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了农村人福贵悲惨的人生遭遇。福贵本是个阔少爷,可他嗜赌如命,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他的父亲被他活活气死,母亲则在穷困中患了重病,福贵前去求药,却在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经过几番波折回到家里,才知道母亲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地养大两个儿女。此后更加悲惨的命运一次又一次降临到福贵身上,他的妻子、儿女和孙子相继死去,最后只剩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老人依旧活着,仿佛比往日更加洒脱与坚强。本书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10本好书奖(1994年)、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1994年)、第三届世界华文“冰心文学奖”(2002年),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20世纪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
余华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震撼着一批又一批的读者。他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余华,1960年出生,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随笔集4部。主要作品有《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希腊、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波兰、巴西、以色列、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国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05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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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
外文版评论摘要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农村。我喜欢喝农民那种带有苦味的茶水,他们的茶桶就放在田埂的树下,我毫无顾忌地拿起积满茶垢的茶碗舀水喝,还把自己的水壶灌满,与田里干活的男人说上几句废话,在姑娘因我而起的窃窃私笑里扬长而去。我曾经和一位守着瓜田的老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是我有生以来瓜吃得最多的一次,当我站起来告辞时,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孕妇一样步履艰难了。然后我与一位当上了祖母的女人坐在门槛上,她编着草鞋为我唱了一支《十月怀胎》。我最喜欢的是傍晚来到时,坐在农民的屋前,看着他们将提上的井水泼在地上,压住蒸腾的尘土,夕阳的光芒在树梢上照射下来,拿一把他们递过来的扇子,尝尝他们的盐一样咸的咸菜,看看几个年轻女人,和男人们说着话。我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拖鞋,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我的屁股。我整日张大嘴巴打着哈欠,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的拖鞋吧嗒吧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我到处游荡,已经弄不清楚哪些村庄我曾经去过,哪些我没有去过。我走近一个村子时,常会听到孩子的喊叫:“那个老打哈欠的人又来啦。”于是村里人就知道那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的人又来了。其实所有的荤故事所有的酸曲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我知道他们全部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自然这也是我的兴趣。我曾经遇到一个哭泣的老人,他鼻青脸肿地坐在田埂上,满腹的悲哀使他变得十分激动,看到我走来他仰起脸哭声更为响亮。我问他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他用手指挖着裤管上的泥巴,愤怒地告诉我是他那不孝的儿子,当我再问为何打他时,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了,我就立刻知道他准是对儿媳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还有一个晚上我打着手电赶夜路时,在一口池塘旁照到了两段赤裸的身体,一段压在另一段上面,我照着的时候两段身体纹丝不动,只是有一只手在大腿上轻轻搔痒,我赶紧熄灭手电离去。在农忙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一家敞开大门的房屋去找水喝,一个穿短裤的男人神色慌张地挡住了我,把我引到井旁,殷勤地替我打上来一桶水,随后又像耗子一样蹿进了屋里。这样的事我屡见不鲜,差不多和我听到的歌谣一样多,当我望着到处都充满绿色的土地时,我就会进一步明白庄稼为何长得如此旺盛。那个夏夭我还差一点谈情说爱,我遇到了一位赏心悦目的女孩,她黝黑的脸蛋至今还在我眼前闪闪发光。我见到她时,她卷起裤管坐在河边的青草上,摆弄着一根竹竿在照看一群肥硕的鸭子。这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羞怯地与我共同度过了一个炎热的下午,她每次露出笑容时都要深深地低下头去,我看着她偷偷放下卷起的裤管,又怎样将自己的光脚丫子藏到草丛里去。那个下午我信口开河,向她兜售如何带她外出游玩的计划,这个女孩又惊又喜。我当初情绪激昂,说这些也是真心实意。我只是感到和她在一起身心愉快,也不去考虑以后会是怎样。可是后来,当她三个强壮如牛的哥哥走过来时,我才吓一跳,我感到自己应该逃之天天了,否则我就会不得不娶她为妻。我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时,是夏天刚刚来到的季节。那天午后,我走到了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树下,田里的棉花已被收起,几个包着头巾的女人正将棉秆拔出来,她们不时抖动着屁股摔去根须上的泥巴。我摘下草帽,从身后取过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身旁是一口在阳光下泛黄的池塘,我就靠着树干面对池塘坐了下来,紧接着我感到自己要睡觉了,就在青草上躺下来,把草帽盖住脸,枕着背包在树阴里闭上了眼睛。这位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我,躺在树叶和草丛中间,睡了两个小时。其间有几只蚂蚁爬到了我的腿上,我沉睡中的手指依然准确地将它们弹走。后来仿佛是来到了水边,一位老人撑着竹筏在远处响亮地吆喝。我从睡梦里挣脱而出,吆喝声在现实里清晰地传来,我起身后,看到近旁田里一个老人正在开导一头老牛。犁田的老牛或许已经深感疲倦,它低头伫立在那里,后面赤裸着脊背扶犁的老人,对老牛的消极态度似乎不满,我听到他嗓音响亮地对牛说道:“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疲倦的老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后,仿佛知错般地抬起了头,拉着犁往前走去。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随后,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先是咿呀啦呀唱出长长的引子,接着出现两句歌词——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因为路途遥远,不愿去做皇帝的女婿。老人的自鸣得意让我失声而笑。可能是牛放慢了脚步,老人又吆喝起来:“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一头牛竟会有这么多名字?我好奇地走到田边,问走近的老人:“这牛有多少名字?”老人扶住犁站下来,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后问:“你是城里人吧?”“是的。”我点点头。老人得意起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说:“这牛究竟有多少名字?”老人回答:“这牛叫福贵,就一个名字。”“可你刚才叫了几个名字。”“噢——”老人高兴地笑起来,他神秘地向我招招手,当我凑过去时,他欲说又止,他看到牛正抬着头,就训斥它:“你别偷听,把头低下。”牛果然低下了头,这时老人悄声对我说:“我怕它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它,它听到还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劲啦。”老人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里面镶满了泥土,就如布满田间的小道。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四十多年前,我爹常在这里走来走去,他穿着一身黑颜色的绸衣,总是把双手背在身后,他出门时常对我娘说:“我到自己的地上去走走。”我爹走在自己的田产上,干活的佃户见了,都要双手握住锄头恭敬地叫一声:“老爷。”我爹走到了城里,城里人见了都叫他先生。我爹是很有身份的人,可他拉屎时就像个穷人了。他不爱在屋里床边的马桶上拉屎,跟牲畜似的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我爹打着饱嗝,那声响和青蛙叫唤差不多,走出屋去,慢吞吞地朝村口的粪缸走去。走到了粪缸旁,他嫌缸沿脏,就抬脚踩上去蹲在上面。我爹年纪大了,屎也跟着老了,出来不容易,那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会听到他在村口嗷嗷叫着。几十年来我爹一直这样拉屎,到了六十多岁还能在粪缸上一蹲就是半晌,那两条腿就和鸟爪一样有劲。我爹喜欢看着天色慢慢黑下来,罩住他的田地。我女儿凤霞到了三四岁,常跑到村口去看她爷爷拉屎,我爹毕竞年纪大了,蹲在粪缸上腿有些哆嗦,凤霞就问他:“爷爷,你为什么动呀?”我爹说:“是风吹的。”那时候我们家境还没有败落,我们徐家有一百多亩地,从这里一直到那边工厂的烟囱,都是我家的。我爹和我,是远近闻名的阔老爷和阔少爷,我们走路时鞋子的声响,都像是铜钱碰来撞去的。我女人家珍,是城里米行老板的女儿,她也是有钱人家出身的。有钱人嫁给有钱人,就是把钱堆起来,钱在钱上面哗哗地流,这样的声音我有四十年没有听到了。我是我们徐家的败家子,用我爹的话说,我是他的孽子。我念过几年私塾,穿长衫的私塾先生叫我念一段书时,是我最高兴的。我站起来,拿着本线装的《千字文》,对私塾先生说:“好好听着,爹给你念一段。”年过花甲的私塾先生对我爹说:“你家少爷长大了准能当个二流子。”我从小就不可救药,这是我爹的话。私塾先生说我是朽木不可雕也。现在想想他们都说对了,当初我可不这么想,我想我有钱啊,我是徐家仅有的一根香火,我要是灭了,徐家就得断子绝孙。上私塾时我从来不走路,都是我家一个雇工背着我去,放学时他已经恭恭敬敬地弯腰蹲在那里了,我骑上去后拍拍雇工的脑袋,说一声:“长根,跑呀。”雇工长根就跑起来,我在上面一颠一颠的,像是一只在树梢上的麻雀。我说一声:“飞呀。”长根就一步一跳,做出一副飞的样子。我长大以后喜欢往城里跑,常常是十天半月不回家。我穿着白色的丝绸衣衫,头发抹得光滑透亮,往镜子前一站,我看到自己满脑袋的黑油漆,一副有钱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