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二_埃里克·沃格林著，陈周旺译_9787544726856

　　沃格林在《城邦的世界》中进行了一种“治疗性分析”。“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
　　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五一不是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奔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师则非柏拉图莫属。

　　人与历史
　　本研究《秩序与历史》从以色列一路到希腊，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实际上，希腊人将神经验为无形的、人的尺度，这既非以色列上帝经验的一种延续，因为以色列的上帝，穿越荆棘丛莽而启示于摩西，在西奈山上启示于他的子民；甚至也不是超过以色列上帝经验的一种智识进步，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这两种经验都让新的存在秩序真理，从浑然一体的神话真理中破茧而出。存在的飞跃（leapofbeing），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它打破了早期宇宙论神话的浑然一体性（compactness），建立了神佑之下的人的秩序。须知人类历史上有过两次这样的存在的飞跃，它们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一次在近东，一次在毗邻的爱琴海文明。虽然两者在时间上是对应的，并且都不约而同地反对神话，但它们又是相互独立的；况且，两种经验之意涵存在天壤之别，它们分别以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来表达其旨趣，一是启示，一是哲学。进而言之，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与神话的决裂，在佛教的印度和儒家与老子的中国同时发生，那又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些多姿多彩而又相互对应的事件，将具体社会的秩序与人类秩序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复杂化了。每一次存在的飞跃，虽然都是独自发生的，但都会带来这个问题：孤立地研究以色列和希腊秩序，你就不会留意到这些新的存在的飞跃。在此承上启下之处，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权当是希腊与神话决裂的一篇导论。
　　最原始的秩序领域就是单个的人类社会，它是以维持自身生存的行动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然67而，如果人类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全都在本能冲动的驱使下演示着相同的秩序类型，与昆虫社会无异，那么就不会有历史。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它拥有一种超越纯粹动物式生存的精神和自由的向度，是因为社会秩序是人与存在秩序的调适（attunement），也是因为这种秩序能被人所理解，当不断接近它的真理，这种秩序就能在社会中实现。每一个社会被组织起来，都是为了在世界中挣扎求存，同时也是为了存在的秩序中的伙伴关系，而存在的秩序则源自超验于世界的神圣存在；社会穷于应付它的实际生存问题，同时还不得不关切它的秩序的真理。为秩序的真理而战，正是历史的本质所在。其实是一个个社会前赴后继，才不断取得进步而迈向真理，就此而言，单个社会超越了自身，成为人类共同努力的一分子。原始的秩序领域向外衍生出第二代领域，它向未来敞开，人类借此而被构建为历史中秩序的主体。这样，人类就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物种，单个社会也不仅仅是一个个由人这个类种所组成的社会。当社会及其秩序拥有了类性（genericqualities），以此来辨识自己的同时，这些类性却与社会这种东西所具有的独特性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了。社会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在于它们参与了秩序的展开，而正是这种展开，表明人类不仅仅是一个物种。人之天性（nature）既是类的，又是独特的。
　　类—独特的人之天性，若照搬动植物的本质，是无法分析的，须知动植物的本质是界限分明的。首先，人的天性是在人类历史中展开的，而人类历史则延伸向无限的未来，这一进程是不可知的。历史之意义（eidos，或本质）是不可知的，同样，在人之天性中，也始终存在一个不可知的核心。其次，即便那些关于人之天性的已知东西，也不是在所有时候、被所有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历史，就是人在其中表达自身天性的这么一个进程。人的向度与人的限度，在它们被经验到且该经验表达出人之生存秩序之前，都是不确知的。人之天性的历史向度尤其如此。尽管它是人的一种基本成分，但68也唯有借助存在的飞跃，它的当下才能上升到意识水平。只有当人从宇宙—神圣秩序的真理前进到超验—神圣秩序的不同经验之中，人在社会中生存的秩序才能被有意识的历史形式所照亮——在上帝选民这一情形中，就是借助了摩西对启示的应答。
　　刚才提到的人类学和认识论状况，是给历史哲学造成困难的深层原因。因为，人类一般都被假定为是有历史的，而不是有限经验的对象。不管我们如何高谈阔论人类与历史，好像他们是科学的对象，其实真正已知的都只不过是些具体的社会，正是这些社会的成员，凭借存在的飞跃，以历史的形式经验自身。在存在秩序的真理以及作为秩序之源的神的照耀下，这样一个中心就从人类社会中破土而出了，此时，启明之光便普照了整个人类社会，将它转变为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飞跃就在人类历史中发生。诚然，存在秩序的真理既不是幻影，也不是回首人类历史之时的惊鸿一瞥。但是，如果哲学家去接受存在秩序的真理，就像他让历史及其秩序成为他的研究主题一样，那他就必须面对精神之谜和理论性问题，这都是随着类—独特的人之天性的现象性揭示而来的。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必须面对现象本身。
　　引发困难的主要现象有四个：
　　（1）存在的飞跃，一俟发生，就将之前延续而来的社会转化为人类的一段过去了。
　　（2）存在的飞跃，在获得新的关于秩序之真理的同时，却无法获得全部真理，也无法建立一个终极的人类秩序。为秩序真理而战的斗争并未休止，而只是在新的历史水平上延续。一次又一次的存在的飞跃，纠正了起初的见解，用新的发现去补充它。人类生存的秩序，不管受新真理的影响是如何之深，有一点却始终如一，那就是，它是由各种具体社会所构成的秩序。由于发现了自己的过去，人类就没有走向历史的终结，而是意识到了未来的敞开的地平线。
　　（3）起初的存在的飞跃，就是与神话秩序的决裂，它在不同的地方相应发生，以色列和希腊，中国69和印度。无论在哪里，随后便都形成了本土的历史，这是在新的生存水平之上的一种重复。
　　（4）对应的存在的飞跃，就其与宇宙论神话决裂的激进程度而言，可谓大相径庭。向关于存在秩序之真理推进的广度和深度亦是如此。对应发生，高下立见。
　　现象绽露所产生的奥秘和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以下主要方面：
　　（1）既然存在的飞跃真的发生了，人类由此而被发现是以历史的方式向真理意义上的更高生存水平前进的，那么，人类这一富有意义的前进与具体的人的生存意义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在18世纪的进步主义陶醉之中，康德提出了一个清醒的问题：在人类走向普遍的理性王国的进步过程中，具体到某一阶段的某一代人会得到什么好处。尽管一个人应视其毕生的劳动为人类走向完美的其中一步，可他的劳动成果也将留待遥远未来的人们所享用。因此，历史的意义并不是对人的生命意义追问的回答。我们从历史的进步中回过头来看朝圣者的进步，后者要在死亡中通过恩典来实现。人的命运不在于未来而在于永恒。然而，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会一笔勾销人类在秩序真理中的前进。康德并不怀疑进步的现实性。个人的实现和参与人类实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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