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政治地思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阿伦特晚年未竟之笔，重构康德政治哲学）_[美] 汉娜·阿伦特，罗纳德·贝纳尔著，曹明，苏婉儿译_9787208117754

　　系统思考人类的精神活动，是汉娜?阿伦特晚年收官大作《心智生活》的旨意，遗憾的是，终篇“《判断》”未及展开，阿伦特便辞别人世。本书汇编了阿伦特关于判断问题的核心文献，并对她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方向作出了解读。
　　如何摆脱生命的平庸和自由的虚无？
　　以重建康德的政治哲学为入口，阿伦特认为：只有作出判断，只有对公共世界里上演的事件运用我们独立的判断能力，世界对我们来说才具有意义。
　　政治地思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裔美籍哲学家，20世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与西蒙娜波伏娃、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一生致力于考察现代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和人的政治行动，并对美国政治现实和犹太问题有着大量极富原创性的洞见。
　　主要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责任与判断》《共和的危机》《犹太文集》《心智生活》《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等。
　　罗纳德·贝纳尔（Ronald Beiner），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译者：
　　曹明，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苏婉儿，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第一讲
　　谈论、探究康德的政治哲学有其独特的困难。不同于其他许多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斯宾诺沙、黑格尔以及其他人，康德从未写过某种政治哲学。论康德的文献浩如烟海，但论康德政治哲学的书却寥若星辰，其中，值得研究的惟有一本，即汉斯?萨内尔（Hans Saner）的《从战争到和平的康德之路》。法国最近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康德政治哲学的论文集，其中几篇颇为有趣；然而，即使在该文集中，你也很快就会看到，康德自己也是把该问题当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主题来处理的。在将康德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所有书中，只有雅斯贝尔斯（Jaspers）花了至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这个特别的主题。（雅斯贝尔斯是康德惟一的追随者；萨内尔是雅斯贝尔斯惟一的追随者。）《康德论历史》所收入的康德的那些文章以及最近编纂的名为“康德政治文论选”的文集，其品质和深度，都无法与康德的其他作品比肩；它们肯定无法组成有位作者所谓的“第四批判”鉴于它们碰巧成了这位作者的研究主题，所以他热切地想要为它们争得这一崇高地位。康德自己把其中某些文章称之为不过一场“与理念的玩耍”（play with ideas）或“仅仅是一次快乐的旅行”。就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永久和平论”而言，其讽刺的口吻表明，康德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文章。在致凯斯维特（Kiesewetter）的一封信中（1795年10月15日），他把该文称为“遐想”（他仿佛想起了早年他在《一个通灵者的梦用形而上学之梦来解释》[1766]中对斯韦登伯格[Swedenborg]的揶揄）。至于《法权学说》（The Doctrine of Right， or of Law）该文你只能在赖斯（Reiss）编辑的那本书中找到，而且如果你读过，那你可能会发现该文乏味而卖弄你想不赞同叔本华的这个说法都难：“就好像该文不是这位伟大人物的作品似的，倒像出自某个普通的庸人之手[gew?hnlicher Erdensohn]。”法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至关重要康德的实践哲学把人被理解为一种立法性存在（a legislative being）；但是，若要总体上研究法权哲学（philosophy of law），我们肯定不会求诸康德，而是求诸普芬道夫或格老秀斯或孟德斯鸠。
　　最后，如果看看其他文章无论是赖斯编辑的那本书里的、还是其他文集（《康德论历史》）里的，你会发现其中很多篇关注的都是历史，以至于初看起来，很像是康德在用一种历史哲学替代政治哲学，他后来的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不过，进而再看，康德的历史概念，本身固然很重要，但并非康德哲学的重中之重，于是乎，如果我们想要探究历史呢，我们又会求诸维柯抑或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对康德来说，历史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这一物种是历史的主体，不过是被理解为造物的一部分的人类，虽然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造物的最终目的和造物中的王者。历史中至为关键的不是故事/事件（stories），不是历史个体，也不是人的善行恶迹，而是那隐秘的自然狡计，那导致[人类这一]物种在代代相继中不断进步并将其全部潜能充分发展出来的自然狡计，当然，历史的偶然与无序中所蕴藏的忧伤也一直让康德耿耿于怀。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是如此短暂，短到无法充分发展出人类的全部特质和潜力；该物种的历史因而就是“自然（nature）种植在[人类]身上的全部种子得以充分发展、[人类这一]种族的命数（destiny）在这大地之上得以实现”的进程。这一进程就是“世界历史”，类似于个体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从孩童到青年直到成人。康德对过去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这一物种的未来。人不是因为罪恶而被一位复仇的神逐出伊甸园的，而是被自然逐出来的，自然将人从自己的子宫中剥离出来，然后将其逐出乐土、逐出那“安全而又无害的童真状态”。此乃历史的肇始（beginning）；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进步；这一进程的产物，有时被称为文化、有时被称为自由（“从受自然监护到自由状态”）；只有一次，那也只是顺便在一个插入语中，康德指出，这一进程也是一个实现“专属于人的最高目的，即社会性[Geselligkeit]”的问题。（我们后面会看到社会性的重要性。）进步，这一18世纪的主流概念，对于康德来说，则是一种相当忧伤的观念；他反复强调，这一观念对个体生命而言，蕴含着显而易见的悲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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