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斐章文集_彭斐章 _9787307046917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彭斐章文集》是堪称我国目录学界泰斗——彭斐章老先生倾注多年心血编著而成的，既回顾了目录学的辉煌历史，又展示了目录学的丰硕成果，并展望了目录学的美好未来。

1.1古典目录学发展的总结
    20世纪初，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出现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彻底抛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中国目录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到清代目录学被誉为“显学”。因此，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中国古典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新旧并存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介绍和评价西方目录学的著译，如1909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图书馆》一文，介绍西方目录工作和杜威十进分类法；1922年朱家治在《新教育》杂志上刊登《欧美各国目录学举要》，推荐了美、英、德、法等国各种书目38种；1926年杜定友撰《西洋图书馆目录史略》；1930年英国福开森著《目录学概论》，由耿靖民翻译；1935年闵锋译《西洋目录学要籍及名辞述略》；1944年张遵俭撰《中西目录学要论》等。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西学东渐，西方目录学著作及其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对我国书目工作实践和目录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目录学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局面。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非常活跃，由于目录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认识事物的观点各异，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李小缘在其所著《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之进步》中对这一时期的目录学家划分为四派：史的目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校雠目录学家、介于三者之间的新旧俱全者。史的目录学家注重总结我国目录学的历史，阐明古典目录学的起源、原理、方法、目录学家派别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一批专著，如刘纪泽《目录学概论》(193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1932)、刘异《目录学》(1933)、汪国垣《目录学研究》(1934)、周贞亮《目录学》(1935)、程会
    昌《目录学从考》(1937)等。其内容涉及到关于目录学史的整体研究，目录学的起源、意义的研究，有关古代书目的研究，目录学家的研究等。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是其精华之所在，他从目录学的起源，目录学的意义，古典书目的功用、体例、类例沿革等方面予以总结，认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思想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从来目录学之意义”，“要以能叙学术源流为正宗”，得出了“目录学，学术之史”的结论。校雠目录学家强调将目录学与校雠学融为一体，将目录学作为整理和阅读古代文献的方法。代表作有刘咸炘《目录学》(1934)，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1934)，蒋文卿《校雠学史》(1934)，陈钟凡《古书校读法》(1943)，张舜徽《广校雠略》(1945)，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1946)等。蒋伯潜的《校雠目录学纂要》将校雠学与目录学融为一体，认为校雠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提出研究学术源流派别是学术史的任务，不是校雠目录学的任务，但研究目录学者必须洞悉历代学术源流。版本目录学家导源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对版本的记载，代表性著作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1918)，叶德辉《郎园读书志》、《书林清话》(1920)，钱基博《版本通义》(1933)，柳诒徵《中国版本略说》(1934)等。版本目录学家重在古籍版本的考订和版本研究历史与理论的总结，《书林清话》以笔记体裁总结了我国清代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版本目录学专著。所谓“新旧俱全者”既强调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又重视吸取西方目录学新的方法和技术，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方向。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大纲》(1928)、毛坤《目录学通论》(1934)、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第四编《书志目录学》(1935)、马导源《书志学》(1934)、姚名达《目录学》(1933)与《中国目录学史》(1937)等。融合派(新旧俱全者)的代表人物是姚名达，他的主要代表作是《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是给一般图书馆员和读者作一把开门的钥匙用的，全书分原理、历史、方法三篇二十章。他创立的论、史、法目录学知识框架，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为后来许多目录学教材所沿用，影响甚广。
    《中国目录学史》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专题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他在“结论篇”中总结回顾中国传统目录学时写道：“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之纲目始终不能超出《七略》与《七录》之矩镬。”他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主张精撰解题，不赞成详列篇目。他希望统一分类和标题，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学易做，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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