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诗经2_关鹏飞　著_9787304058197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书是《探源诗经》系列的第二部，深入解读《诗经》从齐风到豳风的诗篇，在众说纷纭的《诗经》文献中条分缕析，从历史环境、语言风格和诗篇本身出发，剔刔取舍，探讨《诗经》的本来面貌。本书是一幅展现周代贵族和平民生活的社会图卷，成为三千年后我们的精神坐标，给我们以启迪。

　　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一、词句扫尘：
　　
　　硕：大。
　　三岁：指多年。
　　贯：侍奉。
　　女：汝。
　　莫我肯顾：莫肯顾我。
　　逝：往。
　　去：离开。
　　适：到。
　　乐土：是诗人想象中没有老鼠的幸福乐园。下文“乐国”“乐郊”同。
　　爰：乃。
　　所：处所。
　　莫我肯德：莫肯德我。德，感激。
　　直：值，价值，报酬。
　　莫我肯劳：莫肯劳我。劳，慰劳。
　　谁之永号：犹谁其永号。永号，长声呼号。
　　
　　二、读诗偶得：
　　
　　关于本诗的诗旨，《毛诗序》说：“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意思是说，魏君横征暴敛，像蚕吃桑叶那样鱼肉百姓，极为残忍，又不修治魏国的政事，贪鄙又怕人，就像大老鼠一样。诗人看穿了魏君的本质，写了这首诗歌来讽刺。
　　朱熹认为本诗不一定是讽刺魏君，他在《诗序辨说》中云：“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他认为本诗是讽刺鱼肉百姓的官吏，因而在《诗集传》中说：“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意思是说，魏国这样的贪鄙残暴之政，导致人民困顿，所以诗人以鼠害比喻想要离开魏地。关于贪鄙残暴之政是谁导致的，《毛诗序》和朱熹产生了分歧，前者认为是魏君的责任，后者认为是官吏的失职。
　　究竟哪个说法更准确，现在不能遽下评论，不过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给我们以启发，他引《盐铁论?取下篇》说：“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是也。”意思是说，随着周朝衰微，德惠不施而嗜欲添多，国君奢侈，因而统治集团需要获求更多财物，更进一步剥削人民，对公事却越发懈怠，因此制定了履亩之税。
　　究竟何为履亩之税？查《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东晋徐邈认为履亩之税就是在“除去公田之外，又税私田之十一也。”也就是说，现在的赋敛由公田增加到了老百姓的私田，等于赋税加重了一倍！魏地本来就土地贫瘠，物产不丰，百姓生活艰苦，现在又增添了履亩之税，百姓日益无法生活。
　　是谁提出并实施履亩之税的呢？这样的一个政策，不光是魏君一人构建的吧？统治集团中的其他官员肯定也难辞其咎。因而，我觉得魏君也好，官员也好，都是本诗的讽刺对象，他们本来就是沆瀣一气，我们生活在当代，没有必要像朱熹那样为国君而讳。官员为何会如此贪鄙残忍呢？还不是因为魏君没有带好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玉润批评魏君是对的，他在《诗经原始》中说：“此诗见魏君贪残之效，其始皆由错误以啬为俭之故，其弊遂至刻削小民而不知足，以致境内纷纷逃散，而有此咏。不久国亦旋亡。圣人著之，以为后世刻啬者戒。有国者曷鉴诸？”方氏不仅谴责了魏君，还对魏君的过失进行总结，认为魏君一开始就过度节俭，导致形成吝啬的性格，与民争利而不知满足，导致魏国人民纷纷逃散，国家不久也就灭亡了。这实在是后世吝啬的人应该警戒的，尤其是国君！
　　方氏的总结，无疑是把《魏风》前面的诗歌合在一起看，颇有以诗证史的味道，但是具体到本诗的解读上，我们是无法看出魏君吝啬与否的。恰恰相反，本诗的特点与价值，不仅在于揭露魏君和官员的贪鄙，更在于人民对魏君和官员本质的认识，并提出了类似于理想家园的概念，激励后来者不断奋斗。
　　诗人无疑是一位熟悉农事的人，诗中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又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麦！”又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既是用老鼠偷吃粮食来起兴，又把剥削者比喻为老鼠。因为时代认识水平的局限，诗人当然不可能用阶级剥削的概念来抨击，不过他也认识到，魏君与官员鱼肉百姓又不治理好国家是不应该的。所以诗人就把他们比作老鼠，把他们尸位素餐、享用人民劳动成果的行为看成是偷窃，批判性无疑比《伐檀》更进一步了。
　　魏君与官员偷窃人民的劳动果实，自己长得肥头大耳，像大老鼠一样，却让人民瘦弱不堪，贫病交加，更重要的是，人民这么多年来供养着他们，他们却一点也不体恤民情。由前文可知，老鼠从吃“黍”和“麦”，到最后连“苗”也不放过，可见这些剥削者越来越不顾人民死活，简直比老鼠还可恶！诗人却说：“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又说：“三岁贯女，莫我肯德。”又说：“三岁贯女，莫我肯劳。”诗人在揭示剥削者冷酷无情的同时，似乎暗示着如果他们能够体恤民间疾苦，如果人民在他们的治理之下能够安居乐业，就算人民供养着他们，人民也是乐意的。这一点无疑暴露了诗人带有儒家思想，这种想法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却是旧中国老百姓的盼头，那便是遇见一位明君圣主，过上太平盛世的生活。
　　人民的生活已经如此艰难，剥削者又不是明君圣主，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以秦统一六国以后的思想来看，肯定是要揭竿而起的，可是诗人不这样，他主张离开，去寻找心中的乐土。诗中说：“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又说：“逝将去女，适彼乐国。”又说：“逝将去女，适彼乐郊。”历来解诗者都把“乐国”当作一种理想家园来解释，这当然没有错，却不是很妥当。
　　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秦统一六国后陈胜吴广会揭竿而起，此诗却表达了“适彼乐土”的观点。原来，秦统一六国之后才是真正的“莫非王土”，人民根本没有地方可逃，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挣扎也是死，造反也是死，不如放手一搏，于是人民便揭竿而起。而在东周时期，诸侯国并列，魏国无法生存，人民还可以去投靠其他诸侯国，这便是诗中所说的“乐国”的真实含义。这也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发展的物质原因之一，因为行仁政就可以使四方之民归之如流水，周文王的兴盛便是一个例子。到了秦国大一统时期，儒家的仁政思想失去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不得不跟法家、道家甚至阴阳家结合，形成新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天命”来为君权找到基础的同时，也使君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天命”的制约，不过这种制约慢慢失去了效力。
　　诗人既然颇为乐观地提出要离开魏国、去寻找其他诸侯国的想法，可见孟子的“仁政”思想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萌芽了。诗人似乎颇为这种想法激励，在诗中开心地说：“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又说：“乐国乐国，爰得我直。”似乎那样的诸侯国才适合人民安居乐业。
　　问题在于，当时已经开始礼崩乐坏，风气正在大改变，真有诸侯国行仁政吗？不说仁政，就是惠民之策又有几个诸侯国在实行呢？诗人似乎也看到了无望，所以从“乐土”到“乐国”，再到“乐郊”，从“我所”到“我直”，不断降低着要求，结果发现还是没有地方可以给人民提供最起码的生存保证，诗中最后一句说：“谁之永号。”我们一直在叫嚷着去乐土、乐国、乐郊，可是最后谁去了呢？
　　这里似乎有必要区分一下乐土、乐国、乐郊，因为它们不仅代表了诗人寻求解脱的心灵之旅，也是整个旧中国文人寻求解脱的心灵之旅。乐土，是指诸侯国内的其他地方，本诗中指代魏国的其他地方。也许诗人认为他所在的地区是最黑暗不堪的，渴望魏国其他地区会不会宽松一些，事实证明整个魏国都是一样。乐国，是指诗人对魏国整体失望之后，打算去其他诸侯国寻求生活的保障，事实也证明，这样的诸侯国是不存在的。乐郊，是指诗人在对诸侯国失望之后，想要寻找的隐居之地，那是没有国君和官员的地方，可是这样的地方真的存在吗？
　　我想，如果诗人最后找到了这样的乐郊并带领着族人在那里生活，很有可能是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所载武陵人无意中发现的世外桃源，因为那里的人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我由此猜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有可能是受到此诗的影响，尤其是“乐郊”的影响而创作的，只不过加入了具体的秦时之乱，以方便读者理解。
　　随着秦的大一统，诗中的乐国的选择便不再存在，只剩下乐土和乐郊两个选择。乐土的存在，需要一位好的父母官，而好的父母官又往往需要一位开明的皇帝，否则难以存在，而好皇帝是非常少的，所以乐土便显得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乐郊上，也就是隐退，陶渊明就是这么做的。时至今日，乐郊也不存在了，更何况“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无处可退。
　　越是这样让人无处可退的处境，越是需要人们站出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富强、平等、文明的国家乃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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