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燕来是上海郊区农户家的孩子，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开出租车。圣诞夜遭遇劫车，他虽然是受害者，却渐渐为劫车人所吸引，鬼使神差地和大王一起开始了黑道江湖生涯。枭雄不是英雄，善恶一步之遥，触目惊心。
《遍地枭雄》描述的是一个原本过着正常生活的普通人，因为一次意外事件而进入异样的境地。王安忆一改以往的女性视角，首次尝试以男性为叙事突破口。大胆的文学想象和严密的生活逻辑成就了这部小说。这个看似荒诞的江湖故事，在她缜密的演绎中变得真实可信，环环相扣。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移居上海。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长篇小说《小鲍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我爱比尔》《米尼》《妹头》《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月色撩人》《天香》等；散文集《我读我看》、《寻找上海》、《乌托邦诗篇》等；演讲集《小说家的13堂课》。
曾多次荣获国内外各大重要文学奖项，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为当代最杰出的华文作家之一。2011年获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32
第四章 044
第五章 058
第六章 071
第七章 086
第八章 102
第九章 121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59
第十二章 179
在韩燕来，也就是毛豆懵懂的记忆中，他就像是在无限的空闲中长起来的，空闲的地和空闲的人。倘若要追根溯源，他似乎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就是在一片毛豆地里奔跑。豆棵刮在裤腿上，即便是隔了牛仔裤，小腿和脚踝上依然能感觉坚硬的刺痛。熟透的豆荚炸开了，豆粒四下里飞溅出来，奇怪地发出铃铛般的清脆声响。背后，很遥远地传来父亲的骂声，“小浮尸”、“小浮尸”的，骂他毁坏了庄稼。听起来，他们的毛豆地辽阔极了。在这毛豆地逐渐清晰起来的过程中，它却变成了一片空地。而且，面积也变得有限，远不是无边无沿，凡目力可及处，都矗立着烟囱和房屋。这些水泥建筑物连成一道天际线，有些犬牙交错的，在它参差的边缘，弥散着也是水泥的铅灰色的细粒子，使那天际线有一种洇染的效果，就像是阴霾。抑或是韩燕来成长的缘故，抑或也是事实，那天际线明显逼近过来，同时，在天际线后面，又生长出一道天际线，边缘也更加狞厉。阴霾呢，更加弥散开来，几乎呼吸里都渗进了它的微粒。空地也就相应地缩小，被水泥建筑物包围起来。但即便是这样受到挤压，这片空地的面积依然相当可观。尤其当它布满和堆积起建筑垃圾，稀脏的白色的泡沫塑料块，霉烂的纸板，风一吹，便飞扬起红、蓝、黄、白的塑料马甲袋，看上去，就是壮观的了。
大约是韩燕来读小学的时候，这一片总共有三个生产队的地，一起被开发区征用了。征用以后却又因为经济宏观调控，银根收紧，闲置下来。每年开春，村里头，像韩燕来父亲一辈的人，总会有一两个熬不住手痒，在空地里刨出半亩一亩，翻开来，下些瓜豆菜蔬的种。等种子发芽，透出绿色，非但没有给土地增添一点农事的繁荣，反而像是打上了几块补丁。看上去，更显得满目疮痍。等不到作物成熟，就传来开发的消息，于是赶紧收下些青苗，聊胜于无。收过之后，传闻却又平息下去，并无动静，劳动和收成就这么糟蹋了。三番几次，农人们得了教训，就不再去动这土地的念头了。而一旦停住了手，那开发的消息就再也没有了。这片空地似乎已经被完全遗忘了，而农人们也在这年经月久的休耕息作中学会过清闲的日子。征地收入的一笔钱，在他们眼里，简直是巨大的财富，几辈子的面向黄土背朝天，也攒不起偌大的数字，他们一下子都成了富翁。后来，村子里某一个精明的农人，又想出生财之道，就是将空房出租给那些外乡人。大家纷纷仿效，不仅租出家中空余的房屋，还在原先的房屋边，再搭建出简易的披厦。在上海的城乡结合部，游荡着来自东南西北的外乡人，操着各种生计。有卖炒货的，贩葱姜的，发廊里洗头的，摆地摊修自行车，无照行医，豆制品加工，运输建筑垃圾，他们一拖二、二拖三地投住这里，形成一个外地人口的集居地。而村民们，就又做起了大房东。当启用征地的消息传来时，也会起一阵骚乱，但引起的是兴奋的情绪。因一旦开发，村民们就需搬迁，于是就可再享用一次征换的政策，这一次征的是房屋。像农户这样几上几下的住房，用城里的单元房估算，每一家都可合上二至三套。与他们相邻的，已经开发的征地村民，就已经证明了这个。所以，到那时，连儿子，甚至孙子的房屋都有了。这样，他们岂但没了近忧，连远虑也没了。为了准备到那时征换更多的住房，他们就向村委争取补足欠给的宅基，甚至还要超出一些，村民们谑称为“楦”，楦鞋子似地将宅基地撑足。好了，“楦”足地皮，盖完披厦，安顿下租户，余下来做什么？打麻将。
走进村落曲折逼仄的巷道——许多巷道被增盖的披厦堵住，变成死巷，或者留一道狭缝，可供人挤身而过，走进巷道，便麻将声盈耳，当门常是一桌麻将。随农时繁简而起居忙停的乡人，性格总是悠游的，所以，即便是青壮的汉子，也不大会为牌局起争执，何况乡里乡亲的，更不能认真计较。向来是土里刨吃的生计，便不会冒投机的险，赌注就下得很小。牌艺呢，谈不上精通，却也不那么讲规矩。总之，只是消遣。倒是桌面上的拌嘴，更引打牌人的兴致。乡下人的风趣，也是有机巧的。比如说，他们称“统”为“麻皮”。一、二、三“统”为小“麻皮”；四、五、六是中“麻皮”；七、八，大“麻皮”；“九统”，就是“烂麻皮”；白板则为“白麻皮”。“万”字是“老板”，也是小“老板”，中“老板”，大“老板”地上去，“大亨郎”——“九万”停板。“索子”也叫“条”，所以是一条“浮尸”，二条“浮尸”，三条“浮尸”，直至九条“浮尸”——“老棺材”。玩到兴头上，就要豁边，“老板”还是“老 板”，“索子”却变成“卵”，“统”是什么，就不言自明了。倘若一桌牌上有一半是女牌友，又恰是泼俏的性格，那可就越发的上兴。说到后来，简直收不住场，乡下人鲁直的下作，热辣辣的，过瘾是过瘾，却也没什么回味。说就说了，不会肇下事端。而且乡下人的伦理规矩，到底有约束。倘是只有一位女牌友，话题就不大会下道，因免不了就有欺负的嫌疑。倒是反过来，三女一男，那男的明摆着就要吃亏了。言语到激烈处，那三个女的能把男的摁倒在麻将桌边，脱得只剩一条衬里短裤。笑声和叫声，几乎惊动整个村子，人们都跑拢过来看，一并地笑和叫。那男的需说上无穷的好话，才换回自己的衣服，然后落荒逃去，这一出小小的戏剧方落了幕。
除去打麻将，还有唱歌。这应是比较时髦的娱乐，可是在乡人中间，也风行开了。村里那几户购置了卡拉OK机器的人家，多是新婚的夫妇。新装修的婚房里，什么物件都是鲜亮的颜色，主宾的穿着也是鲜亮的。他们是较为年轻的一辈人，早起就装束齐整，女客们很郑重地化了妆，然后来到人家里。主人端出果盘，里面的花生还是染红着的，喜期刚过的样子。等人到齐，卡拉OK机器就开响了。所唱的歌曲并不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支，“红尘滚滚，我把青春赌明天”什么的，词曲都是颓废的，可电子乐的节奏很刚劲，唱的人呢，亦有着一股子质朴的激动。他们的嗓门很大，很直，吐字带着乡音。即便是婉约的，例如“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样的对唱，他们也是亮开了嗓子，眼睛瞪着眼睛。其实他们早已不做田里的农务了，可是脸颊，一双手，裙子底下的腿肚，依然有着室外作业的痕迹，比如紫外线的照射所形成的红和纹理粗阔。这大约还是和生活的地理方位有关系。在这城乡结合部，终究开阔而少遮蔽，日头和风就比较旷野，没有像市中心那样，经过工业化的催进，变得文明。再有，他们直接来源于自然本色的审美，也是多取向对比强烈，舍中间调和的趣味。例如，化学染烫过的头发，乌黑浓厚地堆在顶上，耳坠子与指环是金灿灿地镶一颗硕大碧绿的翡翠，大红的衣裙，硬挺的质料，坐下起来都纹丝不动。这些烘托又加重了色泽和笔触。以他们的气质，倘若要抒情，最合适是唱沪剧。无论《鸡毛飞上天》的“从前有个小姑娘”，还是《罗汉钱》里“燕燕你是个姑娘，你来做媒不妥当”，都很亲切。因与他们的乡音贴合，好比带腔带调的说话，很是诚恳。只是不论何种歌唱的伴奏乐里都有着电子节奏，使这敦厚的婉约又变得铿锵起来。这样的电子乐声，是村落里的又一种声音。比较麻将，这一桩娱乐少一些风趣，就也不会演化成那样粗鄙的闹剧。不过，却可能假戏真做地生出些儿女私心来呢！流行歌里面的一股造作的深情，是会把人拖下水的。
遵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传统，村落里的消闲生活也是从一早开始，到了中午，依然要歇晌。正阳日头里的村落，就寂静得很。酣睡的空气都有着感染性，当那些卖菜或者收购旧家电的贩子，骑了自行车来到这里，不禁也会从车上下来，靠了一棵树，或者一截土墙，甚而至于就地躺下，转眼间便熟睡过去。太阳将村落晒得烘热。由于地里不再种庄稼，取而代之的是建筑垃圾，就像封了一层水泥沙土的硬壳，多少改变了这里的气候，不大像湿润的江南了，变得干燥，消耗着人身体内的水分。虽然是这么闲着，可却依然觉着身上乏。午时这一觉可睡到三四点光景，起来后有一阵子意兴阑珊，在狭隘的村道上茫然地走动，有一点白日梦的意思。不过，再过些时候，日头下去些，不那么燥热和干焦，土里面有一股子压抑住的略带潮意的气息起来，还能感觉到它的轻盈和沁凉，村落稍许润泽了一些。人呢？也清醒了。此时，就有了另一番活跃。租房的外帮人渐渐回来了，村道上的往返便频繁了。外乡的口音交汇着，有一些嘈杂，却有生气。韩燕来他们这些读书的小孩子，就是夹杂在外乡人里面放学回家的。他们尖利地呼啸着，挥舞着路上拾来的枝条竹片，驱赶着外乡人，迫使他们让开道，让他们奔跑而去。外乡人受了他们的推挤，并不发怒，还嘿嘿地赔笑。他们有些欺生呢！大人言谈里流露出的歧视，影响了他们，他们就自以为高出外乡人一头。甚至，外乡人还刺激起他们凌弱的心情。所以，看见外乡人，他们就格外的兴奋。外乡人越是谦恭，韩燕来他们就越是无理。但事实上呢？他们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蛮横，好比大人们也并不像有意表现的那么有成见，他们甚至比对自己村子里的人更喜欢一点这些外乡人。除去外乡人对他们小孩子谦恭的理由，还因为，外乡人显然要更有趣。外乡人其实见识比较多，而本村的人，说是在上海大城市，可是就连跨过铁路去往市中心区，都让他们生怯的。吃罢晚饭，韩燕来他们常常结伴去到某一个外乡人房中，与他们胡调一番。有时候，他们也能听到一些正经的道理呢！
比如那个胡郎中。胡郎中其实并不姓胡，本职也不行医，而是贩药。就是说，将居民家吃不完的药收购来，然后送往缺医少药的偏僻农村，从中赚一点差价，以此为生。社会对这行当普遍存有偏见，可事实上，老话不是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吗？胡郎中就是其中的状元。胡郎中对业务很钻研，每一种药收来，他都要仔细查看有效期和说明书。久而久之，就成了半个郎中。村里的人有一点小病，就会到他这里，让他问个诊，再讨点药，他只按收购价收钱。于是，人们便叫他“郎中”，“胡”姓则来自“江湖”两个字中的一个。“胡郎中”就是这么来的。胡郎中是村子里比较早的租户之一，他所租住的是房东家盖起新楼以后，来不及拆的一间旧屋。里间是他住，外间拴了几只膻气很重的山羊。可能是做药这一行的买卖，胡郎中也染了许多医学的习气，他特别讲卫生。用旧挂历纸翻过来的光面将四壁贴起来，倘拍死个蚊子，用湿抹布一擦，就擦去了血迹。他将桌椅板凳，还有那个改装有许多格子，专门盛药的木柜，都漆成白色，再洒上许多福尔马林药水，真就像一个药房和诊所了。墙上还挂了一面镜框，镜框里是一张南京药学院的毕业证书，也不知有没有这学院。总之，看上去是正规的。当韩燕来他们到胡郎中这里，扑面而来一股膻气和福尔马林药水相混合的古怪气味，胡郎中就在其中忙碌，将白日里收来的药分类，重新包装。他们装作要抢他药吃的样子，他就会说：药不是什么好东西，是药三分毒。韩燕来他们要是问：那么药做出来是给谁吃的？胡郎中的回答就令人耳目一新了。他说：药是给那些吃药吃坏的人吃的。看着韩燕来他们困惑
的表情，胡郎中又进一步解释：比如喝醉酒的人是用什么解酒？还是酒；给药吃坏了的人，就只有用药救；往往是第一种药的害处，用第二种药治，第二种药的害处，用第三种药治；所以，你们小孩子，开头第一次吃药，就必要慎重；一旦吃下药，好比是破了童子身——以下的话，就似懂非懂了，韩燕来他们又呼啸着离开去了。
而另一位真正的郎中，名字却不叫郎中，而是叫“大力士”。大力士是河南人，传说他在少林寺做过和尚，后来还俗，带一家老小租住在人家新楼的底层，其实是半个地下室，本来是存放农具杂物的。大力士有武功，所以行的是带气推拿。看他推拿，真有几分惊心动魄。一个长条汉子，平躺在床板上，自己都动弹不了，可大力士就能叫他翻过来，折过去，两条腿在空中剪着麻花。还有的时候，则是举重若轻，只是伸出两指，在病人腰背的几处穴位点上几点，那人立马站起来行动无碍了。找他来治病的多是伤了腰腿的，也是出力人的职业病。因此，他在这一带有些名声。不过，除了气功推拿，他另还有个职业，卖炒货。他家的房东就时常被两种气味熏倒，一种是浓郁的奶油香精味，另一种的气味就古怪了，有些像尿素里的氨水味，又有些像醋味。前者是制作奶油瓜子，后者则是椒盐。有馋嘴的小孩子问他讨瓜子吃，他一律不给，倒不是他小气，而是因为，他在其中用的是工业的添加剂。要是问他吃死人怎么办，他不像胡郎中那么有道理，只是喃喃地说：吃不死，吃不死！可待等小孩子瞅空又向箩筐里的炒货伸爪子，他的手脚可不像他的嘴木讷，一下子就逮住了。他果真是个不善言的人，有一回，镇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来，查问他有没有家乡政府的准生证，他说不出话来，最后问急了，他红了脸，弯腰拾起一块砖——计生办的人以为他要动武，赶紧四散开，不料，他却是对着自己门“啪”的一下，砖碎成四爿。
这些外乡人里，藏龙卧虎似的，有着一些奇人呢！有一天夜里，忽然响起尖利的警笛声，三辆警车相跟着开进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起来了，推门循着声音过去，最终聚拢在一条短巷里。只见，一群警察夹着一个外乡人正走出一间披屋。那外乡人只穿了条短裤，在手电筒的光里面，身子显得特别白，像拧毛巾似地拧成几股，被推进警车，然后又呼啸着警笛开出，另一辆也尾随而去，余下第三辆的人向房主问话。那房主抖得像筛糠似的，话都说不成句了。这位房客在此住了有两个月，在前边马路边一爿摩托车修理铺打工，少言寡语，从不和人搭讪。偶有人与他打个照面，便看出他长了一张清秀的白脸，照理该是孱弱的，可眼光却很沉着，看人一点不躲闪。谁能想到，他是有命案在身的通缉犯！最后一辆警车开走后，人们还聚在巷道里，久久不愿散去。下弦月也起来了，将村落照得透亮，看上去，就像一个架构复杂精巧的蚁穴。不熟悉的人走进去，就好像走进了迷宫，最适合小孩子捉迷藏了。从这事发生以后，派出所就开始过来调查登记外来人口了。先是登记身份证号码，然后让申请办理准住证。要将人都找全、齐就不容易了，因为外来人员所操营生各种各样，起居作息就不在一个时间里。再要让他们自觉申请，拍照，填表，办证，就更难了。于是又转过身找房主担保，而房主大多不肯承认出租房屋，怕要找他们上税，又怕要他们拆违章建筑。怕这怕那，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乡下人怕官，总以为自己短三分理。所以，做起来也很磨功夫。负责这一片的户籍警老曹，三天两头跑这里，一跑就是大半年，和村民渐渐地就熟了。
老曹是七十年代中，从崇明农场招上来做交警的，就是人们俗称的“崇明警察”，到了近四十岁才评到二级警司，调到了派出所，不用站马路了。此时，人们称交警为“日立牌吸尘器”，意思是他们每日吃灰尘，也可见出时代的演进。当年，他们这批新人，如今已成老人，而级别却是最低，因为没有文凭。那些警校生，三年一级，三年一级四跳上去，老早把他们甩在背后。所以，作为一个警察的生涯，老曹已经走到头了，他不再有什么抱负。每日里，他骑一挂旧自行车，车把上吊着一个人造革公文包，里面装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民警证，工作手册，一些票据，表示着他正在执行公务时间。身上的警服是旧的，敞着领口，警帽略歪斜着，有一种草莽气，流露出老资格和不得意两种心情。他是瘦高个，长条脸，黑皮肤，表情严肃，很不好通融的样子，可是，一旦笑起来，一括一括的笑纹在脸颊上荡开，就令人觉着无比的亲切。他说话有江湖气，对着外乡人是说：你还想不想在这地盘上混了？对村民呢，说的是：老阿哥，帮一记忙，不要敲了兄弟的饭碗头！但就是这，才体现出他工作和社会的经验。他从村子里兜一圈，然后在某一户村民家门口下了车，讨一杯茶喝。门里的人端上茶和烟，让出麻将桌边风头好的位子给他。老曹并不推让，坐下就打起来。从他和牌、砌牌、出牌的手势，看得出这是一个有决断力的男人。老曹虽已到了事业人生的末梢头上，却自有一股落魄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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