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现实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_詹姆斯C.斯科特　著，程立显　等译_9787544728393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地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前言
　　这项关于农民政治活动和反叛基础的研究，开始于托尼的一个比喻，他说“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项研究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安全生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我认为它也确实是个中心问题。我想揭示如何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
　　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这一事实对于认识剥削问题有着巨大意义。基于这一原则，有可能推断出什么样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会对农民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关键问题不是精英阶层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余财富，而是他们的稳定收入以谁的牺牲为代价。本书根据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检验了这一理论。农业的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逐渐破坏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引起了猛烈的抵抗。本书对此类反抗的两个突出事件——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的义—静苏维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通观全书，我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于是，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
　　自校对本书最后一稿之后，我偶然读到了不少关于第三世界农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关于反叛运动的档案材料。这些都会加强我的论点，也会加入一些细微的差别。特别遗憾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未能读到基思·格里芬的《土地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和杰弗里·佩奇的《土地革命》这两书。
　　读者将会注意到，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但必须终止于对农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图指明——特别是在论述“错觉”问题时——此种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线，但我自己在这里也不过是抓住了皮毛。但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更为深入地探讨道德异议和反抗在农民的“小传统”内的文化基础。
　　本书于1973年到1974年间完成初稿。那时，我幸运地得到了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并有幸陪同路易斯·斯科特去巴黎，她迁居巴黎从事19世纪艺术的研究。我利用在巴黎的一年时间，广泛地阅读了被泛泛地称为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的著作，特别是马克·布洛克和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的著作，以及罗伯特·曼德鲁和R.C.科布论大众心态（mentalitespopulaire）的著作。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些著作的某种精神，尽管我不愿意自称是他们团体的成员而玷污他们的学派。我不定期参加了由尼科斯·普兰茨和阿兰·图雷纳组织的关于学校教育实践的高级研讨会，深受启发，随之极大地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程度。乔治·孔多米纳也欢迎我每周参加他的令人兴奋的东南亚问题专家研讨会。同在我之前的许多学者一样，我得益于麦迪逊人文科学图书馆的设备和学术氛围，非常感激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那里，我同塞拉菲娜·萨科夫、埃兹雷·叙雷曼和亚纳·巴尔贝等学者结下的学术友谊，给孤苦写作中的我带来了难得的欢乐。巴黎的海外档案馆和伦敦的印度公务图书馆，为我在本书中关于越南和缅甸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资料，我要感谢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
　　倘若不是1973年春从亚洲学会的东南亚发展顾问组得到半年的研究奖金，使我有机会整理酝酿已久的思想，我就不会进入写作状态。
　　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上的帮助，真是难以尽述。而且，据我所知，我的许多默默无言的合作者愿意继续做无名英雄。然而，我要感谢詹姆斯·罗马塞特、小巴林顿·穆尔和西德尔·西尔弗曼，他们的著作帮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加伊·帕拉迪塞·凯利、萨姆·波普金、本·柯克弗里埃特和亚历克斯·伍德塞德的批评帮助，那么，本书无疑要在事实和分析两方面出现更多的错误。关于顺从和错觉这个无论如何都有出错危险的话题，我拒绝了罗纳德·赫林、托马斯·博塞特、查理·惠特莫尔和迈克尔·莱瑟森的许多批评。他们对我的论点的抨击，帮助我进一步巩固了论点，虽然他们对我没有全然抛弃自己的观点会感到遗憾。我用来巩固观点的部分材料来自杰出的荷兰学者Ｗ.Ｆ.沃特海姆的著作，我汲取了他的许多价值观念和学术观点。
　　在本书正式出版前的所有批评者中间，克利福德·格尔茨、迈克尔·阿代斯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读者，提出了最尖锐深刻的意见。根据他们仔细阅读之后的意见，我重新思考和系统阐述了许多论据。虽然我肯定不能解决他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不论最后成书的质量如何，本书能达到目前这个程度都是同他们的详细评论分不开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土地使用权研究中心，作为主要负责我在农民研究方面的教育的机构，十分友好地为我提供了暑期研究资助，使我有可能根据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重写文稿。
　　我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唐·埃默森、默里·埃德尔曼和Ｆ.海沃德，给了我多方面的鼓励，确实难以尽述。尤为重要的是，爱德华·弗里德曼——我同他一道开设了有关农民的政治活动和革命的课程——在学术的非神秘化、关于马克思以及农民问题等方面给了我许多教益，使我难以报答。我只能希望本书不辜负他的友谊和指导。
　　詹妮·米特纳切特为我做了许多工作，不限于打文稿，还修复了由于我早年忽视语法和拼字比赛会而造成的许多文字硬伤。
　　说到这里，按照标准前言的惯例，该是作者为书中的错误和自己的固执包揽全部责任、免除他人责任的时候了。但我不一定想这么做。无论成败，当我为写作成果而高兴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我从如此之多的学者那里学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他们和我共同参与了这一事业。如果事实表明我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那么，我怀疑许多学者同我一起错乘了同一列火车！
　　顺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其他爱好，因而他们同本书实际上毫无关系。当我开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地理解或予以帮助，而是尽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家庭生活的许多乐趣。但愿永远如此。
　　J. C. S.
　　1976年5月26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译后感言
　　光阴荏苒。转瞬间，案头摆上来自大洋彼岸的本书英文版的复印件，快满十个月光景了。此时此刻的心情，大概如同怀胎十月的待产妇期待婴儿啼哭般的兴奋与急切。老实说，完成这部译稿后盼望其早日付梓面世的心情，比以往同类情境下的同样心情要迫切得多。大半年来艰辛忙碌的结果，确证了译者初见原著时的直觉——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真正繁荣，中国学术界不能不了解该书作者詹姆斯?Ｃ.斯科特其人其书。
　　扼要说来，斯科特是活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很有影响的学者，现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他在东南亚问题和农民政治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其学术成就受到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斯科特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也很少援引他人的纯粹理论，其研究工作主要建立于个案分析的基础之上。从东南亚的村庄，到都铎王朝的英格兰，到社会主义的中国，都是斯科特研究案例的发生地。他的研究案例虽然不少取自别人的第一手材料，但相当多的案例来自于亲身的实地考察；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地域的广阔性，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几乎无出其右。正是通过对大量个案的精辟分析和独到把握，他对当代社会科学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贡献。
　　1976年出版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是体现斯科特的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特色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在他看来，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而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出版后不久便引发了一场颇有影响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Ｐ.波普金和斯科特二人对于伴随殖民扩张而兴起的市场经济制度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其重要分歧是：资本主义市场究竟给农民以及其他贫困人口带来了机会以使其得以逃出封建藩篱，还是不道德地瓦解了传统社会，使富贵强权者得以进一步强化对贫穷弱势者的盘剥？“在今天全球性的拥抱市场的潮流中，人们很容易接受波普金的观点而拒绝斯科特对传统社会‘过于浪漫’的描绘。但是，在彻底摈弃斯科特之前，我们也许仍然需要仔细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不断产生胜者与败者的‘游戏’中，为什么那些旧体制中的强势者往往又会在市场的新体制中成为赢家？在当代经济体制中，有许多人虽然渴望但却无力在市场中成功。摧毁曾为贫穷者提供生存庇护的旧体制也许的确促进了经济效率，但也会使那些失去了生活保障的人们相信，他们为此承受了极度的不公。”（参见刘擎、麦康勉：《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载于《读书》，1999年第6期。）
　　且不论“斯科特—波普金争论”的是非曲折，单就激发起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真思索而言，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生存”的精致研究，对于当前正处在市场经济变革过程中的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对于始终强调“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之重要性的中国社会决策者来说，对于强烈关注“社会公正”和“经济伦理”问题的中国理论界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展示这一启发意义，是我们乐于从事此项繁难译事的重要考虑之一。另外一项重要考虑，就是书中体现的学术品格对学者们可能产生的激励意义。让我们掩卷而思：像斯科特及其引证的众多国外学者那样，走出“象牙之塔”，深入民间生活，摈绝空虚玄妙、华而不实之学风，关注社会底层之道德诉求——这种学术品格，对于当代中国的志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多么难能可贵啊！
　　鉴于作者独特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富有竞争力的深入民间的调查研究精神，有人预言，这本译著的出版，或许“是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学术的引介已不再限于反复言说几位名家大师，而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和细致的层面。”（同上注。）但愿预言成真，不辜负“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和译林出版社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有机缘同出版社签约主持本书翻译，端赖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问题专家、留美学者刘建的推荐，称程某人系“留英哲学博士”，“长期致力于伦理学和社会公正研究，近年来又从事企业文化、经济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实为翻译‘道义经济学’的适当人选”云云。我只能说“或许如此”，但究竟“适当”与否，还得由读者诸君来检验与评判。我还要感激地说，签约之后，若非刘君加盟相助，亲自译出了同其学术专长最为切近的两章，并且为解决越南、孟加拉等多语种的不少生僻地名、人名和术语的翻译难点提供了“个体图书馆”式的贡献，我们断难履约如期按质地交稿。顺便提一下，这是我们二人将近二十年来的第二次合作翻译。伦理学界的朋友们或许记得，我和刘君等人80年代初第一次合作翻译的美国大学教科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Ｊ.Ｐ.蒂诺著），曾经对“文革”后我国伦理学的重建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次的合作成果，我希望并且相信，至少可以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道义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多少起点推动作用。这种对社会效益的预期，加上已经品尝到的集体合作的愉悦，使我因倾心此项翻译而延误了个人专著的遗憾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同时，我也不禁为国内学术界流行甚广的“翻译吃亏”论而叹息。此论根据之一，是由于不少高校在作为晋职晋级之重要依据的文科科研统计中不包括翻译成果。其实，翻译的艰辛与价值，岂是东拼西凑、废话连篇的所谓“学术论著”所可比拟？故社会上轻视翻译价值之举，早已为有识之士所诟病。对待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恐怕也得进行相关的“道义经济学”的分析研究。
　　感言至此，应当循例交代一下本书合作翻译者的具体责任了：刘建译第四、第五两章，骆颖浩、钱跃飞分别译第二、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和“索引”，其余部分皆由程立显翻译；全书的统校工作由成力负责。
　　作为本书翻译工作的主持人，我要向为此悉心合作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还要特别感谢彭刚博士，感谢他在本书翻译的全过程中给予译者的积极配合与热心指导。
　　我们期待着读者诸君对译著错谬之处的教正。
　　
　　程立显
　　2000年4月23日，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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