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发掘、比对,通过对语言场域等语言学理论的出色运用,成功揭示了早在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手里就已出现属于现代汉语范畴和新文学形态的文本作品,在其创作和翻译的中文著作里(尤其是汉译《圣经》),欧化白话文的规范、面貌得以确立、呈现,且对后来的文字改革和白话文运动,对中国新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袁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现代文学。现为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小说分会会长。著有《张恨水评传》、《小说奇才张恨水传》、《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鸳鸯蝴蝶派》、《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文学通史》近代编、《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等,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等。
前言
绪论
第一章 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古代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互相对立与渗透
第二节 晚明清初新出现的语言欧化现象
第二章 近代欧化白话文的发生
第一节 新教传教士用白话和欧化的原因
第二节 传教士和汉语罗马化
第三节 传教士事业与白话语言运动
第三章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汉语语言变化
第一节 “官话”工具书的编撰和拉丁语法的介入
第二节 从对古白话的改写看欧化
第三节 翻译与欧化
第四节 “生新”:新词的创造与传播
第五节 新的腔调
第四章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汉语文学变革
第一节 传播媒介的变革
第二节 诗歌的欧化
第三节 散文的变革
第四节 新小说的崛起
第五节 新剧和新型儿童文学的问世
第五章 西方传教士欧化白话文的影响
第一节 晚清文字改革与白话文运动
第二节 从官话到国语运动
第三节 否定西方传教士影响的辨别
第四节 为什么会否定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结论
后记
《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
传教士认为以官话翻译圣经的好处之一,是当颂读官话圣经时,在说话的中国人之中的文盲大多数能够听得懂,而文言文则只有阅读者本人能够理解,明白的仅限于少数。在讲道时,译员要将文言文圣经转述成口语,而使用的若是官话圣经,便可以避免额外添加的一步。此外,使用文言文难免会涉及大量的儒家用语,以及书写语言有时出现的各种意义暗晦之处,两者也都可以避免。①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一方面,文理译本《圣经》所固有的缺点——不便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纠缠过甚愈发明显地表达出来,日益无法适应传教工作的需求;另一方面,文言文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地位的变化,也影响到了传教士们对文言译本的评价,随着文言所具有的社会文化资本的降低,这一优势日益显得不足以抵偿它的固有缺点。因此,在这一时期,文理译本《圣经》的象征意义开始远大于其实用意义。而对于方言译本来说,由于中国所存在的方言数目太过于庞大,而彼此之间的差距又太过于明显,使得一种方言的译本只能通行在特定的地区,为与人口总数相较甚为有限的人群所理解。由此,对传统翻译思路的不满使得传教士开始趋向于寻找一种“中间语体”的努力。这种努力造就了19世纪中后期《圣经》汉译活动中两种极为重要的翻译思潮:浅文理译本的繁盛和官话译本地位的上升。
西方传教士用白话翻译《圣经》其实是在他们用文言翻译《圣经》之后,要了解为什么新教传教士们最终将希望寄予了白话,我们必须对前文所提到的近代各种书面语言作一较为详细的回顾和分析。前文中我们分别提到了三种主要的书面语:文言、浅近文言和白话,并对它们主要适用的范畴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文人来说,他都不可能只是单单使用其中的一种,而必须根据不同的场合、群体和他所希望表述的内容,来谨慎地选择自己在当时当地所使用的语言。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梁启超,我们看到,他在写作严肃的奏折的时候选择使用“高雅精妙”的文言,在为报刊写文章的时候大多选择浅近文言,而在写作他所鼓吹的“新小说”的时候则使用白话。这是一种普通的常识,然而我们却不得不在此再次提出它,因为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这个简单的事实很容易被忽略,我们通常喜欢把近代人物和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书面语言建立一种简单的等同关系,如严复与文言,梁启超与浅近文言,陈独秀与白话,而忘记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本身就是以文言所写成,他们并不是“只”使用这一书面语言,而是在特定的场合“选择”使用这一书面语言。
“语言场域”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按照赫德森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的概括,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对如下的概念:在传统语言学中,“语言”与“社区”的观念被视为固定不变的,每个人在任何场合都按照同一种语言原则进行表述;而社会语言学则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事实上的“多语社会”之中,他必须灵活地依据自己所处的不同情境、所属的不同集团,选择最适宜的表述方式①。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它更是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并且意味着不同的“象征资本”。人们选择语言的行动,本身也可视作一种“占位”。而语言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则是权力运作与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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