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昨日之河_李伯勇　著_9787506374736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这是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青融入乡村最终失败的故事。
　　教师之子、城镇知青刘彤在文革中受挫折，作单个知青插队下放，像一片叶子飘到南方小乡村窑岭。窑岭正掀批斗高潮，窑岭人挖坟，与祖先决裂，不要自己的历史，也讳言自家的历史。刘彤内心渴望革命却行动消极，受到大队冷落，落入窑岭生活的底层。他既是窑岭的旁观人，又是窑岭的新居民，接触窑岭各式各样的人，他慢慢知道了窑岭的历史，建立了对它的记忆，也由此融入窑岭。他目睹了窑岭一幕幕真实的生活：大队书记复职、再婚，推行极左做法；生产队长与多个女人关系暧昧；残疾的年轻房东从绝境中崛起，赢得了婚姻和家庭；在风风火火学大寨之下，饥荒一个接一个；队与队之间的纠结，杨家、马家等姓氏明争暗斗。窑岭加速瓦解，乡民加速离析。刘彤成了农民一分子，因有文化和做事认真而做了生产队干部。他自信与农民命运融为一体，积极谋划婚事和成家，做真正的扎根者，窑岭民众的代言者。他在扳倒大队书记的事变中挺身而出，以极左言语为农民也为自己鼓与呼，他觉得自己成了新时代的新农民，真正的窑岭人。1971年窑岭又一次动荡。大队书记挺过难关再次执掌权力。窑岭人又一次变脸，矛头直指刘彤，给他加了许多罪状，却没人认他是窑岭人。刘彤才明白，他始终是窑岭的一个零余者，他融入窑岭彻底失败。

以一部小说宣告的失败
——序《抵达昨日之河》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

以一部小说宣告的失败

——序《抵达昨日之河》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

在《抵达昨日之河》之前，我读过李伯勇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和《旷野黄花》。应该说，关于动荡的乡村，关于漂浮的乡村知识人，李伯勇这三部小说个性化的反思和批判有着内在的精神一致性。虽然我不能说李伯勇的小说完全契合我个人的阅读趣味，但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我当然能意识到李伯勇以文学想象和建构近现代中国乡村的史诗意义。这些小说灌注着李伯勇内心撕裂般的爱与恨、拒绝与认同、疏离与抵近。李伯勇不是在做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文学，而是将文学作为自己精神呈现的一种也许是唯一的方式。《抵达昨日之河》涉及的知青和乡村的精神纠缠的复杂性在当代文学中不是陌生的话题。早的如张抗抗、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孔捷生、阿城、王安忆、苏童、余华……近一点的如毕飞宇、王小波等都写出过一些有影响的小说。而且从目前情况看，这仍然是一个生长中的文学主题。这就意味着这一文学母题能够不断被延展着被变动不居的当代激活，同时也不断成为我们当下精神资源的一部分。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李伯勇的独异性是不应该被轻忽的。说李伯勇“独异”，并不一定是指他小说技术上的先锋。从小说技术上考量，李伯勇甚至可能是“守旧”的。我说“独异”首先是他所处的写作位置。位置往往决定一个作家写作的立场。李伯勇是作为一个在乡的“旧知青”的见证者身份在写这部小说。我没有做过仔细的统计，像李伯勇这样的在乡“旧知青”写作者现在还有多少。只从我知道的文学史来看，我们谈论的所谓“知青文学”，往往都是换做城里人的身份，然后再去眺望“昨日之河”的作家们。而李伯勇在的位置，不是坐拥城市楼亭的“眺望”，而是盘桓在那个曾经或上或下的“旧山”、“旧乡”，并且一次次沉潜地“抵达”。不仅如此，在个人经验如何成为可持续的文学资源，文学对公共经验压抑的想象性反抗和改造，文学作为思想史的可能和意义，怎样的写作是有根的写作等方面李伯勇的写作都有着其丰富的“独异性”。

按照李伯勇自己说，“知青融入的困难”是这部长篇的主题之一。教师家庭出身、且受革命意识形态教育长大的知青刘彤，如同一片树叶融入南方乡村窑塘——窑岭而不可得，象征着知青身上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融入乡村之难：意识形态摧毁了旧秩序，仍受到乡村的抗拒。知青只有在文化层面、心灵层面融入才能是真正的融入，而文化和心灵与当地的村庄意识相关联。时代的诡异在于，刚下放窑塘时正值窑岭人力图抛弃村庄意识和集体记忆，他却开始植入村庄意识和集体记忆，一是基于新鲜，二是基于生活的必需。窑岭以往的历史及集体记忆，窑岭“当下”的生活，以一种断断续续的、藏头露尾的、即时感受的方式（如传说、礼仪、习俗、人的性格、心理、无意识、命运）进入刘彤头脑中。他成为窑岭底层农民——融入村庄，有个有意和无意建立乡村集体记忆的过程。吊诡的是，受革命意识形态滋养的刘彤逐渐进入窑岭生活——村庄的深处，却是窑岭村庄名存实亡，农民主体精神——农民共同体消亡，农民根性消亡即农民原子化生存逐渐成为现实的时候，他的融入不但困难，而且无果，是悲剧性的，他始终是一个客居者、零余者。小说最后的一场“揭发会”，在窑岭结了婚，做了基层干部的刘彤却不是“窑岭人”。有人说他是反革命，是知青败类，是野心家，但没有一个人说他是窑岭人。

在村庄意识加速耗散的窑岭，知青刘彤的热血生命同样在加速耗散，在他是双重耗散。可以说，《抵达昨日之河》以一部小说反思一场运动的失败。这种失败记忆在参与其间人的精神传递中，不但体现上山下乡的历史彼时，当然也影响到数十年后的现实此刻，而且迄今未有穷期。阅读《抵达昨日之河》的过程中，我又把早些年出版的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找出了重读。书前有苏道锐教授的一篇序言。苏道锐说：“从改革时期的观点来看，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它所否定的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些准则，今天的中国都给予肯定。那些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普遍认为，除了他们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生活状况这样一个事实之外，他们在农村度过的时间是一种浪费。”（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伯勇写的是知青融入的失败，无意中却呈现了乡村的村庄意识耗散过程，在知青这个群体消逝的同时，提供了当今时代乡村意识历史性消亡的一个视角。

李伯勇的“失败之书”不是简单的控诉。李锐在回答梁丽芳关于《旧址》的提问时说：“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完全相同的经历，每个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充满了青春的浪漫，有的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和批判，有的伤感满怀不堪回首，有的依然认为那是理想的英勇实践。……同样一段历史，当它被人们记忆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黑白难辨。所以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更不相信文学可以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李锐：《关于〈旧址〉的问答——笔答梁丽芳教授》《拒绝合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锐的观察放在城里人说知青往事大抵不错，但如果我们考虑李伯勇这些在乡的“旧知青”，可能我们所谓的“知青文学”要复杂得多。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李伯勇就能够抵达“‘真实’的历史”。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的抵达永远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抵达，《抵达昨日之河》当然也不会意外。但《抵达昨日之河》在整个的“知青”的文学书写史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以戏谑、嘲弄的方式，而以精准、果断的批判和反思给这场运动做出“失败”的宣判。而且不只是对一场政治运动的宣判，《抵达昨日之河》可以视作李伯勇从成长史的角度对属于个人的失败做了一个也许是阶段性的宣判，并且对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作了精神上的溯源。这里，书中知青刘彤恰恰成了乡村意识消亡的见证人，当然也是李伯勇所感觉和所认识到了的。于是这部作品就跟别的知青小说区别开来。

由于“知青”是一个已经有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母题，我们自然回避不了在一个谱系上去看李伯勇的这部小说。《抵达昨日之河》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知青史”想象和历史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像一些研究者所理解的，在作家对历史进行想象性重构之前一定存在着对历史的“消解”和“颠覆”。跟李伯勇几部长篇如《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等一样，他对历史并没有进行“消解”和“颠覆”。“消解”、“颠覆”的观点在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写作中很盛行。其实，这个问题从1980年代乔良的《灵旗》就被提出来，而到了其后的“新历史小说”，“解构”的历史观似乎形成了一个很“公共”的看法。人们习惯认为，既然称为“解构”，称为“新历史小说”，当然就有一个“消解”和“颠覆”的对象，就有一个“旧历史小说”。而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因为频繁地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学书写，常常在一些研究者的视野里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假想之“旧”。确实，《白鹿原》《旧址》《银城故事》《花腔》《笨花》《第九个寡妇》《生死疲劳》《圣天门口》等，虽然它们都没有强调“重述”，但如果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来看，它们又是各有母本的。这些小说“重述”的是已经被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像《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反复“述”过的中国近现代史。那么这些“述”和“重述”中间哪个又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只要稍作辨析，就能发现这里隐藏的历史逻辑，“述”和“重述”都强调的历史当代叙述的合法性。这就提醒我们，当标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述”开道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建构也是它所处时代的“当代史”？因此，如果不看到这中间因时而易，变动不居的历史观就很难解释“述”和“重述”之间的错位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研究这些小说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从“消解”和“颠覆”历史之“旧”二元对立的角度去识别它的新经验。

《抵达昨日之河》和上述这种情况并不相同，“知青”话题在当代文学书写中很少有前面提到的这些作品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但即使在《抵达昨日之河》之前有过大量跟“知青”相关的写作，李伯勇也不是依靠着文学史中的对抗来作为自己的写作动力。你不能说1970、1980年代的“知青文学”就“政治不正确”，那么，那种把当下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比较的路数，在“知青文学”谱系中就不一定管用。没有政治的拨乱反正，当然也可以有一种文学史上的“影响焦虑”。一定意义上，李伯勇对“知青”的思考和表达是源发性的，他改变了依靠意识形态对抗来激活文学想象力的思路。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抵达昨日之河》反思20世纪中国政治现实的某些部分，固然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勇敢和良知，但时至今日对于这些问题的是非臧否，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其实早已经明确作出回答。问题的关键是文学还不只是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简单的或是或非的判断，而是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是与非予以自主性立场“文学性”的表达，建构出审美性、艺术性的文学世界。《抵达昨日之河》并不是再一次回应政治意识形态的明确结论，而是从其“明确结论”破敝而行，挖掘下去，对现当代中国乡村的整体性流变做了内在而精确的展示。这是李伯勇的文学“窑岭”的意义。

《抵达昨日之河》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重要文学命题是：“当代政治”如何进入并改写中国乡村？

“这部把下放知青与农民当作生活主体、表现中国特定年代（1968—1972）南方农村生活及农民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以知青刘彤融入下放地窑岭的曲折——融入的困难与失败为主轴，恰好展示农民共同体与农民自主意识即村庄（原乡）意识稀薄、瓦解、丧失——耗散的生活形态，揭示了农民主体诉求不断萎缩、趋于物质化、基本生存化、农民原子化生存、农民丧失农民性（农民自我背叛）的当代处境。知青（个体）融入当代农民（群体）的困难也就是身份认同——双向的认同和融入的困难。”“到了‘文革’，从物质到精神，真正意义上的村庄——农民共同体不复存在，基础崩裂了，人心浇漓了，底层塌陷了。”“农民共同体——村庄意识从内涵稀薄化，滑向单一化、基本生存化。农民共同体意识总是冠以意识形态帽子作曲折表达，恰好掩盖和消解了农民共同体意识。如此恶性循环因人民公社终结而终结，但人心的荒芜、精神（包括村庄精神）的重建绝不是农作物春天播种秋天收获那么容易，历史性的残缺还得由历史的建设进行补偿。”（《后记：大地上曾经漫涌的“河流”——农民共同体—村庄（原乡）的耗散》）应该说，如果用古典时代“成王败寇”的历史观，或者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来解答这个命题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这个业已普世化的命题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存在差异性和区别性。在世界格局中，“当代政治”有没有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政治”格局中，参与到整个当代政治的“地方”有没有和“地方性”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特色呢？而每一个当代政治的“地方”的个人，有没有他们各自进入当代政治的个别性呢？《抵达昨日之河》其实就想写出“当代政治”进入中国传统乡村之后引发的物质和心灵的“暴动”，写出人和人性的卑琐和高贵、妥协和矜持。李伯勇所提供的文学的“杨盛铭”、“窑岭政治”是当代文学样本，同时也是一个当代政治样本。从这种意义上，“当代政治”对中国乡村版图的改写是不是又是一场失败呢？在这方面，我以为《抵达昨日之河》还可以将“当代政治”和“乡村传统”的复杂纠缠写得更深刻。

虽然事实上《抵达昨日之河》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长篇小说，我还是倾向于不仅仅将李伯勇的这部作品作为一部小说来看。从这部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作品，我仍明显地感觉21世纪行走乡村的思想呼吸。记得很多年前，朱学勤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思想史的失踪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改革前”时代的民间思想家群落，因为当事人的一些在今天已经是拥有话语权的“知名人士”，那些“失踪者”成为了“归来人”，他们探寻的思想成了当今庙堂的一道道时髦亮丽的菜肴，他们早把些微具体的乡村置换成宽泛的山乡或大地，与渥浊的城市相对立，礼赞大地，从而坐实他们的现代乌托邦，于是思想者的自我形象又拔高了。文学上也有这样的时尚景象。从文学的角度，李伯勇似乎也不在我们文学的时尚话语中写作，他的《抵达昨日之河》，和此前出版的《恍惚远行》《旷野黄花》有着内在的精神一致性。虽然在我们这个轻阅读和浅阅读的文学时代，李伯勇的写作也许是“反潮流”。确实，李伯勇也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写作潮流中。他是一个以思想见长、把思想赋予血肉情性的作家，固执得有时似乎在钻牛角尖。因而李伯勇总能让我们重温有思想深度小说的力量。我要追问的是，当下的体系化、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会不会使李伯勇这样始终行走乡间的民间思想者遗存成为我们资讯发达时代新的“失踪者”？

但我认为，在知识人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县城及其以下广大区域的“废乡”，已经不单纯地是乡村景观或者物质匮乏，而是有思想的知识人被不断从乡村抽离、掏空，李伯勇却是脚踏实地，正视乡村存之久矣的精神病灶，在时代的风声水响中聆听乡村有形无形的呼吸，让乡村的思想天籁般回响，这种有思想、接得上地气、扎得住根的作家更是值得我们尊敬。

2011年5月31日随园

　　李伯勇，生于1948年11月，江西省上犹县人。在小县城读小学中学，1968知青下放，务农12载，又在本县工矿务工4年，接着进入县文化部门。曾在县文联供职。1980年以来，已出版文学专著12部：中短篇小说集《南方的温柔》、中篇小说集《恶之花》《孤烟·繁嚣》、短篇小说集《重叠的背影》、长篇小说《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父兮生我》、文学评论集《灰与绿的交响》、随笔散文集《瞬间苍茫》、文化纪实集《昨天的地平线》。短篇小说《瓜地熏风》获江西省首届谷雨文学奖（1989）。《轮回》获“恒泰杯”当代长篇小说征文3等奖（1996）。《恍惚远行》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0年获赣州拔尖人才称号，2001年获江西省文艺“十佳”（榜首）。现任赣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赣州小说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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