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科举制度研究》将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与士阶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力图从唐宋科举制度的嬗变与士阶层的变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来揭示隐藏其表象背后的中国唐宋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及其深刻的内涵。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独具匠心的视角，以及勇于创新的气魄，而且也反映了作者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与较扎实系统的专业知识。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该书是作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并在拥有一定数量较高水平的前期成果基础上，以及注重历史文献考证与理论阐发相结合，注重继承前人成果与独立创新相结合，注重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等特色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使得该书不仅具有历史的凝重、厚实，而且又具有视野的开阔，见识的深刻。书中各种图表的绘制以及关于覆试与殿试的考辨，尤见功力。
《唐宋科举制度研究》选题视角别致，立论准确，论述充分，材料翔实，结构谨严，脉络清晰，表述准确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绪论
第一章 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演变的内容与轨迹
第一节 科目的系统、类型及沿革
一、唐科目系统及类型
二、唐诸科目的设置、沿革与综合类科目地位的提高
三、五代十国的科目设置
四、北宋时期科目设置的变化与调整
第二节 进士科考试内容的变化
一、隋唐
二、五代
三、两宋
第三节 糊名、誊录与殿试、覆试
一、糊名与誊录
二、覆试制度与殿试起源
第四节 特奏名、录取名额的变动与地域调整
一、特奏名
二、录取名额的变动
三、进士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
第二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政治体制的演进
第一节 科举制度：唐宋时期士阶层与专制政治的合流
一、科举制度实行前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发展脉络
二、“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专制政治利用科举对士阶层的笼络
三、士人群体组织的消解与君主集权的加强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皇权一士大夫”体制的建立与危机
一、“皇权一士大夫”体制的建立
二、科举制的弊端与士阶层对专制政治的疏离与背叛
三、唐宋党争与科举
第三节 唐宋士阶层政治社会地位的升降及代价
一、科举制度：士阶层地位的升与降
二、求贤与縻士：唐宋君臣对科举制功能及其局限的反思
第三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结构的变动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完备
一、隋唐之际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动与科举制度的产生
二、科举制度下唐代士庶的合流趋势
三、宋代的科举变革与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大变动
第二节 世族的衰落与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分散化
一、世族的延续与唐代科举的过渡性特征
二、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分散化与宋代科举的制度化
第四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学校教育的兴衰
第一节 科举制度与唐宋官学教育的兴盛与危机
一、隋及唐代前期官学教育的繁荣及其与科举的关系
二、唐代后期官学的衰落与科举的发展
三、五代十国时期官学的衰落及其与科举的关系
四、北宋官学与科举的冲突与协调
第二节 科举制度与唐宋私学教育的关系
一、私学的传统与科举对私学的接纳
二、科举考试内容与私学教育内容的关系
三、童子科与唐宋时期的童蒙教育
第五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强
第一节 大一统政治下的官员选拔与儒家学术的发展
一、从“独尊儒术”到“科举取士
二、从《五经正义》到印本九经：唐五代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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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价值观念的转换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三中，引景休语记载了夏竦师从姚铉学赋，后中进士的经历，云：
夏竦字子乔，父故钱氏臣，归朝为侍禁。竦幼学于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则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属文，为时人所称。举进士，开封府解者以百数，竦为第六，贡院奏名第四。
以上所论是北宋庆历改革前的状况。庆历新政之后，朝廷下令兴办地方州县学。官学教育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诗赋策论等课程，为学生经由学校应举提供了便利，从而使官学得以兴盛起来。只可惜由于范仲淹去职，革新以失败而告终，一切仍然如故。此后虽一再兴学，官学有所发展，但能在官学里学习的毕竟是少数。宋室南渡后，时局动荡，官学更是有名无实。有宋一代，官学时兴时废，徒具虚文。当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要求受教育的人数激增，而地方官学体系中蒙学教育机构的缺失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私学教育便得到较大发展，并在宋代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
宋代私学设置普遍，甚为发达，就其总体而论已超过唐代。其形式除书院外主要有两种：一是师授，一是家传。其中师授按其传授内容，又可分为蒙学及经馆、精舍两类。蒙学也叫小学，主要是教蒙童识字和基本知识；经馆、精舍属于较高类型的私立学校，，主要是为年龄较长、程度较高、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从事问学或学习时文而设。当然这种从传授内容上的划分是粗略的，与其说是两种类型，不如说是私学教育的两个阶段。
宋代的蒙学教育种类较多，既有常年开课的私塾、义学（或义塾）、家塾等等，也有季节性的村塾、冬学，而且设置相当普遍，几乎遍及每一里巷。私塾是塾师在自己家中设学授徒，一般规模都不大，学生往往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也有少数达上百人的。塾师靠学童所缴学费（多为粮米等实物）维持生活，往往相当贫困。义学或义塾是某一地方出钱设馆，延聘教师，以教育本族及乡里子弟。范仲淹曾创建范氏义塾于苏州天平山。之后，各地官员、士人纷纷效法。因大多数义塾置有田产，较私塾而言其塾师的生活比较有保障。此外还有家塾，是官宦世家为教育其家族子弟，延聘教师，设于家内的私学。如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吕祖谦家都设有家塾。以上是常年开课的蒙学。此外，宋代农村还有季节性的村塾、冬学。它是为适应农村生产的特点而开办的。十月以后，农事已毕，冬闲来临，村童入冬学，识读一些《杂字》、《百家姓》等所谓村书，也是在农村普及文化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可见，宋代的蒙学，形式多样，设置普遍。学习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同时也负有施行道德教化的使命。而实际上儒家的很多伦理教化功能都是在蒙学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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