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之美书系立场_《百花洲》杂志社　编著_9787550007468

百花洲杂志社编著的《立场（用我涂抹一切）》精选近几年《百花洲》杂志“立场”栏目中发表过的思想随笔，《立场（用我涂抹一切）》总结了近几年中国思想随笔创作成就与风貌。所选作品关注当下社会的各种现象和各色人等，或感人肺腑或发人深思，针砭时弊与颂扬社会并重，具有广泛影响和艺术魅力。

偏见书朱航满观念写作的失败对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的不同理解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欧洲的隆重颁布，都会在遥远的东方国度里产生一阵关注和讨论的热潮。尽管许多中国作家均以不同的姿态屡屡表达自己对这个奖项的意见，但都不能掩饰他们内心复杂的心情。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先生曾经宣告中国有三位作家具有获得这个奖项的可能，即莫言、李锐和曹乃谦。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作家，就像一个漩涡，更何况是这三位被看好的中国作家。那么，他们的写作很难免就会带有向某种价值体系靠近的观念写作倾向。
    为此，我想谈谈莫言最新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是一部奇怪而混杂的小说，也是一个浮躁的失败文本。这部小说的大致内容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和自信平生没做过亏心事的地主西门闹，在上世纪中叶那场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枪毙，他那不屈的灵魂满怀冤屈与仇恨大闹阎王殿，却在阎王的欺瞒下转生为驴、牛、猪、狗、猴，最后以蓝大头蓝家第四代的身份降生人世。完成了农民与土地，时间与记忆的写作命题。看着这立意，似乎不错，但之所以是失败的，也正因为这种诺贝尔文学情结在作祟，让作家莫言没有根据地想象出一部中国的史诗出来，以满足西方读者或者专家的口味。由此，我们不妨先来简单回顾一下莫言的写作历史。在莫言的早期小说中，他是以先锋小说作家的姿态出现的，其洋溢的才华很快获得了公认，而他以西方现代小说形式的写作让西方的读者很快找到了一种熟悉的认同，这也是莫言的小说很快在同类中国作家中走出国门的原因。但另一个问题是获得成功的莫言在写下一系列的小说作品之后，是在进行没有超越的复制性写作。
    如果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对东方作家的欣赏，从几个已经获得此奖项的东方作家来看，大致可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具有东方文化的底蕴，二是有西方的现代人文精神，满足这两点，才能够符合西方文学观念的认同。为此，我以为莫言在写作长篇小说《檀香刑》的时候，才似乎逐渐明白这样一个写作的观念。
     然而小说《檀香刑》尽管才华横溢，作家一改原有的写作模式，试图“大退步”回归到中国传统之中，但这部小说却又完全违反了现代小说所具备的人文精神，作家在不可控制的才华喷发中制造了感官的狂欢，而漠视了人性的存在，因此遭到了诸多批评家的批判。《檀香刑》的失败，促使莫言写作了《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我以为是莫言小说的复仇之作，因此写得匆促、激烈，但可惜浪费了才华。为了使作品具有东方神韵，莫言在小说中试图书写半个世纪中国人命运的历史，于是采取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采取了动物“六道轮回”的视角，从而用这种荒诞、夸张和神秘的方式来图解半个世纪中国人生存的命运。但可惜莫言的这部长篇小说并不具备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精神，只是简单地在小说的内文标题上做了一些文章，成为吸引外国读者的小花招而已，而所谓宣扬的“ 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则显示了作家学识上的浅薄。再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六道轮回”的应用，这本身应是一个极为传统而又有现代精神的视角，但莫言在写到一个地主半个世纪的轮回中，忘记了自己笔下人物角色与命运的转化，很快又进入到了自己语言狂欢的状态之中，而忘记了自己所塑造的驴、牛、猪、狗、猴等动物所具备的独特性，所有变化的角色也不过只是人披上一张动物的毛皮在继续演戏而已。这样，小说的这种回归传统的神秘文化就显得矫揉造作与浅薄潦草了，也只能成为吸引外国读者和学者的小花招而已。再说“六道轮回”，本应该是一个佛教的用语，佛说：一切众生，沉沦三界之内，由其所作之罪业不同，因而轮回六道当中。
    六道其实应称为“六凡”，它与“四圣”相对，佛家统称“十法界”四圣六凡。四圣是指佛、菩萨、缘觉、声闻四种圣者的果位，乃圣者之悟界；六凡则指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及地狱等六界，为凡夫之迷界，亦即六道轮回的世界。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那是因为有情众生，起心动念。所谓一念心生，则入三界；一念心灭，则出三界是也。然而构成“六道轮回”的基础却不是荒诞的魔幻主义，它具有极缜密的逻辑关系，那就是因果业报。所谓善念生三善道，恶念生三恶道。显然，莫言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宗教，而是想当然的认为“六道轮回”就是简单的畜生道，造成了人物六次轮回，而这六次轮回显然是作家疲惫地为了凑够数目而费心写作的结果，实在降低了小说写作应有的文化意蕴。
     当然，仅仅把“六道轮回”的概念作为小说评判的尺度是不正确的，因为莫言并不是为了写作一部宗教小说，“六道轮回”只是小说的一个外衣而已。因此失败的外包装并不能否定整部小说。那么，我们再来读读这部小说的精神尺度。《生死疲劳》吸取了小说《檀香刑》失败的教训，在这部小说中，莫言在积极扮演一个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试图通过自己对中国历史以及人物命运的解读，来关怀现代中国人生存的状况与个性。但我读来，依然有某种隔阂，作为农民出身的小说作家莫言，他所具备的这种西方人文精神不是从自我的内在精神中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简单认知，甚至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的简单判断得出的结论，这就造成了这部看似有启蒙与批判意识的小说背后，依然是作家的一颗冷漠与隔阂的心灵，因为它缺乏一种来自生命体验中的热力，促使作家的心灵沸腾之后完成写作。也因此，《生死疲劳》中莫言对于小说人物命运的变化采取的这种变形与夸张的处理，则带有某种猎奇的心理，完全忽视了人物性格在不同角色变化和时代环境中的人性关怀，诸如在写到变化成猪之后，作家又开始了自己狂欢化的叙述，造成了语言视觉上的奇观，那种人文精神的内在的东西被完全消解掉了。同时，在莫言所塑造的另外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作为统治秩序的法则同人间一样残酷与可怕，而所有的反抗则因为动物性的变化而显得无力，因此几次轮回只能成为生命的反复变化，而没有实际的现代意义，成为一种无味且没有意义的重复写作。
     但莫言毕竟是有一定自觉意识的作家，善于吸收和调整自己的写作，可惜这种吸收和调整总是在仓促之中匆匆完成，而来不及咀嚼和消化，因此造成了他对很多现代精神的误解和处理失当。在小说《生死疲劳》的最后，莫言试图通过一种具有绝对现代化和超未来的结局来达到某种超越性，但这种超越性限制在作家虚无缥缈的精神范畴之中，而没有建立在作家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以及其历史发展真实和完善的分析与研究之中。莫言的写作经验来自于他的童年经验，因此他在童年农村的生活经验成为他小说中的重要资源，但他写作的内在经验是停滞的，因此在小说《生死疲劳》中，可以观察到莫言对于中国乡村的认识是没有深入变化的，而是一贯地停留在一个认识层面之上的。因此，他的小说叙述就造成了他的小说建立在有限的经验基础之上，任由想象进行虚无缥缈的虚构和创作，由此导致他的绝对超现实和后现代性的结尾在我读来就显得做作和极度的不自然。
     也因此，可以看出莫言的长篇小说是一部主题先行的观念写作小说，在这部小说还没有开始创作之前，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对于小说所要表达的精神诉求进行的准备和定位，那么作家所要完成的就是进行组合与写作，而由此造成的观念写作必然是失败的文本组合。造成这种文本组合的另外一个原因，对作家莫言来说，则主要是诺贝尔情结所造成的后果，那种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人文精神和现代小说手法的简单运用，就试图来完成一部杰作的想法是可笑的，也是根本无法驾驭和完成的。因此，可以看出莫言的写作已经进入了一种观念写作的圈套，这种观念写作的圈套成为其写作失败的原因。但愿如《生死疲劳》这样奇怪而笨拙的小说不要成为作家继续复制的文本，而应该成为自己对观念写作的一个纪念碑。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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