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来, 满天都是白色的伞_刘晓航著_9787307094109

《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是作者的自传体随笔，这部文集是作者刘晓航对他人生的一个总结。《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共分四个部分，主要讲述了作者在上山下乡插队过程中，如何不自甘沉沦，努力学习，最终高考得中，改变命运的曲折故事，以及作者在人生旅途中所结识的知已、至交、爱人、知名人士等，作者并对当前知青文化研究现状，阐发了自己的一些主张。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lO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6月2日，我们背着行李搭乘一辆拖拉机去炉桥。掐指一算，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总共只劳动生活了16个月，可就好像过了漫长的好几个年头。再见了十八岗！我们青年时代的生活起点！再见了十八岗，我们青春的风雨驿站！时隔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十八岗的真实状况：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定远县100万人口，饿死了54万人。十八岗村有600多户人口只剩下了60多户，在我们居住的校园内有许多大土堆，下面就埋着很多饿死的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坚持到最后才离开的同学回忆说，1968年十八岗下了一个多月的雨，从房子地下泛起一股恶臭。当地农民说，那就是多年前的尸臭，当年饿死一个人，谁把尸体背到大坑里掩埋，就奖给谁一碗玉米糊糊。1965年华东社教工作组打算按计划把定远建成第一个农业机械化县，所以办了这所农垦学校，以培养农技人才，谁知“文革”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泡汤了。
    我们像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一样重返江城芜湖。母亲见我归来笑逐颜开：“儿子终于回来了。”派出所根据上面的政策立马给我们上了户口。
    新的苦恼与烦愁又接踵而来，我没有工作，又成了一名待业的社会青年，苍茫世界竟没有我混一口饭吃的碗，如果不退学，每月还有13元的生活费，现在是身无分文。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陷入武斗，学校停办，工厂停办，连农民都进城参加武斗了，而且是为一个崇高的革命信念——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浴血奋战，谁来关心我们是否有口饭吃？
    我和施大光、陶淮生、汪诗伟等每天去芜湖市军管会磨嘴皮，像是上班一样，几个军管干部，特别是郭处长和那个山西人牛替生股长，见我们一个个风华正茂、知书达理，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我们软磨硬泡了一个多月，他们终于为我们六个人找了一份工作。1967年冬天，芜湖两派武斗激烈，几乎所有工厂都停办，连生产蜂窝煤的小厂也停工了，居民买不到煤，煮饭烧水取暖都成了问题，市煤建公司将这个棘手的问题反映到市军管会，牛股长说你们六个人和那几个天天要工作的民办幼儿园的阿姨去打蜂窝煤吧。虽然又脏又累，但好歹能挣点钱糊口，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于是和那几个阿姨在已关闭的吉和街半亩园办起了一个小煤厂。施大光能说会道当了头头，只管进煤，检查蜂窝煤的质量；陶淮生身材魁梧力气大，负责用一把大锹，在煤粉中掺水与黄土搅拌。我们一人一个蜂窝煤铁模子，一把木锤，用最原始的方法砸制蜂窝煤，劳动强度大，又脏又累，一天干下来手脚酸痛，连鼻孔里都是煤渣，但我们很满足，终于靠卖苦力，能有一口饭吃了！与此同时，我们借来几辆板车，冒着大街上两派武斗的枪林弹雨，将蜂窝煤送到一户户人家。他们说，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呀1
    1968年春节后，芜湖两派武斗在调停下逐渐平息，全市几家煤厂都要复工了，我们又失业了。军管会的牛股长特批我们成立一个生产自救的街办小厂，专门为农民修抗旱排涝的电机、水泵。为联系业务，我和施大光、陶淮生乘船去铜陵市揽活，在市中心黑沙洲租赁一问民房开了一个修理电机的小门市部，待了两个月，其实也没联系到什么业务，恰巧这时芜湖发生了震惊全国的“6·26事件”。两大派“三筹处”和“芜湖联总”为了酝酿更大的武斗，在6月26日抢了芜湖驻军的武器弹药库，案惊中央，上级缉捕了一些参与抢武器者，逃离芜湖的人，则在全省缉拿。与芜湖毗邻的铜陵更是戒备森严，大街上凡是芜湖口音的都被专政队抓去审讯。6月28日晚，我们三人在睡梦中被撞门声惊醒，一开门，一群全副武装的专政队员把我们抓住，施大光头脑灵光，趁着夜色夺门逃走。这伙人将我和陶淮生用麻绳五花大绑起来，他们怀疑我们是“芜湖联总”的地下联络站，抓到专政大队关押起来。我和陶淮生急忙为自己的身份辩护，遭到这帮人的拳打脚踢，浑身均是伤痕。关了几个小时，麻绳捆得太紧，时间又长，双手都发乌了。天快亮了，几个头头开始审讯我们，好在我们身上有芜湖军管会生产组批文介绍信是可证明我们的身份的，况且我的两个舅舅，一个在市物资局，一个在冶炼厂，有名有姓可查到的。查清事实后，第二天下午我们被释放了，但我们必须在第二天离开铜陵，滚回芜湖去。时隔30多年，我和陶淮生手腕上至今还留着那次被捆绑留下的疤痕，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留下的抹不去的纪念。
    1968年底，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江城芜湖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居委会门口每天早上都站着一排胸前挂着各种反动称谓纸牌子的被清理批斗对象，与此同时，全市各中学已经动员全部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高潮在12月份，市体育场上每天停满欢送去芜湖地区八个县上山下乡插队知青的车辆，锣鼓声与亲人分别哭喊声交织在一起。我们这批已经下放过一次的社会青年，成为各街道首批动员对象，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再次上山下乡。我和同班的刘虹泽、张家建、徐积山选择去条件稍好一些的南陵县弋江公社插队落户，所不同的是我们去十八岗农垦学校，国家拨的安置经费是300元，这第二次下乡插队拨的安置经费只有185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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