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讲学社丛书”第二辑，内容以2010年著名土耳其裔美国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扩充而成。德里克教授从“全球现代性”的视角对20世纪初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知识话语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批判性的反思。其所涵盖的主题非常广泛，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再到儒学与国学。在本书中，它们都被理解为进入一个根本问题的共同窗口，即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思想对文化与历史的调适。
全书共分八讲：前两讲通过厘清现代性、全球性以及历史等基本概念，说明了作者进行反思的方法论，提出我们的认识途径是“全球现代性”的视角；接下来逐次反思过去百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以及儒学和国学等知识领域经历的变革；最后再次总体反思全球现代性以及中国当下的发展，并对未来作出警示。
按照“讲学社丛书”的体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在讲稿之外增加了丛书总序、课后讨论、讲座主持人及评议人刘东教授的评议文章、译者董一格的印象记、媒体的专访，以及2010年德里克来华照片等内容，希望未能莅临讲演现场的读者也能多角度地领略国际知名学者的风采。
民国时期，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曾促成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几次来华学术交流，先后邀请到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不仅轰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因此，“讲学社丛书”是接着讲学社的计划来讲的，是接着梁任公未竟的事业来讲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建之初即创办了“三大纪念讲座”，包括“梁启超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和“陈寅恪纪念奖座”，分别处理“思想与宗教”、“美学、比较文学与汉学”、“边疆民族史”等课题，以追念并继承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三大导师的传统。讲座同时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对话和评议，以体现学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间性。其成果汇集成“讲学社丛书”，以期为社会提供一个文化交锋的鲜活案例。
☆是否存在真正可复制的“中国模式”？中国会不会成为美国衰落后的世界新霸权？
☆清华国学院“讲学社丛书”第二辑，国际知名学者德里克开启“梁启超纪念讲座”
☆精研中国革命史的美国汉学权威，独树一帜的左翼前沿理论家
☆警觉后革命中国思想氛围中过剩的历史与匮乏的未来，对中国知识界百年变革作批判之思
☆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主持评议，直面批判，尖锐回应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中的文字，于2010年10月至11月间，为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纪念讲座”作了讲演。其中第二讲、第四讲、第五讲和第八讲，都已经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这次讲座再次修改和增补了这些论文，本书出版时，又作了细微的改动。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对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话语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批判性的讨论。其所涵盖的主题非常广泛，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再到国学。但是在这本书里，它们被理解为进入一个根本问题的共同窗口——在后革命的中国思想氛围中对文化和历史的调用（deployment）。
在我的讨论中，有三个主题不断重现。首先，1978年后，对革命历史的拒斥引发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越发清晰起来，从而对中国人思考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我这里讨论的问题可以溯源至晚清以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现代碰撞，但是它们自1978年以来所取的路径是对前半个世纪的主导潮流的一次逆转，从而将知识分子以前不予重视的许多次要话语重新提了出来。第二个主题因此是，我认为这一逆转并不仅仅是拒斥革命历史的产物，而是一种新近产生的权力意识，它随着东亚/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另一个可替代的中心而一同成功涌现出来。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和文化遗产被看作一种阻碍发展的窘况，而在过去四十年间却摇身一变，被想象为国家富强和权力的源泉，被当作中国身份的标记而自豪地保存，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世界的启迪被宣讲，比如所谓的孔子学院。最后，我的讨论将这些发展放置于一种全球语境中。前两讲以及结论一讲（第八讲）对我所使用的方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解释，它们将中国思想作为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并指向了它在当代的转变。对历史和文化的评价及调用进行逆转，并不仅仅是东亚/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而是全球意识形态转变的一部分。从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福音派基督教的文明吁求，到本土世界观的复兴，过去三十年见证了启蒙普遍主义霸权的退却，再到曾经被诬蔑为“历史垃圾桶”的各种历史叙事的开花结果。这些复兴中更为强大的部分—强大是因为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成功—伴随着对一种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ies）的主张。这正是“全球现代性”的境况，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具有讽刺意味地伴随着文化的断裂和不和谐。它表明，这是理解19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广泛语境。本书反对在中国和海外的中国研究中践行一种狭隘主义，而试图从方法论上提出将中国“世界化”（“worlding”China）：将中国纳入世界，并将世界纳入中国。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精研近现代中国革命史的美国汉学权威，“后”学领域独树一帜的左翼前沿理论家
开创“后革命”与“后社会主义”等论域，介绍“全球化”概念至大陆学界的第一人
德里克乃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40年生于土耳其，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71—2001年任教于杜克大学历史系，2001年起在美国俄亥俄州俄勒冈大学任“奈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2006年荣休。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1990年代起，他将其理论撰著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全球现代性》等著作令其跻身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序 言
第一讲 导论 ：现代性，全球性，历史——方法论的反思
现代性 // 全球现代性 // 多种现代性 // 多元历史
第二讲 我们的认识途径 ：全球化——普遍主义的终结？
多元现代性//全球化与人文科学//多元现代性：全球性的文化多元主义 // 将当下历史化 ：日常斗争与认知途径
第三讲 现代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览 // 结论性意见 ：遗产
第四讲 边地上的孔夫子 ：全球化、发展的国家与儒学重构
儒学的死亡与复活//东亚、资本主义与儒学//“美国的孔子”：杜维明与儒学复兴//“制造儒学”//“边地上的儒学”
第五讲 时间空间、社会空间与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的文化形成：当下和过去//China/中国——为无名国度命名//历史的负担：文化与多元决定//流动中的文化 ：跨民族主义与文化栖局空间
第六讲 中国化 ：将中国世界化——20 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起源与本土化//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 ：社会科学中的政治 // 中国化 ：一种批判性评价
第七讲 全球现代性时代的国学
全球现代性与知识扩散 // 遗产 // 国学 / 全球现代性
第八讲 全球现代性的再反思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
全球性的概念领域//全球现代性//全球现代性的过去与未来（？）
参考书目
评议 ：国学院里的德里克（刘东）
印象记 01 从“德老”到“老德” （董一格）
印象记 02 德里克（王洪波）
专访 ： “历史学不是反革命的”
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世界中的霸权问题。在当前世界，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去中心化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而发生的，而试图寻求普世化价值的努力也已经失去了可信性。这可以被看作全球民主化的标记，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如此。只是如果我们无法在某些共同价值上达成共识，那么对民主的想象也会变得极为困难。换言之，共同价值指的是我们自愿认同于一套价值，而不是让任何政治力量或者阴谋权力集团成为这些价值的代言人。今天，我们的共同价值似乎正在文化特殊主义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普世价值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为权力服务时不断被滥用，而且因为它们受到复兴的文化特殊主义的挑战。文化特殊主义在与物质发展的纠缠中获得了巨大的能量。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物质发展的承诺已成为当下唯一的普世价值。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者说一个必然的事实是，（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不均衡发展，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本质特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下变得更加明显。将文化权利与声望平均分配，并不等于便实现了社会之间或者社会内部的平等。平等这一理念本身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这样一来，我们只能真正或者假装承认文化平等。文化上的自负伴随着欧洲现代性的撤离（包括其最为重要的产物之一——革命的退场），或许是一种全球的普遍境况，但这并不能消除“历史复兴”（这个词在之前的讨论中不断地出现）在不同层面、深度和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某些复兴可能比其他复兴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对现代性的未来具有潜在影响，或者提供了某种启发；换句话说，它们可能成为新的霸权、被复制的样板和价值的资源库，它们来源于本土遗产与经验，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因而可以广泛地输出。
能够起到上述作用的候选文化只有不多的几个，至少它们自己和它们的支持者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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