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芒，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八十四岁的法国哲学家安德烈·高兹为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妻子多莉娜写下这封情书，记述了二人共度五十八年的情感历程，之后打开煤气共赴黄泉。在平静、理性、深情的叙述中，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形象带给了读者巨大的冲击和感动。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我是在一年前开始译的。还记得很清楚，在去法国的短期旅行中，我带上了它。匆促的旅行，却有非常安静的住处。房间外面有一个小小的阳台，白色的塑料桌椅，我趴在房间里小小的书桌上，读完它，并且译了最初的两千字。这个场景符合我想象中的开始，外面开着初夏的花儿，早晨的空气还有些凉，但是白天可以有非常艳丽的阳光。几乎就是书里描写的最后二十三年的时光了，虽然不是在法国的勃艮第，高兹那幢种了两百棵树的房子里。
我不能够有这样的时光，所以，在结束了两千字之后的刹那间，我突然感到了犹豫，是作为译者的犹豫。犹豫不是因为它的意义——意义的问题从来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也不是因为它所描述的爱情——高兹并非我现在已经非常惧怕的“浪漫主义者”。我犹豫是因为自己：我不知道，如果自己已经把爱情的实质视作对谎言的维护，是否还能够投入一段他人的，在追寻生命本质层面上的爱情？
或许作为译者，我能够有的最理想的前提只是，几乎和所有的读者一样，我对高兹没有任何“偏见”。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甚至没有听过他的名。零星的资料告诉我，他是一个出色的记者，法国政论性刊物《新观察家》的“创建者”之一。再不就是一些标签：哲学家，最后的“存在主义者”，现代很时髦的新兴学科“政治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
因为没有“偏见”，因为对所有这些标签性的语汇都不是那么敏感，所以，高兹能够打动我的，到我完成了最初的两千字为止，也还是那段印在封底的，小册子的开始文字：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
不，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两个人的爱情和简单的陪伴，用对方肉体的存在消除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寂寞和惶恐。从挽着心爱的人的手，心惊胆战地徘徊在死亡边缘到最终可以打开煤气，两个人共赴另一个世界，这里面所经历的，是对于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更好理解，贴近生命本质的理解；是透过对方理解生命的本质，是透过和对方的关系理解生命的本质；是“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正是这样的关系让高兹不再“推迟存在”，他希望，在对方给了他自己生命的全部之后，能够把自己的全部交付在对方的手里——只要她需要。
最美丽的爱情不是在所谓的两难选择中，选择为爱情合弃其他的一切：声名、财富、乃至皇位，抑或是通过自己来改变这个世界的野心——这恰恰是文学里的爱情；而是通过自己的承担将所有自己认为重要的一切合为一体，合为最基本的“在世经验”。我想，这应该是高兹的意思。而我也是在确立了高兹的这一层意思之后，希望能够将自己融人到他们历经磨难，通过相遇、相守之后所建立的“在世经验”里。
融入，却不是为了这个故事可以成为普天下的爱情模式。抽象的哲学与我们的“在世经验”没有任何关系。或许，生活中的爱情就只是我们丰富、乃至能够更美好地享受个人存在的“在世经验”。遗憾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也不可能拥有过这样的“在世经验”。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因为我们在下决心的时候，没有迎来那个愿意用他/她的智慧赌你的智慧的人。但是，我们依然以这样或者那样不贴近本质的方式爱过，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在理解我们认为美丽的爱情。理解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不就已经是爱情的发端了吗？我们不需要比较，只需要一次真正的创造和付出。这其中，我想，应该包括你我的阅读。
为此，我在一年后结束了它的翻译。依然不是在高兹那幢种了两百棵树的房子里。是在秋天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气。我用我对爱情和幸福的质疑迎来了高兹的平静。或许在结束的此刻，我真的需要下决心相信，爱的岁月是可以随着记忆和文字永在的。或许，我们真的需要，像回望这段“爱的岁月”的高兹一样，学会属于自己的“与现时生活处在同一个平面”的方式。
译者
2009年10月于上海
安德烈·高兹，法国左翼思想家、萨特的学生、《新观察家》周刊的创始人。高兹于1923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48年，高兹移居法国，1954年加入法国国籍。高兹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叛徒》、《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等。2007年，高兹与妻子双双自杀于巴黎郊区的家中。袁筱一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主要译作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卢梭著）、《外面的世界》（杜拉斯著）、《流浪的星星》（勒克莱齐奥著）、《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著）、《法兰西组曲》（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著）等，著有《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我目光下的你》、《最难的事》等。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此刻我只需要告诉你这些简单的东西，已是足够，接下去我们再谈论不久以前开始折磨我的问题。为什么一直以来你很少出现在我的笔端，而我们的结合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叛徒》中的你会是一个不真实的、走了形的你？现在这本书应该清楚地说明，我和你相约终生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它让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愿望。那么，我为什么不在这本书里讲述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呢？一个我们在《叛徒》写完的七年前开始共同拥有的爱情故事？为什么我不谈谈你身上那些令我着迷的地方？为什么以前我要把你描绘成一个可怜的小家伙，“谁也不认识，不会讲一个法文单词，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而事实上，你有你的朋友圈子，你是洛桑一个戏剧小组的成员，甚至在英国，有个男人还眼巴巴地等你回去，想和你结婚。
在写《叛徒》的时候，我并没有能够实现原先所期待的深层次的自我探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理解和澄清。我需要重建我们的爱情故事，这样才能够抓住真正的意义。正是我们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这个模样，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给你写这封信，我就是为了弄明白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我们的故事有一个很美妙的开始，几乎称得上一见钟情。相遇的那天，你被三个男人包围着，借口说是要和你玩儿牌。你有一头浓密的棕发，珍珠色的肌肤，英国女人那种高而尖的声音。你刚从英国来到这里，三个男人都试图引起你的注意，操着生硬的英语向你献殷勤。你是那么高贵，俏皮——witty，几乎无法翻译成法文——美得如同一个梦。就在我们的目光彼此交错的时候，我在想：“我不会有机会的。”后来我知道，那天的主人早已和你打过预防针了，说我“是一个澳洲犹太小子，毫无意趣”。
一个月后，我在街头又遇见了你，看着你舞蹈般的步态，很是着迷。接着有一晚，偶然间，我远远地看见你离开办公室，来到大街上。我跑着想要赶上你。你走得很快。那是一个雪天。大雪过后的毛毛雨让你的头发愈发显得卷曲。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说我们去跳舞吧。你说行，whynot，你说，很简单的回答。我记得日子：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的英语不太流利，但勉强还行。这多亏我为马格拉特出版社译的两本美国小说。就是在这次，我知道你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读了很多书：弗吉尼亚·伍尔夫，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柏拉图……
我们谈起了英国政治，工党内部的不同流派。你总是很快就能区分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任何复杂的问题，似乎在你看来都很好解决。你从来不怀疑自己判断的准确性。你的自信是哪里来的呢？你的父母也一样分开了，你很早就离开他们生活，先是离开了一个，然后再离开一个。战争后期，你和你的小猫泰比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你的食物配额。最后，你甚至离开了你的国家，想要探索另外的世界。一个一文不名的“澳洲犹太小子”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呢？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你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我是在以后才渐渐明白，究竟是怎样的根本经验让我们能够在瞬间靠近。
我们再次相见。还是去跳舞。还一起看了热拉尔-菲利普主演的《魔鬼附身》。电影里有个镜头，女主人公要求餐厅主管换一瓶已经开启了的葡萄酒，因为，她说，她觉得酒有股子瓶塞味。于是我们在舞厅里重演了这一幕，但是餐厅主管在检查了之后，发现了我们的猫腻。在我们的坚持下，他还是换了一瓶，但他警告我们说：“以后休想再踏进这里半步！”我非常欣赏你的冷静和自若。我自忖道：“我们天生就是一对好搭档。”
一起出去了三四次后，我终于得以拥你在怀。
我们不急。我小心翼翼地脱去你的衣服。现实与想象竟然会有如此完美的吻合，米洛斯岛的阿芙西，你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带着批评的目光退后一步，但这并不排除你对于自己熟悉的一切还是有一种默契。我一直说你“仅供出口”，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出口的产品，在英伦本土找寻不到。
我们俩对英国大选的事情都很起劲，原因在于它事关社会主义的未来，但并不完全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对你最糟糕的攻击就是认为你的观点是出于爱国主义。后来，阿根廷武装力量入侵马洛于内群岛时，我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大人物到我们家来，说你的观点出于爱国主义，而你断然回答说，只有傻瓜看不出来，阿根廷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无非是为了重整旗鼓，再次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府，英国的胜利最终加速了独裁政府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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