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满主义者：泰戈尔_魏丽明等著_9787577201924

本书聚焦于泰戈尔的生平及他的精湛作品，选取他的十部代表作，从孟加拉文原作的角度，介绍其作品依托的历史文化背景，试图从全新的、专业的角度来向读者介绍这位伟大的圣哲，让读者了解他知行合一的一生，走进他浩瀚深邃的精神世界。本书还节选了部分经典的孟加拉文原文，以飨读者。

序１文明互鉴求同存异迫于泰西的坚船利炮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运动开启了改良的滥觞。但囿于技不如人，且非一朝一夕可以赶超，一些仁人志士又被迫转向上层建筑和世道人心。及至“百日维新”，新国家必先新风气、新风气必先新文学被提上日程。这也是五四运动借文学发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要由来。是以，从古来无史、不登大雅的文学着手，着眼点却在改天换地：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檄文，陈独秀、瞿秋白、鲁迅、胡适等前赴后继，文学革命蔚然成风，并逐渐将涓涓细流汇聚成文化变革的浩荡大河。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文学始终是狭义文化的中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文学发展和文明互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又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此乃大同精神所自也、*大公约数所由也。如是，“建设文化强国”写进了我国的“十四五”规划，这不仅彰显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强国的动能。一《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谓人文化成，文化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几乎是大道的同义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而且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更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变幻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同时，海纳百川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仅是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交流的需要，也是提升个人修养的妙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汉唐时期，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便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不二法门。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明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多么令人感奋的誓言！这是对“天下为公” 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现实阐发，也让我想起了老庄思想中遵循“天时” “人心”的原则。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崇*大公约数：除基本的民族立场外，还包含了世界各民族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两个层面的*大公约数，与之对立的恰恰是不得人心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关注民族的文化精神生活。诚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中华文化崇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善好施、谐和万邦；同时，中华文化又提倡天人合一、因地制宜。当然，中华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更非十全十美。因此，见贤思齐、有容乃大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信条之一，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将导致悲剧和苦果。当前，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方兴未艾，学术领域更是百花齐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自“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以降，我国摒弃了文化自足思想，从而使“西学东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具体说来，二百年“西学东渐”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大大刺激了我们麻木已久的神经。于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女权主义、生态思想等众多现代文明理念得以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西方的崛起也曾得益于“东学西渐”。设若没有古代东方的贡献，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向度将不可想象，“两希文明”也难以建立。同样，在中古时期和近代，如果没有阿拉伯人通过“百年翻译运动”给西方带去东方文明成果（其中包括我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和航海大发现。总之，丰富的文化根脉、无数的经验教训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仅使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而且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也益发奠定了国人求同存异的民族品格。二人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后者就像身份证。而我更乐于用基因或染色体比喻文化。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家庭，文化是精神气质，是染色体，是基因。它决定了各民族在国际交往中既有发展变化，又不易被淹没的活的魂灵。如今平心而论，我们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硬件上尚有不少“卡脖子”的问题，软件和细节方面就更不必说。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而文学艺术不仅是世道人心的载体，也是文明互鉴中不可或缺的航标。前辈钱锺书先生一直相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古人则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谓。人需要借镜观形、换位思考、取长补短，民族、国家亦然。有鉴于此，我真诚地祝愿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顺利出版，祈中华文化在吐故纳新、温故知新、不断鼎新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陈众议序２匿名的共同体与“回家的召唤”24 年前，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要对自己的文化追根溯源、把握规律、预示未来；其次，不断与异文化交流并尊重差异，携手共同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时值全球一体化之初，借由他者体认自我的意识不可谓不高瞻远瞩。今时今日，我们说不同文明之间要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前提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觉：知自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知不同于我者为差异及补充。但具体而言，自我体认如何与他者相关？可试从我熟悉的翻译说起。几近一百年前，1923 年，自称“在土星的标志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本雅明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风貌》译为德文，并撰写了译序，题为《译者的任务》。在这篇译序中，本雅明谈翻译，实际上也在谈认知及语言。明面上，本雅明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其一，文学作品是否可译；其二，如果原作者不为读者而存在，我们又如何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其三，翻译的本质为何。为此，本雅明打了一个比方。他将文字比作树林，将作者看作入林的行路者，而译者则是林外纵观全局、闻语言回声之人。文学作品如若绕圈打转，所及无非枯木，向上无以萌芽刺破天空，向下无根系网织土壤、吸收营养、含蓄水分，又何来可译的空间？可译不可译的问题便化为有无翻译的空间及价值的判断。文林呼唤作者入内，作者受了文林的吸引而非读者的呼唤，而文林又非无动于衷的死物，始终在生长、变化，身于林外的译者眼见这一错综复杂的变迁，所领略的只能是变化的共同体——原作“生命的延续”，也非读者的期待。翻译，便是无可奈何地眼见原作的变化、语言间的差异，“在自身诞生的阵痛中照看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真正的翻译，因为表现出语言的变化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补关系，自然流露出交流的渴望。若非差异，若非差异构建的空间广阔，若非差异空间的变化与生长之永恒，何来交流之必要，又何谈翻译？四十多年后，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地阅读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了《翻译》一文。布朗肖说，翻译确实可贵，文学作品之所以可译，也的确因为语言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差异，“所有的翻译栖息于语言的差异，翻译基于这一差异性，虽然从表面看似乎消除了差异”。但是，作为母语的他者，外语唤醒的不仅仅是我们对差异的感知，更重要的，还有陌生感。对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母语，因为外语的比对，我们竟有如身临境外偶然听到母语一般，忽然之间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仿佛回到了语言创造之初，触及创造的土壤。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作家本雅明阅读、译介法国作家波德莱尔，写下了世界范围内影响至深的《译者的任务》。20 世纪70 年代，法国作家布朗肖批判性阅读德国作家兼翻译家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写下《翻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可见，翻译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有血有肉的实践中解释并促进着跨文化的交流与不同文明的互鉴。文之根本，在于“物交杂”而变化、生长，文化之根本在于合乎人类所需又能形成精神符号，既可供族群身份认同，又可以遗产的方式薪火相传。简单说，文化更似一国之风格。“阅读世界文学巨匠”系列丛书，具有启迪性的力量，首辑选取了 10 国10 位作家，有荷马（希腊文）、塞万提斯（西班牙文）、但丁（意大利文）、卡蒙斯（葡萄牙文）、歌德（德文）、雨果（法文）、普希金（俄文）、泰戈尔（孟加拉文）、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夏目漱石（日文）——一个个具有精神坐标价值的名字，撑得起“文学巨匠”的名头，不仅仅因为国民度，更因为跨时空的国际影响。我们的孩子从小便从人手一本的教科书或课外读物中熟悉他们的名字与代表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似乎代表了各国的风格。当哈罗德？布鲁姆谈文学经典所带来的焦虑时，同时表达着文化基因的不可抗拒性。进入经典殿堂的作品及作家，表现、唤醒并呼唤的正是典型的文化基因。当我们比对普希金、歌德、夏目漱石、泰戈尔及其作品时，比对的更像是俄罗斯、德国、日本、印度及其精神、文化与风骨。伟大的作品往往没有自己的姓名，匿名于一国的文化基因，似乎将我们推向文化诞生之初，让我们更接近孕育的丰富与创造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如上文所说，作为文化的他者，他国的文学巨匠将唤醒我们对于自身文化的陌生感，让我们离文化的诞生之地又进了一步。至于文明，则是社会实践对文化作用的结果，作为一国制度及社会生活成熟与否的尺度及标准，不同文明有着各自更为具体的历史、人文因素与前行的目标。尊重文化间的差异，鼓励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既是文明的表现，更是文明进一步繁荣的条件。差异构建的多元文明相互间没有冲突，引发冲突的是向外扩张的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极力宣扬自我姓名甚至让其成为法令的也是殖民制度与阶级利益，而非文明。24 年前，费孝通先生所畅想的美美与共的人类共同体，便是基于文明互鉴的匿名的共同体。差异与陌生引领我们步入的并非妥协与殖民扩张之地，而是匿名于“世界”与“国际”的共同体。我们试图从翻译说起，谈他者之于文化自觉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也谈经典之必要，翻译之必要，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说，“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高的真实性。《*》不同文字的逐行对照本是所有译作的原型和理想。”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丛书，集翻译、阐释、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一体，因为更立体的差异与更强烈的陌生感，或许可以成为作品、文化与文明创造性的强大“生命的延续”。*后，仍然以本雅明这一句致敬翻译、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努力：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许钧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世界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文化巨星，被誉为“世界诗人”“世界公民”，他的一生照亮了黑夜，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41年8月7日在祖宅朱拉萨迦Jorasanko）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岁，他的创作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作品涉猎文学、音乐、绘画、教育、哲学等多个领域，影响力持久恒新。他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更是成为他理想的承载体，是一个实现人类多元文化共存的“世外桃源”。
在中国，泰戈尔的文学作品已被选入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材，《泰戈尔诗选》还是*的大学生*的文学作品。泰戈尔全名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是他的姓，他的名字的孟加拉文原意是“沐浴阳光的因陀罗天神”，他的小名是“罗比”（Rabi），也有太阳的意思，寄托着他的父亲给他取名时的期待：希望他的人生能够像太阳一样光彩照人。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亚洲和东方作家，泰戈尔也是中国与南亚地区文学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在其他领域也创造出了辉煌成就，他的真知灼见也日益为世人所知。正如孟加拉国泰戈尔大学校长、达卡大学孟加拉文系教授比斯瓦吉德·高士（1957—）所说：“‘泰戈尔之树’的树根不可避免地嵌入我们生活的深处。泰戈尔独特的生活哲学、浩瀚的文学创作宝库和开明的世界观在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感动、吸引、启发和激励着孟加拉人。”
如果把世界文学史比作绵延全球的群山峻岭，那泰戈尔无疑是高峰之一。他作为一位世界诗人，爱好文学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泰戈尔一生用三种语言创作：孟加拉文、英文和Brajabuli。他创作了66部诗集（约11万余行）、96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80多个剧本及大量散文。此外，泰戈尔还有大量的游记、书信、演讲等，他几乎涉猎了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各种体裁。不仅如此，他在社会改革、乡村发展、教育、政治、哲学、艺术等领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对当时和当今的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位教育家，他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于2021年迎来了百年校庆。作为一位乡村建设者，他的斯里尼克坦乡村成为全球乡村建设的典范，具有全球影响力。作为一位创作了2300余首词曲的作者，他的歌一直被传唱至今，“印度音乐的现代发展肇始于世界著名的印度诗人、作家和画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歌曲”。泰戈尔对于印度音乐的看法“抓住了印度社会的精髓”。他创作的《人民的意志》和《金色的孟加拉》分别作为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一直激励着两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作为一位画家，他创作的2000余幅画作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提升。作为旅行家，他的足迹遍布34个国家，他的大量游记再现了他对世界的热爱、对世界和平的期盼。作为一位科普作家，他在76岁高龄之时写就的心血之作《认识宇宙》用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向普罗大众娓娓道出当时世界最新的科学发现。最难能可贵的是，泰戈尔的一生就是激发和呈现自己艺术潜能的一生。虽然他从小辍学，在家自学，在英国留学也没有拿到学位，但他没有辜负自己的艺术才华，不仅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作家，还集音乐家、画家、歌者、演员、编辑、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旅行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
从泰戈尔一生的创作和追求来看，他的人生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内心执着的信念：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功德圆满“（purnatā）”，并视之为人类前进的目标，认为人类最终将“朝着友谊的方向、爱的方向、大梵天的方向去获得重生”。泰戈尔一生都在呼吁将所有人类的利益视为一个整体。泰戈尔的“圆满主义”精神正是人类最需要的：呼吁人类团结起来，激发生命潜能，去面对世界的风云变幻，淡定从容地坚守人类的理想。
2020年，疫情肆虐，举世不安。在人们的行动受限时，可以遨游天地的只能是思想和灵魂。在世界秩序恢复之际，深度思考“百科全书式”的“先知”“先觉”“圣哲”“世尊”——泰戈尔之于个体、民族、国家、人类乃至世界的意义，也许是一个了解世界和人类的新契机。想起这个世界上曾有泰戈尔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为了实现理想不懈努力的实干家，了解他知行合一的一生，欣赏他丰富多彩的作品，走进他浩瀚深邃的精神世界，读者的信心和希望会重新被激起和点燃。
仅以爱因斯坦和泰戈尔的对话为个案，两位伟大的时代人物，他们对于真、善、美的信念，无疑会给人类带来启迪。爱因斯坦说：“照亮我的道路，而且一次又一次赋予我新的勇气，让我充满欢乐地直面生活的理想，一直就是善、美和真。”这一认识对于人类的意义毋庸置疑，泰戈尔和爱因斯坦交流时，他的回应也振聋发聩：
“我们的灵魂的进步，就像一首完美的歌。它蕴涵着一种无限的理想，而这一理想一旦被人们认识，就会使所有的运动充满意义和欢乐。然而，倘若我们使它的运动脱离那一终极理念，倘若我们看不到无限的休憩而仅看到无限的运动，那么，对我们而言，存在就似乎是一种巨大的恶，正在鲁莽地冲向一种无穷无尽的没有目标的境地。”人的灵魂虽然受到各种局限，却一样渴望千年之禧，追寻看似不可得的自由解放；经常出现的灵感也向我们证明，所有真、善、美的体验都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康德说过，美学是他整个哲学体系建筑的“顶盖”，而在泰戈尔的思想体系中，美学则是他的哲学、伦理学及宗教思想的基石。泰戈尔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他认为和谐与完美是宇宙的规则，也是他观察、欣赏宇宙自然乃至发现美和创造美的准则。
在中印、中孟交流的历史画卷中，泰戈尔就是一个重要的友谊桥梁。为加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的理解和互动，泰戈尔在和平乡一手创建的国际大学中专门开设了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首届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泰戈尔热情赞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优秀的文化精神，使中国人民无私地钟爱万物，热爱人世的一切；赋予他们善良谦和的秉性……他们本能地抓住了事物的韵律的奥秘，即情感表现的奥秘……我羡慕他们，但愿印度人民能分享这份礼品。”②在这次讲话中，泰戈尔也提到他建立国际大学的初衷，即他对不同文化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的看法：“差异永远不会消除，没有差异，生命反倒羸弱。让所有种族保持各自的特质，汇合于鲜活的统一之中，而不是僵死的单一之中。”泰戈尔对于文化交流的思想和我国倡导“亚洲命运共同体” 的初衷不谋而合。“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季羡林先生也说：“泰戈尔和中国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一生的活动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亲身访问过中国，也曾邀请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去访问，从而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这种相互的访问播下了友谊的种子，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开出灿烂的花朵。”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写道，泰戈尔“正打算致力于调和东西半球迥然相异的两种文明。两种文明之间的隔阂首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和问题”。泰戈尔一生都在致力于这一“伟大事业”，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世界大同、合作包容、和谐发展的理念。当今社会，泰戈尔的思想与理念多次被挖掘，新时代下重新认识泰戈尔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本·琼生（Ben Jonson）评价莎士比亚那样，泰戈尔也是“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正如泰戈尔的儿子罗廷德罗纳特·泰戈尔在《在时代边缘》（On the Edges of Time）一书中评价他的父亲那样，“他的诗歌是他最好的人生故事……而他最伟大的诗歌就是他的一生。”
重温泰戈尔的一生，无疑对于每个人都有激励的意义；了解泰戈尔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必然会丰富我们对世界的了解；阅读泰戈尔的作品，重新评价泰戈尔对于世界的意义，我们的信心会被重新点燃：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像他一样的思想家和实干家。他坚信黑暗之后就是光明。“云彩不断飘入我们的生活，不再带来雨水或迎来风暴，而是为我的日暮时分的天空增添色彩。”在科技日益进步的时代，逻辑和理性的重要性被日趋重视，但“只有逻辑的头脑犹如一柄只有锋刃的刀，它会让使用它的手流血” 。③在人的一生中也应该有一个艺术的空间，如体验创造性的写作、激发自己的艺术潜能、参与具有想象力的艺术，如音乐、绘画、戏剧等。
了解泰戈尔的一生成就，对于塑造我们的心灵必有醍醐灌顶的启迪意义，阅读他的作品无疑会丰富、滋养我们的心灵。
威廉·拉迪斯（William Radice）从泰戈尔的孟加拉文作品和孟加拉文化入手，力图在孟加拉文化中找到泰戈尔世界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那就是泰戈尔对“圆满”的追求，他将泰戈尔视为“圆满主义者”。在一生的创作过程中，泰戈尔尽力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天赋和艺术创造力，以利他的精神境界，把自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与责任相结合。尽管泰戈尔内心深处希望远离政治纷争，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沉迷于诗人世界的超然，而是出于自己对社会及人类的发展的独特思考。泰戈尔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与阐释揭示了他哲学立场的连贯性与一致性，也彰显出他活跃的精神生活的统一性。泰戈尔的哲学思想既源于印度，又放眼世界；既尊重差异，又倡导合作；既重视传统，又着眼未来；既重视发展，又提倡平衡。
泰戈尔去世已八十余年，通读泰戈尔的作品，研读泰戈尔的思想，不难发现泰戈尔对人类社会所遭遇的不幸的预言与警示。归根结底，“人与人类的解放自始至终都占据着他（泰戈尔）思考的中心。”因此，泰戈尔最为重视的是“人的发展”，向往“圆满的人”。追求“一切有生命有生趣的精神的快乐”是泰戈尔毕生的愿望，也是他全部思想的根源。泰戈尔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彻悟不朽的自我，即灵魂，去探索未知的旅程。”探索泰戈尔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彻悟自我、认识他人、探索世界的难得过程。
回归印度和孟加拉文化语境，回到孕育泰戈尔思想的本土文化土壤，只有这样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泰戈尔，正确感悟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的深刻意义。泰戈尔的母语是孟加拉语，本书也是国内第一次尝试把泰戈尔作品的母语和汉语对照本一起呈现的读物，所以作者特别希望它可以成为国内学习孟加拉语的朋友和国外学习汉语的孟加拉母语学习者的一种学习材料。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问题，读者可以在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中寻找到越来越多的共鸣。生态平衡、世界大同、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推动文明对话、关注人类命运的大爱思想……凡此种种，均可以在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中得到共鸣。因此，本书推荐泰戈尔最有代表性和国内还没有介绍的一些经典文本，希望可以澄清读者对泰戈尔的刻板印象乃至误读、误会，努力还原真实的泰戈尔。喜欢泰戈尔的读者对泰戈尔形象的认知都有一个自我塑造与想象的过程，通过阅读本书，希望读者可以进一步宏观把握泰戈尔在孟加拉本土文化和孟加拉地区以外的异质文化中的研究与接受情况，从而再现泰戈尔形象在世界的变迁过程，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读者对泰戈尔认知的局限性，也希望本书能为中国的泰戈尔研究界、为喜爱泰戈尔的读者们提供一个横向比较的参照系，为构建世界范围内的“泰戈尔学”，为丰富人类的精神向度贡献绵薄之力。
泰戈尔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都已离我们远去了，而他所关注的问题及其表现的态度却不应被我们遗忘，正如伯林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在严重的危机时刻，当他（泰戈尔）为了他的同胞并向他们讲话，但他们渴望的不是单纯的说理，而是征兆和奇迹的时候，他也没有屈服，而是毫不动摇地如实告诉了他们他的所见，如实地说出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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