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以爱的情意、暖的情怀、深的情理，为当代中学生真诚推出《铁凝作品中学生典藏版》，丛书共两卷，分别为《岁月卷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和《情怀卷山中少年今何在》。书中有致敬青春的绵密回忆，有碎念人生的悠长感喟，有赏鉴艺术的精妙评述，有叩问世事的沉潜思索；有脉脉的爱意，有温情的暖意，有无尽的深意。是当代中学生开阔视野、陶冶情操、陪伴成长、提升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的优秀课外读本。
岁月，情怀
铁凝
年轻的读者，当我遵照出版社嘱咐，为自己这两卷散文集写“序”的时候，坦率地说，我并不打算向你们讲解其中的意义，或者分析某篇文章的内涵，更无督促你们将它读完的野心。
我知道，若将书籍粗分为两类：有实用价值和无实用价值，我这两本小书显然属于后一种。既然没有实用价值，便断无理由逼人阅读。我只等待，等待你们有闲的时候，没有学业压力和考试焦虑的时候，顺手拿起来翻翻。因为我本人，常在“顺手”拿起一本书，随意闲阅时，收获一点心得。
曾经收到国家大剧院馈赠新书，其中有介绍国内外优秀艺术家的系列文章。一位非常出色的青年表演艺术家——“70”后中国京剧女老生王佩瑜的经历给我很深的触动。王佩瑜尊敬她的恩师，因为是恩师发现了她并将她领上成功之路。但成功之后的王佩瑜变得浮躁起来，一度还曾离开她为之服务的剧院。在经历了挫折后，年轻的艺术家又返回剧院，开始真正静下来，以纯粹的艺术之心琢磨技艺。她的恩师此时已生重病，临终前嘱咐她两句话：“第一，你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第二，你的心里一定要住着一位老师。”就是这第二句话非常打动我。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住着一位老师。这老师可能是你现在的老师，也可能是你从前的师长，或者你的某位亲人，你的同学、朋友，甚至是学问、知识表面看上去都不如你的人——我经常从他们身上获得人生的智慧。或者，这心中的老师仅仅就是书中的一句话。这让我们清醒，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的日历年龄怎样快速叠加，因为心里住着老师，虚妄和骄蛮便住不进来。我们会坚信，相对于永恒的时间，我们实在还只是人生的学徒。
这就是不经意间的阅读、无功利心的阅读带给我的意外喜悦。这看似无用的阅读，看似离你那么遥远的京剧女老生，那些文字内在的文化含量并没有因为表面的“无用”而打折扣。无用的作用其实已经发生，这阅读不曾教会你某种生存技能，然而，在悠远的岁月里，它却可能帮你推开心灵的门窗，拓展你的情怀，润泽你的精神，诱惑你对世界的好奇心，也还有对生命的打量，对他人的尊重与同情。
年轻的读者，这就是无功利心的阅读带给我的真切的喜悦。它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不断擦亮你注视生活的目光。哪一本书能够得到这样的阅读，那可真是它的作者的幸运和荣光。
惊异是美丽的
达利和他的老乡毕加索、米勒齐名，他们三人都单枪匹马闯荡国际艺坛，最终成为二十世纪欧洲主要绘画流派的三巨头。和毕加索、米勒有所不同的是，达利那些狂傲不羁、带有噱头意味的言论留给世人的印象，和他那些华美壮丽、闪烁着飞腾般热情的怪诞杰作留给世人的印象同样强烈。像他这样既虚荣又勤奋、既贪图名利又独往独来、既标新立异又精细钻研的古典大师，既游走于喧嚣的时髦社会又对艺术聚精会神。在世时他就不惜用各种手段把自己宣传、“包装”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在艺术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达利说：“毕加索是西班牙人，我也是；毕加索是天才，我也是；毕加索举世闻名，我也是。”达利说：“我是一个天才，我在母亲的怀胎里，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达利说：“当爱因斯坦去世之后，活在世上惟一的天才就是达利。”达利说：“由于我是天才，我没有死亡的权利，我将永远不会离开人间！”达利说：“只有我是超现实主义惟一的真正代表。”达利在阐明自己的绘画思想时宣称：“在绘画天地中，我全部的野心，在于以最明确坚定的疯狂态度，把那些具体而非理性的幻象加以形体化。”达利最具达利式的一句话是：“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疯。”
达利没有疯，我有点觉得他其实是工于心计的。他那来自地中海的西班牙式的热情和精力过剩的种种作为，令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当他很早成名之后，除了绘画，他还写小说、写散文、设计珠宝，给名导演希区柯克的电影作美术设计，为钢琴家鲁宾斯坦的住宅进行室内装潢，为纽约第五大道的百货商店设计橱窗，定期给家乡热爱绘画的孩子们做指导，不断在全球办个人画展，不放过任何当众演讲的机会……且经常奇装异服，有一次他身穿潜水衣去某大学演讲差点被憋死；还有一次为了给自己的画展造势也为了强烈地吸引观众，他在开幕式上把自己装进一只箱子然后让箱子悬至空中，他在观众的惊呼当中从箱子爬出，像是从神话宝盒里飞出的一个宝贝，又像是天才真的从天而降。他这一生在艺术和名利场上风头出尽，被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斥为俗不可耐的小丑。但在达利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天才能够不经宣传而直上云霄。宣传这种东西就像语言一样古老。古希腊的诡辩家，早就能纯熟地运用宣传的伎俩，经常利用人们情绪性的激动来达到目的。达利这种炫耀的正面效果毕竟大于负面效果。他成功地扩展了他在各方面的影响力。天才的暴得大名特别需要大批愚人的合唱，需要被那些能说会道却并不真懂其深意的人传播出去。这景况的负面效果是，盲目的热情和对他的指责，都阻挡了人们对他的艺术价值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人们没有沉着的耐心去估量达利艺术的优异与珍贵。天才意识和达利同样强烈的普希金，也曾有著名的抒发骄傲的诗句：“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去往它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普希金的骄傲葆有一种优雅的含蓄，达利的骄傲则呈现出一种彻底的霸道。
在《记忆的延续》中，达利对“软态表”或说“软体表”的创造，据他说是受了餐桌上一块奶酪的启发。但我想这启发的背景必然源于达利所处的时代。在往昔，信念是强烈的不含糊的，人类的最后命运已被描绘出来；但今日，命运是不确定的，世界的谜样特点比往昔任何时候都要突出。软态表更能暗示时间那既不能消失又无法把握的残忍。它有些滑稽，却不是玩笑。它可能是一种带有伤感色彩的对达利时代的怀疑和质问。
达利让人惊异，即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也会被他在画面上创造的景象——那巨大的、非理性的却比现实更加逼真的梦的魅力所震撼。
一九二六年，二十二岁的达利初次来到巴黎，当他登门拜见心仪已久的已出大名的毕加索时，兴奋地对毕加索说：“我在造访卢浮宫之前，先来拜访您。”而毕加索也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做得对。”然后达利请毕加索看自己带来的作品，毕加索默不作声。毕加索请达利看自己的作品，达利也默不作声。离开毕加索之后，年轻的达利对朋友说，当提到“天才”一词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毕加索。但也就是在这次见面后，一直受着毕加索立体主义影响的达利，断然决定离开立体主义。这果断的离开便是一个大师的超人之处。达利打动我的不是他一生的绚丽多姿，而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能够做出这种真正有出息而又有利于自己的果断决定。若按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普鲁东的说法“惊异是美丽的”，达利让我惊异之处就在这儿。
在纽约逛旧货市场
希尔顿饭店位于纽约曼哈顿繁华的五十三街，我和我的翻译陈先生从华盛顿到达纽约后，被安排住在这里。这个四星级饭店有一种漠然的古典豪华气派，但我并不喜欢这儿。这儿的房租是我在美国住过的饭店中最贵的，每日一百四十美元。我被告知因为我是贵宾所以才需住在相应级别的饭店，并付这个价钱的房租。又因为我是贵宾，当我在前台登记之后，还从一个面孔冰冷的黑人服务小姐手中，接过一个该饭店赠送的系着缎带的大礼品盒。回到房间我打开盒子，里面不过是些小包装的女用化妆品：几粒精华素啦，一小支牙膏啦，还有泡沫浴液、面膜、洗面乳等等。与其说这是给贵宾的礼物，不如说是厂家通过希尔顿这样的大饭店在向顾客推销自己的产品。冰冷的黑人服务小姐和这些华而不实的面膜、浴液，都令我不愉快。陈先生与我颇有同感，他说他知道附近有一家华人开的酒店名叫阿灵顿，很干净，价钱也合理，我们何不与那里联络一下？当即他就给阿灵顿酒店打了电话，巧的是那儿正好有两个空房间，每间房租七十美元。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便整理行装辞别“希尔顿”前往“阿灵顿”。在电梯里遇到两位老妇人，我们笑着互问“Morning”，其中一位老妇人对我们说：“真难得在纽约这样的空气里看见你们这两张快乐的生气勃勃的脸！”
阿灵顿酒店在二十三街，房间整洁实用，出门后交通也方便。它的对面是一座南斯拉夫教堂，不远处便是尽人皆知的帝国大厦。当世贸中心那两座筷子样的建筑没有出现之前，帝国大厦便是纽约的象征。南斯拉夫教堂西侧是一个多用小广场，平时它是停车场。星期六和星期日则成为露天的旧货市场。这天正好是星期六，我和陈先生因搬到理想的酒店而心怀喜悦，便商量好步行到这儿逛市场。
这个旧货市场的摊主们主要经营古玩、银器、铜器、旧书、旧画、旧家具以及品质可疑的珠宝首饰等等。迎合着世界性的怀旧心理，这儿的有些旧货往往不比店里出售的新东西便宜。今天这儿很热闹，大约有二百个摊位，每个摊位租金是五十五美元。星期日是七十美元。我来到一个卖铜烛台的摊主跟前，给他和他那形态各异的一片烛台拍照。他不失时机地送给我一枝白色康乃馨，并向我兜售他的烛台。我说太贵了我买不起，他问我：“你是个学生吗？”我说我是作家。他乐了，说他也是个作家，写科幻小说，向往过去和将来，一本书写了好几年到现在也没写完，说他还会继续写下去，说坐在一片旧货之中有助于他对小说的思考。我认为他说得不错，却终未买他的烛台。他并不在意，还告诉我最近纽约又开了几处这样的露天市场，他建议我不妨去转转。
又有一片崭新的银器吸引了我，这些摊位的摊主大都来自俄罗斯，他们的银器出自俄罗斯灵巧的银匠之手，很新、很华美、很贵，一只镂花银咖啡壶要价二百五十美元，等于我从华盛顿到纽约的机票。我只能望壶兴叹。一个俄裔犹太女摊主撺掇我买她的一只银烟碟，当她得知我是作家时，还跟我大谈俄罗斯艺术。照她的观点，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艺术远远高于二十世纪，到了现在已是停滞阶段。“人没了艺术还有什么意思？”她对我说。她还说现在俄罗斯的问题太多，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就是人多。我看着她那双粗糙的手，指甲黑黑的，很感慨就这么一位黑指甲的卖银烟碟的犹太女人，能对艺术发半个小时的议论。我也没买她的货，我是个吸烟的强烈反对者。
陈先生对我感兴趣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书，在一个个旧书摊上翻个不停。我知道他或许是在寻找与英国十八世纪哲学家伯克有关的书，他正在进行关于伯克的研究。最后我陪他来到一个文质彬彬的摊主跟前，我们得知这摊主是位大学教授，在大学教英国文学和哲学，每星期一至星期四上课，星期六和星期日来这里租摊位卖书。教授说他卖的书都是他多余的，喜欢的一概不卖。有时他也从别的教授手中买他们没用的书然后再拿出来卖。我问他：“您作为大学教授出来租摊位卖书不难为情吗——比如您的学生如果正好在这儿碰见您。”他睁大眼睛说：“那有什么关系？这是我高兴做的事。我的学生如果高兴，我愿意跟他合伙儿卖。”教授把我们说乐了。
陈先生也参与着我们的聊天，但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眼前的书上。后来他竟然真的找到了一本与伯克有关的书——伯克友人回忆伯克之类吧。陈先生翻开书的扉页，见摊主在上面用铅笔标了五美元，便拿出五美元递给教授。教授说：“我想两美元卖给你。”
陈先生说：“那怎么可以，还是五美元吧。”
教授说：“我只想要两美元。”
陈先生说：“我应该付五美元。”
一时间，两人竟为书价“争执”不下。最后，这教授干脆说：“我一美元也不想要你的了，请让我把这本书送给你，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它。”陈先生十分感谢教授的好意，两人当即还互留了电话。
下午五点左右，摊主们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教授也将他的书装入纸箱搬进他的汽车。我不知他今日赚了多少钱，是否赚回了他的摊位租金，但他有一个收获我肯定没有猜错，那就是将陌生顾客喜欢的一本书送给了那陌生的顾客。
天色已晚，夜幕下帝国大厦的灯光把自己照耀得几乎通体透明，往昔的威严已然消失，神秘的浪漫风貌还能引人遐想。我在亚特兰大曾看过汤姆·汉克斯（《阿甘正传》主演）主演的《西雅图失眠》，它描绘的便是以帝国大厦为背景的一个浪漫爱情故事。浪漫的爱情或许是全人类不衰的主题，但我怀疑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在冷漠、空洞的希尔顿饭店和高不可及的帝国大厦这样的地方，当真能产生浪漫的爱情吗？——是爱情，不是肉欲。相反，在帝国大厦俯视之下的这嘈杂的旧货市场，倒是有点儿活人的气息。这儿有谎言，有欺瞒，有云山雾罩的闲扯，但也有陌生人之间相互奉送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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