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缤纷（罗孚文集）_罗孚_9787511707024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文苑缤纷》于1997年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出版，内容是作者在1993年至1997年在香港相关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和随笔。2007年，作者又将他在此后10年间所写的散文和随笔汇集，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出版。《文苑缤纷》汇集了上述两部分内容，以《文苑缤纷》名之。

　　我行我素我罗孚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当然，还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_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1986）、《香港作家剪影》（1992）、《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1992）和《香港文化漫游》（1987），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1997）。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趣，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1997）、《丝韦随笔》（2007）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1998）。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二O一O年十二月二十日

　　江湖烟雾怎相忘？——怀念徐复观先生
　　还没有回到香港，甚至在十年以前，就盘算着回来后要写一篇怀念徐复观先生的文章。
　　徐先生是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在台北病逝的。现在是整整十一年了。我那一年五月一日出了事，还来不及向他表示悼念之情，就失去了写东西发表东西的自由。当时就想，如果我还能生活在世界上，而且还能重新生活在香港，一定要好好写一篇纪念文章。此刻四千天已经过去，悼念是太迟了，就让我来怀念一番吧。
　　我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开始认识徐先生的，同时认识的还有牟润孙先生。
　　我之所以记得一九七一年这个年份，是因为那年我去过北京，见过章士钊先生，当时他的《柳文指要》新出版，托我带了二十多部回香港代他送人，我顺便就请他多送一部给徐、牟两位教授。后来徐先生把他的那一部带去台湾，送给了黄少谷。据我理解，那恐怕含有备查之意，以示在中共统战面前无他。
　　而我的接近他，的确是有统战的用意。说来惭愧，当时我对他是没有正确认识的。我不是去接近一位学者，更不是去接近一位儒学大师，而是去接近一位为蒋介石主持过联合情报处的人。说的不好听，是一位可以称得上特务头子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这恐怕是另一个戴笠。后来我渐渐明白根本不是这回事，就深深感到自己的荒唐可笑，不仅是一般的失敬而已。
　　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开始，我和他见面时经常谈的就是时事，是政治而不是学术。在政治上，我有自傲。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起过师事之的念头。直到他离开尘世以后，我对他的学术造诣算是略有所知以后，我还是把和他的十年交往，定位在师友之间，还拖着一个平辈的尾巴。
　　当他最后卧病台北的日子，我曾请徐师母王世高送去一首七律，慰问这位老夫子：
　　故人憔悴卧江关，望里蓬莱隔海山；
　　每向东风问消息，但依南头祝平安；
　　论交十载师兼友，阅世百年胆照肝；
　　一事至今增惆怅，孔林何日拜衣冠？
　　这里就还是说的&"师兼友&"，友未必是我狂放的表现，更是统战思想的反映：我是来做他的工作的，怎么是他的弟子？以我的不学无术，其实连做门生的资格也并不具备的吧，尽管我并非别无所长。
　　这就要说说诗最后两句。我们有约，同回大陆，去曲阜，谒孔林，而时间也定了，就在一九八二年。北京方面已为此做了一些安排，却因他病发而误了行程，终成虚愿。他临终的遗嘱有不能去孔林是平生大恨的话，那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恨语，中间是包藏了这一段故事的。他当时还约了一位好友，青年党的某领导人同行。
　　这在我的统战工作中，是最后的一个失落。我当然感到遗憾。但更加感到的是长者长逝的伤心。
　　十年的交往，我们之间的感情在增加，我敬重他的刚直，他的敢言、敢怒、敢骂。脾气可能不好，风格却是真好。政治上，他摆明了是反共的，但说由于大陆上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代替共产党；他只有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自我完善了。他称赞周恩来，为周恩来的逝世掉了眼泪，这是忧国忧民之泪，公而忘私之泪。这使他挨了不少骂，也使我对他更为敬重。
　　不知不觉之中，我们一家都和他们两位有了往来，而他们的儿女到香港时，也都要和我们家的人见面。两家好像是世交的样子。我经常去徐家作客。他因健康关系戒酒，吃饭时我往往是独酌，彼此都习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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