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国策论_时吴华著_9787509774977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金融是工具，也是武器；
　　金融是市场，也是战场；
　　金融是权利，也是权力；
　　金融是经济，也是政治；
　　金融是国器，也是国策。
　　《金融国策论》宣告了全新的政治金融学的问世，以全新的角度看待和阐释金融，富有创见地把金融与政治紧密结合，将金融与国家、金融与战略、金融与政治的关系抽丝剥茧地解析出来，同时从国家治理的新角度提出全新的中国金融体系构建。这种真正从国家策略层面进行金融实务解析和理论建立的思想和维度实乃一大创新。

　　序一（成思危作）
　　我一贯主张，研究金融问题一定要有战略观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战略目标的确定，所以要求战略目标的制定者要动态地掌握和分析各方的情况，并对未来的趋势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设想几种可能的场景；然后通过在电脑上的仔细推演，真正确定合适的战略目标。最后，再根据战略目标制定出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各种措施和有关的策略。因此，战略目标的确定是所有研究问题中首要决定的问题，如果目标一错，满盘皆输。这就是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的：“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不对，那么你就算后面的战略措施和策略贯彻实施得很好，最后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造成严重损失。
　　在这里我仅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一个是关于金融安全的问题。在金融安全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论。我在2003年就讲过，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我们既要防止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要防止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在金融安全问题上，有的人主张抗击“阴谋论”。实际上，如果把抗击“阴谋论”作为保障金融安全的战略目标，那就大错特错了。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是阴谋，本身就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有些人把国际金融活动比成你死我活的战争，甚至拿“共济会”这种无稽的传言来吓唬一般的老百姓，这并不是真正的在对抗“阴谋论”，而是在利用“阴谋论”来阻碍改革；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是真的担心我们会中了外国人的阴谋，但是主张“阴谋论”的人多数还是有各种动机的：比如维持现有利益，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等；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这种以抗击“阴谋论”为战略目标起码存在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我们要真正提高抗击“阴谋论”的能力，就必须要提高自己的金融实力和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实际上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也无法抵挡国际金融活动的进入。第二，现在国际金融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次亚投行的成功筹办，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参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要有利可图，国际金融界会采取合作的办法。可以预料，随着亚投行的发展壮大，美国和日本也不可能忽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来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拒之门外。正确的战略目标应当是鼓励提高我们自身的金融实力，进一步深化和推进金融系统的改革，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我们的话语权和我们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战略目标。
　　另一个例子是，近年来，关于金融改革的顺序问题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金融改革的步骤只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它必须要围绕战略目标来进行安排，如果没有战略目标而只是谈改革顺序的话，那么不同的部门就可能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各拿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强调他们自身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全局的优化。所以在改革顺序问题上，首先要确定战略目标。我在2014年出版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中明确指出，我国金融改革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目标实际上已经提出多年，但是在推进的时候，总是遇到各种阻力，这就说明虽然提出了目标，仍然没有把各方面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制定出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措施和策略。
　　金融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从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国战略合作伙伴，股权分置改革，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的设立，股指期货的开放，到融资融券；每一步都会有反对的声浪、质疑的声音，甚至还有“卖国”的责难，这样就使得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在一些人的阻挠之下，有关部门尽管已经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但也只能是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而不能及时地抓住时机向前推进。这一点教训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这本书，我认为是作者思考的结果，我赞赏和鼓励这种探索，也希望更多的有志之士关心我国的金融改革，而且要从战略上来探讨这一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稳步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就一定能使我国的金融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以及越来越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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