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以来，西方的自我意识、它与过去的关系以及它对未来的意识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因为认知价值一般都逐渐围绕着科学价值形成。科学不仅为理解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带来了一套新的价值观，而且还彻底改变了这项任务，重新定义了探索的目标。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这一显著特征，标志着它有别于其他科学生产文化。
推荐序
之前李娟女士曾邀请我翻译本书，我因当时有稿子在手而婉拒，一年后她又盛情邀请我审校此书，因为深知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我欣然从命。在投入长达8个月之久用心审校这本经典之作的同时，我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缘起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
本书将通过广阔的历史画卷带领我们探索科学文化从1210年到1685年如何在西方悄然兴起，帮助我们细致入微地理解西方科学从13世纪到17世纪期间如何取得关键性发展和合法地位，而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关注甚至并不了解，在作者笔下铺陈开的不仅是一部横跨400多年的西方科学文化演进史，更是一部同时期的西方文明发展史。
科学文化相较哲学与艺术，在人类历史上属于出现较晚的文化形式，却拥有毋庸置疑的崇高地位。这与科学文化带来的自由和生产力密切相关。当衡量文化的优劣时，我们会优先考虑这种文化能为人们带来的生产力、自由和福祉。而在科学文化兴起的短短数百年间，人类社会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从耕犁的发明到学会用马拖犁，人们花了4000年时间，而从第一架飞机成功上天到人类登上月球只用了65年。”古代尊贵的皇帝和神秘的皇室享有万事方便，却无法抵御自然带来的酷暑严寒，而现代人却能方便地享用空调和地暖，这正是科学带来的福祉。科学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润物无声地建构人们的认知，并因此塑造人们的认知模式与习性，进而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理性地说，科学文化是我们需要的空气和水，如果品质不好，那么科学和创新很难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感性地说，科学文化是马良的神笔、达·芬奇的画笔，让天才们的灵感和伟大的创意成为现实。
本书从西方科学文化的起源入手，研究其发展路径和潜在影响。将西方科学早期发展的历史浓缩为12个章节，大致划分为五个部分，以揭示西方科学文化作为特殊的认知实践和文化产物，是如何影响和塑造现代思想研究问题和价值观念的。
第一部分是作者对整个研究项目的简介，核心在于研究西方认知价值观念是如何被科学认知价值观同化的，揭示了其演进过程。书中作者大胆地质疑了所谓西方科学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与宗教分割的能力这一观点，提出正是宗教原因促进了科学革命的发展。
第二部分聚焦于自然哲学的早期发展，这一部分是理解早期自然哲学的关键。十六世纪西方涌现出的大量自然哲学形式混乱无序，作者对其进行梳理，并聚焦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和基督教义的托马斯主义，以及经院哲学对二者的回应，厘清了西方自然史的发展过程，并讨论了在当时法律和圣经背景下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和自然哲学均得以改造一新。
第三部分研究了传统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因何被摒弃，包括自然哲学家的改革，以及该改革如何影响西方对自然哲学知识探索目的的理解。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进行再造的过程中，天文学、力学和数学等学科逐一出现，并逐渐成为新的研究方法论。本书还探索了对自然哲学研究的传统期待，从而带领我们深入了解17世纪出现的学科重组。
第四部分详细讲述了17世纪自然哲学的三种实践形式，包括贝克曼、伽桑狄和笛卡儿的机械论体系，聚焦于三者之间的异同，在具体的实验案例中介绍了机械论。这部分还提到了机械论一个较为特殊的研究方法，本书用了整章篇幅来对比研究所谓思辨派和实验派，并举例早期学者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以强化读者的理解。
在最后一部分，本书落笔于自然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挑选那些对自然哲学的决定性的认识并进行详细阐述，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认知体系，帮助我们形成对自然哲学的看法。
本书作为西方科学文化的溯源，站在鲜有的视角对西方科学核心的价值观进行了详细剖析，带领我们理解西方科学发展的底层逻辑，为我们留下了足够广阔的思考空间。作者文笔细腻，深入浅出，在案例和引文的辅助下将复杂的自然哲学演进过程阐述得丰富翔实，相信我们看完之后都能对自然哲学和西方早期科学文化形成自己的理解，同时也不难意识到，科学在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轻易得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个更加清醒的判断，科学文化从来都会受到政治、传统文化和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判断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科学文化可以激发新技术和新方法，这正是推动现代国家科技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此，科学文化对于繁华盛世是利器，对于复杂时期则可能是解药。诸多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要想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科学文化的蓬勃发展。无论是李约瑟难题，还是钱学森之问，都和科学文化休戚相关。我们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科学文化还需要克服一些制约才能成为真正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并身体力行的主流文化。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形成真正的科学文化，就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认识到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因此，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当然，正如过去数十年间我国科学技术所取得的迅猛发展，我毫不怀疑也由衷期待，在数十年后，我国也会真正成为科学文化主导的现代国家。
赵军于上海交通大学
2024年11月16日
[英]斯蒂芬·高克罗杰（Stephen Gaukroger）
伦敦大学哲学学士，剑桥大学科学历史与哲学博士。1977—1978年，担任剑桥大学哲学系研究员。1978—1980年，担任墨尔本大学历史与科学哲学系研究员。自1981年以来，一直在悉尼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哲学史和科学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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