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_陈德球著_9787301249727

　　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和中国制度背景的详细分析和考察，《政府质量、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分析了地方政府质量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主要创新点为：一是从微观视角采用综合政府质量指数，考察政府治理质量对企业层面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提供了解释政府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对改革进程影响的微观证据，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及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新认识。二是相对现有政府对企业影响的文献，从微观主体出发，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视角考察政府质量影响资源配置的机制，并进一步考察终极控制人性质对资本配置效率与政府质量之间敏感度的影响，为理解政府质量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和资本市场监管效率提供政策启示。三是针对同一国家不同地区政府治理水平差异程度的比较分析，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国家政治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已有跨国研究的有益补充，在现有跨国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针对新兴市场的经验证据。

　　中国的改革是建立在安格鲁-萨克斯的公司治理模式基础上的，这个治理模式通常按照代理理论来解释。因此，在以前的研究中，代理理论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除了代理理论之外，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的全面分析可以通过新制度理论来补充。按照制度的观点，国家之间的公司治理体制的差异能够帮助解释各种不同的公司治理制度，这也与每个国家可能形成它们自己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观点相似。因此，本章分析两种基本的观点，从代理理论和新制度理论分析公司治理制度的有效性。
　　按照标准的代理理论，管理者和股东有不同的利益目标，他们的利益一致性通过董事会独立性、所有权集中度、公司控制权市场、管理者的劳动力市场等治理机制来实现。因此，有效的公司治理依赖于所有者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能力。一些研究认为，经济压力会促使公司治理与以代理理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趋同。
　　实际上，公司治理制度根据不同国家的环境而表现出差异化。国家制度的嵌入性和制度之间的互补性能够解释公司治理的差异化。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社会的优越性和独特的制度背景，改革过程中的公司治理有效性应该考虑到它的独特制度环境。制度理论认为，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会受到除代理理论之外的因素驱动（North，1991）。转型经济会经历体制的动荡，这会导致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和监管框架、经济制度以及财务结构的根本改变。
　　传统的研究者在代理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公司治理，把现代公司看做是委托人（风险承担的股东）与代理人（具有专业技能的管理者）之间的契约纽带。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前提下，各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可能需要去加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股东被认为以合理的风险最大化公司价值，聚焦于高的股利，提高股票价格。相反，管理者更偏好于在职消费和帝国构建行为，也可能会有卸责行为。当股东具有一系列监督管理中层的行为时，他们对公司做出的有质量的决策具有不完全的信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契约难以有效实施，当分散的股东比较多时，股东面临免费搭车现象，代理成本产生。
　　比较公司治理被认为是最小化代理问题的一种机制。例如，美国和英国的公司被认为具有分散的股权结构，公司控制权市场、法律监管和契约激励是关键的公司治理机制。相反，在欧洲国家和日本，大股东通常是银行家和家族，他们保持能力以实施直接的控制权，在一个较弱的市场化导向的信息披露制度、较弱的管理层激励和更多债务攻击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这就是代理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体现的原因，代理问题不能够解决国家之间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化。
　　第一，代理理论忽略了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多样化身份特征。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如银行、机构投资者和家族等）具有不同的特征，特别在投资者是自己设计制度安排来治理公司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学者们没有注意到国家之间管理者利益的差异化和利益之间的社会构建。
　　第二，代理理论忽略了公司利益者之间重要的相互依赖性（Freeman，2010）。因为他们仅仅关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双边契约。公司之间所有权可能会形成一个网络，这有助于商业竞争、合作与创新（Whidey，1999）。因此，公司治理最终是多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结果。例如，公司控制权市场可能会通过较低利润的投资来服务于股东，但他们也可能会面临着来自员工的阻力，因为他们害怕违背公司专有投资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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