者个人片段式的工作性笔记，其文字多为手写，对这些文字的整理和阅读之耗时费神自不必言。 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与其他参与者沉入南京市相关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书店、报社和南京市杂技团乃至访谈对象家中，同时利用电子化检索工具，查找、搜集、翻阅、扫描和整理，所得书面文字和图片资料凡数百万字。 杂技是身体艺术，杂技艺术工作者的亲身经历更为感性和具体，对他们进行访谈，可以获得书面文字资料之外可贵的第一手历史材料。但南京市杂技团成立凡六十五年，其间进进出出乃至去世的杂技艺术工作者为数众多，而民间杂技人士更因时代更迭而多相忘于江湖，要尽可能联系上不同历史阶段的亲历者，实属一件复杂且困难的工作。 在开展访谈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携多名研究生，于炎炎夏日奔走于南京城各处，有时驱车上午前往浦口，下午又赶赴江宁，横跨南京各城区、深入小巷与社区，乃至与身在境外的人员连线、电邮，先后与 32 名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代阶段的杂技艺术工作者进行了访谈交流，获取了数十小时的录音，并对录音加以文字整理。访谈对象既有各个阶段承担主要任务的演职人员代表，也有普通演职人员，还有民间人士，体现了南京杂技发展历史的群众性。 访谈者中，年逾七旬的老一代杂技艺术工作者为数不少。在本书撰写之时，老一辈吕小珠女士去世，未曾料访谈竟成其留于世间之“绝唱”；曾任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杂技团团长的卢毅先生亦离世。因此，书写历史在很大意义上，就是创造性地留住历史。 老一代杂技艺术工作者的访谈，因年代久远，当事人难免出现记忆模糊、信息不清楚甚至前后出入之处；即使是依然还在一线工作的人员，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讲述，不同的人员之间也出现了情节、细节不一致甚至信息错位的情况；更何况，大多数传统杂技节目的发展，都是经过几代人推进的，其中一些动作和技巧的改进是逐步叠加起来的，参与的演员和指导老师往往很多，他们在讲述时多有省略的情节甚至出现“张冠李戴”混淆在一起的情形。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信息偏差，需通过多次访谈交流、多方比照，把多个人的访谈乃至文字资料放在一起对比考证，方可能梳理清楚。 不同于收集历史资料的“表皮”困难，解读历史资料的挑战和痛苦是侵入“皮下”的。对于所获取的文字和图片等历史资料，进行阅读、摘录、分类、对照、梳理、归纳等工作，犹如杂技基础功夫“腿、腰、顶、跟头”的训练，是较长期的煎熬；而从这些“感性具体”出发，在更为广阔的政治、文化、社会等背景下，对南京杂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艺术特点进行“感性抽象”的观照、分析和提炼，则如同杂技技术、节目等形态方面的创新，是以针扎入血肉。这两个紧密相扣的环节，是不断“折磨”人的，而于折磨所产生的挑战和痛苦中，在条分缕析间，理清一丝头绪、得出一些结论，却是令人喜悦的。 历史书写是一项遗憾的工作！因历史资料获取的各种障碍、因著者识见力的不足和限制，做不到“充实”而“光辉”。在以讲求“充实”为基础的写作过程中，通过对数十人的访谈、文献资料整理阅读、杂技作品观看，我们为杂技文艺工作者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光辉”所感染，并以展现这种“光辉”为历史书写的追求。 这是一种“身在其中”的创获。带着这种遗憾和创获，《南京杂技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尚请读者诸君评判。 历史书写也是一项“有机运动”！揭示事实真相、还原历史本质，是一个渐进的行为过程，它需要充足丰富的各类资料，需要科学睿智的思想理论，需要后来者在书写方面不辍地投入。与无数创造杂技发展历史的群众和悠长的杂技发展历史本身相比，本书的访谈样本数量、搜集到的历史资料，无疑是非常有限的、粗线条的，难免存在疏忽纰漏，需要恳请读者和当事人宽谅。作为首次对南京地区杂技发展历史进行的书写，本书不同于已有的杂技行业的专门史、专业史，我们深入南京杂技界的“琐小事例”和“人的情感”等微观史实中，做了“历史叙事”的探索和尝试，以期管窥南京杂技发展历史的“有机运动”。本书如果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杂技艺术进行关注，那么，不论其“有机性”多寡，都是值得欣慰的。 安徽外国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熊忠辉博士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永昶博士全面负责本书历史资料搜集整理和执笔撰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滕慧群博士参与了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晓鹤、陈昊，安徽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冯雪参与了访谈和文献资料查找整理工作。 新华日报社总编室许蕾女士、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姚卫国先生为文献资料的收集提供了帮助。南京市文联副主席李志平和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南京市杂技团团长池文杰给本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意见；南京市杂技家协会副秘书长孙祥东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全程协调和保障；南京市杂技团前任团长梁同岐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线索；南京市杂技团副团长化勇、舞台总监温晓艳、档案室文员廖衡娟做了人员联络、资料核实等工作；本书编委会成员多次通过会议和个别交流的形式，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建议和相关资料。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本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很多支持。所有接受访谈交流的杂技艺术工作者都给予了热情的配合和支持。南京出版社汪枫编辑为本书作了大量专业、细致的编辑工作。在此致以深切的感谢！ 本书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参考的文献资料以脚注的形式加以标注，但也难免存在疏漏，未能一一详细列出，在此表示感谢和歉意。 众多为南京杂技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未有出现在书中的从艺人员，历史会记住你们！ 编者：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南京市文联，成立于1949年11月16日，是南京市各文学艺术家协会和文艺社团的联合组织，是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 作者：(1)熊忠辉，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新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网络与新媒体传播、媒介经济与产业发展、文化创意与传播。 (2)刘永昶，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系主任。南京影视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闻奖审核委员，江苏网络视听领军人才，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章 源远流长：历史图景中的南京杂技 / 1 民国魔术江湖传奇人物崔星洲 在考察民国南京地区杂技魔术发展历史时发现，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在倡导“新生活”的主张下，对文明戏等西式文艺形式的发展引导力度相对较大，但对杂耍等传统民间娱乐活动整体上较为限制，尤其禁止“有碍观瞻”的露天表演。 在这种情形下，南京作为当时的重要城市，人口已经相当发达，娱乐场所整体规 模比较大，至 1936 年，专门的杂耍院已经有 7 家，大型影戏院也偶尔接待张慧 冲魔术团这样的全国知名杂耍团体的大型演出，下关和夫子庙成为吸引外地杂耍 人士前来献艺表演的主要场所。无论是南京还是南京周边的上海、杭州的大型游 乐场，于其中驻演的杂技魔术团体也以河北、京津等北方地区出身为主，而在走 会等风俗活动中，杂耍更多是乡民自习而得、自娱自乐的项目。由南京本土发展 起来的知名杂技魔术团体，除崔星洲魔术团外，未见有相关的文献记录。这种情况，从金陵杂技团在河北、山西等地招徕成熟杂技人士加入，以及1957 年南京市人民杂技团建立之际把上海市红色杂技二团、崔星洲魔术团合并进来之举，亦可推知。 一、上海求学，初识西方魔术 民国年间，在南京知名的商业街三山街上，有一家崔姓布店，门店不小、生意兴隆。崔家掌柜已近中年，育有五个女儿，膝下尚无男丁，崔掌柜甚觉遗憾。终于， 1916 年 6 月 17 日诞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崔星洲。彼时，崔家布匹生意已经是南京城行业翘楚，崔家就得崔星洲这么一个男丁，崔父当然希望这个唯一的儿子能接班，把布匹生意继续做强做大。时光荏苒，在崔星洲成长为少年时，为了考验和锻炼崔星洲，崔父没有把儿子放在自家店里当学徒，而是通过关系，将崔星洲放到了当时南京城另外一家生意亦不错的名唤“天府”的布店去当学徒。 崔星洲自小在家读的是私塾，在识文断字之时，亦习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其时，崔家已经十分富裕，家族在南京算得上是颇有名望，在夫子庙老门东附近的剪子巷，拥有四进院落，占据了大半条街，崔家因此号称“崔半街”。崔家家境殷实，而且就这么一个儿子，父母、祖父母和家姐们自然宝贝得很，所以崔星洲在家里基本上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幸得崔星洲并没有沾染纨绔子弟的恶习劣气，平时学习倒也刻苦认真，其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凡做事情，必得有始有终，不会做了一半就停下，不仅要坚持做下去，而且要做得好。崔星洲当了两年学徒， 觉得做生意甚是无趣，就从天府布店出来，也不想在自家布店里待着子承父业。 彼时，崔星洲尚处于志学之年，而此时在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之下的南京城，各类大专院校和文化场馆兴建，新式文明已经浸润到青年当中，崔星洲为此很想去念新式学校。 崔父一想，难得儿子愿意读书求学，这是好事，但放到哪里去读，须得考虑斟酌一番。彼时，崔家布店生意在南京城差不多处于龙头地位，已然成为行业领先者，崔父经常代表南京城十几家布店前往上海统一进货，相比首都南京，上海的时尚和现代文明程度更高。其时，崔家的三女儿也已经嫁到了上海，不如让儿子前往上海求学，尚未成年的儿子也有自己姐姐可以照拂。崔父就对崔星洲说，要是想读书，那就去上海吧，好男儿要志在四方。1930 年，14 岁的崔星洲遂前往上海求学，进入一个教会学校，就读于法律系，除了国语课程外，教会学校课程全部使用英语授课，他的英语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 在学校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崔星洲迎来了西方的圣诞节，教会学校按惯例组织了一场内部联欢会。在联欢会上，教会学校的美国老师表演了几个魔术小节目。崔星洲看了以后，顿觉新奇、特别喜欢，联欢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找到那个老师，告诉老师他想学习表演魔术。教会老师对崔星洲说，要想学魔术，必须先把英语学好，只有把英语学好了，才能看懂魔术书。这个老师就是阅读了魔术方面的书本自学的，老师说，只要崔星洲英语学好了，就介绍他跟美国的魔术商店联系购买相关书籍。 “所见所闻，改变一生。”崔星洲的魔术表演道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年多以后，那个老师感觉崔星洲的英语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阅读英文书籍已经完全能够理解，就给他介绍了美国的魔术商店，购买了魔术入门教程，让他从魔术的基础课学起。多年之后，崔星洲的儿子崔龄童也踏上魔术表演之路，崔龄童看不懂英语，乒乓球和纸牌这两项魔术的基础课，就是崔星洲手把手教的。 彼时的上海，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和文化娱乐中心，“新世界”和“大世界”等游乐场里，几乎每天都上演着中国的戏法和西方的魔术。上海已经有很多外国人居住，常有外国的魔术团体来“大世界”游乐场表演，只要有机会，崔星洲就会去观看这些表演。但当时，不论是在南京还是在上海，想要学习外国的魔术，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年轻的崔星洲已经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魔术演员，家里经济条件也是足够支持的。当时，崔星洲的表姐夫徐静云家也在上海，徐家是开银行的。两个“富二代”在上海游乐场见识了新兴的西方魔术，一下子就迷上了，两个人一商量，就成立了一个东方魔术研究社，吸收一些有着魔术表演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大家一起研究魔术表演。观看完魔术表演，两个年轻人就结合着魔术教程琢磨和演习，渐渐地掌握了一些小型魔术的表演手法。上海如果有地方举办一些小型的晚会，他俩都会去表演魔术节目，所以，崔星洲就和表姐夫一起在上海开始了业余魔术表演生涯，偶尔还会利用节假日到广州等城市进行业余表演。 1934 年初，崔星洲跟美国魔术公司联系，购买了好几本魔术表演方面的书籍和一些魔术道具、广告，买回来后，从里面挑选他认为表演效果好的节目，开始学习表演。练习了书本上的几个魔术，崔星洲觉得时机差不多，就迫不及待地想组建一个魔术团。 1934 年秋天，大学毕业的崔星洲在南京正式成立崔星洲魔术团，这是当时全中国第一家民间职业魔术团。1935 年，崔星洲加入上海“凌特万魔术团”，成为领衔主演，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做职业性表演。演出了十几天，上海有报纸开始报道说崔星洲是中国最年轻的魔术师。其间，崔星洲在上海、南京两地作巡回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崔星洲对于魔术可谓是“接触本无意，全凭自学成”。那个时代，魔术跟杂技不同，说的是“穷杂技、富魔术”。所谓“穷杂技”，主要是指穷苦人家孩子练习杂技跑江湖挣口饭吃，杂技要忍受身体苦痛勤学苦练。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古戏法是“撂地表演”，表演就在地上进行，演出的节目一般是剑、丹、豆、环、火帘、罩子、抱花子、倒包子等，还有的带有驯狗、羊、猴、鼠等一类的小动物，并结合“卖口”（就是一边表演一边解说吆喝）进行演出活动。而西方的魔术表演需要各种道具和场地，道具购买或制作往往价格不菲，场地要求比较专业专门，魔术团体经营需要不少钱，因此被叫作“富魔术”。此外，表演魔术更多要动脑子思考、多动手练习，要做到眼疾手快。崔星洲家里正好比较富裕，为他练习和表演魔术提供了不错的物质条件，而他做事认真的性格，也成为魔术训练和表演的重要支撑。 1934 年底，崔星洲成为万国魔术师协会的会员，就拥有了购买国外魔术道具 的资格。那时中国还没有地方能够专业生产制作魔术道具，即使是美国、英国等 现代魔术发达的国家，魔术道具也还不能量产，一套道具就生产那么 20 来个， 购买道具的魔术师都需要登记，这样既能保证魔术的秘密，也能确保道具制作工 艺更加精良。 在崔星洲的徒弟高峰位于南京江浦的高峰魔术馆里，现在还完好保存着崔星 洲当年表演“长筒变花”所使用过的道具。这盆半人高的“花”虽然经历了 80多年风雨，但每片“花瓣”的颜色依旧鲜艳，远远望去，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这些花瓣都是用上好的天鹅毛做的，每一片都是千挑万选。”高峰说这件道具价值不菲，崔星洲当时是花了好几根金条从国外购得的。 1934 年加入万国魔术师协会的人员中只有两个是中国人，其中一个就是年轻的崔星洲。所以，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艺术界，这还是很新鲜的一件事。但是，这个消息在南京传播开来后，对生意经营不错的崔家家族来讲，却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世人当时对杂耍魔术表演存在很深的偏见，认为做魔术表演的人是跑江湖的“下三滥”，一时之间，嘲笑和咒骂崔星洲没出息、败家子的话传到崔家因为崔家有很红火的布店生意，家业也很大，本来是想让这个唯一的儿子接班和发扬光大的，但是崔星洲一心想从事魔术表演，那家业就后继无人了。听了这些风言风语，一气之下，崔父就把崔星洲的经济来源给断了。 但是，发展魔术需要钱，家里断炊了，那怎么办？其时，崔星洲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也已经毕业，拿到了法律专业的毕业文凭。于是，他在回到南京后，就利用他在上海学习的法律专业知识开了一家律师行当律师，同时在南京城的教会学校兼职教中文和历史，这样就有了比较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兼顾开办魔术团也不那么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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