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_[英] 瑞·蒙克著_9787308146029

　　罗素是20世纪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在哲学方面有划时代的贡献，其思想对公共领域也有深远影响。蒙克的《罗素传》（两卷本）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好读的罗素传记，甫一出版就好评如潮。本书是第一卷，讲述其1872—1921年的成长、学习及研究历程。
　　《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不仅描述了思想家罗素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还交织叙述了罗素的哲学著作、政治担当和错综复杂的感情生活……蒙克不是去评价，而是用脉络清晰、无所不包的故事来说话，与作者同负盛名的《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相比，这本传记无疑更加激动人心。

　　10月第二周，他们终于抵达上海。罗素到了中国，看到的一切让他非常着迷。途中写信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阴郁基调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热情、轻松的愉悦氛围。他和朵拉一下船便感受到了热情，朵拉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他俩受到款待，“就像国王和王后”。他们被直接送到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与当地记者见面，给予报纸的摄影师拍照的机会。次日，那些照片和报道出现在中国的许多报纸上，谈到了对他俩的访谈，还谈到他俩的衣着、长相和其他相关情况。
　　公众对他们两人很感兴趣，其强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公众的主要兴奋点看来不是在罗素对逻辑学和数学哲学的贡献上，而是在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上。“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来到中国，我们非常高兴。”一名来自上海的学生致信罗素，表达了对他的重要性的看法，这看来是中国人的普遍观点。如果说俄国人希望给罗素上一堂人生哲学课，那么，中国人的态度似乎同样坚定，希望从他那里学到这样的东西。在上海短暂逗留的几天时间中，罗素接待了无数访客，被所有的人视为睿智、博学的哲人。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若干人致辞，对他表示欢迎。他后来写道，他被称为“第二个孔子”。那次宴会给他留下一个经常谈及的记忆：他第一次听到中国的古代音乐演奏，那种乐器被他描述为“有点像吉他……但是被平放在桌子上”。一般说来，音乐不会给罗素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那种音乐“非常动听，非常精妙”。
　　罗素仅在上海住了一夜之后便宣布，自己喜欢中国人的习俗和文化。他写道：“我那时才知道，受过教化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他见到的每个人看来都充满睿智，滑稽幽默，不乏魅力。他的翻译赵元任让他感到特别惊讶。赵元任全程陪同，将他的讲座和讲话译成中文。赵元任曾在美国待了10年，并且完成了人们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译成了中文。他年富力强，头脑聪明，而且反应机敏，妙语连珠，是罗素和朵拉的完美陪伴，两人都非常喜欢他。有一次，他看见罗素的一篇文章，题为《当下乱局之成因》（现在是《工业文明的前景》的第一章），随即脱口而出：“怎么说呢，我觉得，当下乱局的成因是以前的乱局。”那样的睿智让人想起18世纪的英国绅士，正是罗素最欣赏的类型。
　　罗素开始时失望地发现，他并不是直接去北京，而是先到中国各地旅行，看一看中国的乡村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作为回报，他参加访谈，举行讲座，满足人们希望见到他、聆听他的观点的迫切要求。首先，他们一行在杭州的西子湖畔住了3个晚上。主人带领罗素和朵拉参观了附近岛上的乡村房舍和寺庙。罗素发现，在中国，“看来没有谁相信宗教，甚至那些和尚也不相信”。这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进一步补充了他当时正在形成的印象：中国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保留着田园诗的韵味，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18世纪的英格兰，恰如辉格主义者向往的某种天堂。
　　中国给人的印象是，假如18世纪的欧洲持续存在至今，没有出现产业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它就与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这里的人似乎是理性的享乐主义者，谙熟获得幸福之道，通过对艺术感的强化培养，变得近乎完美。他们与欧洲人大不一样，选择享乐而不是权力。
　　结束了在杭州的访问之后，罗素和朵拉到了南京。在那里，罗素给中国科学协会举办了题为《爱因斯坦的新引力理论》的讲座。随后，两人顺着长江而上，经过3天航行，到达了汉口。罗素回忆说：“在长江上航行的那几天非常愉快，与在伏尔加河上的所见所闻形成截然对比。”朵拉写给她母亲的信件也证实了这一印象。朵拉告诉母亲：“中国的风景堪称天堂，无与伦比，恰如中国绘画，远处雾霭朦胧的山岭总是依稀可见。我觉得，长江肯定可以跻身世界上最漂亮的河流之列。”
　　两人离开汉口之后，到了长沙。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一个重要的商业、工业和教育中心。当时，长沙正在举行一次教育会议，与会人士包括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在1年之前接受中国讲座协会——罗素也是受到该机构的邀请——邀请来到中国，并且已经接受了再待1年的请求。罗素和杜威是在湖南省省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相遇的；多年以来，杜威在公开场合对罗素有过多次善意之举，但是私下里看来并不喜欢罗素。根据美国自由主义作家锡德尼？胡克的说法，“杜威对罗素的恶感始于中国……杜威觉得，罗素对他人的感情麻木不仁”。另一方面，罗素告诉奥托琳，尽管他喜欢杜威，超过了他在1914年见到的其他任何美国人，“现在我觉得他无法忍受”。
　　会议组织者本来希望说服罗素在长沙逗留1周，举行讲座，与人交流。但是，罗素和朵拉已在中国旅行了两周，心情愉快，然而身体疲惫，希望休息一段时间，所以很想到北京去安顿下来。因此，两人决定，只在长沙住一个晚上。根据罗素的回忆，为了补偿他拒绝留下带来的结果，在那天的24个小时中，他举行了4场讲座，发表了两次宴会致辞，午餐之后还有一次讲话。
　　四场讲座全都涉及同样的主题，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他对俄国的印象，分析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最后以《成功的共产主义的必要因素》为题结束。毛泽东在他的听众之中，当时是年仅26岁的学生。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保留在他当时撰写的一封信件中），正如人们预料的，罗素“采取了支持共产主义的立场，但是反对工农专政”：他说，应该使用教育这个方式改变有产阶级的思想；这样，就没有必要限制自由，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和暴力革命。
　　毛泽东写道：“本人反对罗素的观点，我的态度可用寥寥数语概括出来，‘他的说法作为理论相当不错，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做到。’”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当时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1911年的革命——罗素倾向于认为，它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类似——让中国在理论上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但是其实大体上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孙中山领导着信奉温和社会主义的国民党，罗素——与约翰？杜威一样——希望国民党在那场权力之争中获得胜利。1920年秋天，人们有理由相信：第一，这是可能性最大的结果；第二，尽管毛泽东持怀疑态度，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没有暴力革命的情况下实现。学生和政治进步人士普遍觉得，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许多人向苏维埃俄国寻求指导。在罗素的听众中，许多人认为这位《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之路》的作者提出了一个政治理想，它至少可以在严肃的意义上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想抗衡。
　　从长沙到北京途中，罗素给奥托琳写了一封长信，记录了那次旅行，谈到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初步印象。他请她准备几份打字稿，分别寄给克里福德？艾伦、伊丽莎白（他的嫂子）、科莱特以及《国家》的主编休？马辛厄姆。他说，如果马辛厄姆愿意，可以将文稿刊登出来。“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我随后可以寄给他更有趣的东西——我本人倾向于后一个方案。”到头来，马辛厄姆原文照登了那封长信，使用的标题是《中国的幸福》。
　　那时，罗素在中国还不到3周时间，甚至尚未到达北京，他描述的中国印象可能有为时过早之嫌。在那封信件中，罗素勾勒了文明程度极高的人物画像，他们的优雅的生活方式过于精致，过于从容，难以抵抗现代世界的种种野蛮做法。但是，剩下的旅途中，罗素定格的这种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俄国，他将西化视为一种疾病；在中国，他觉得自己可以在那种疾病传播开来之前，看到在最健康状态下生活的人们的风貌。在他的信件中，在中国的欧洲人仿佛被描述成某种致命痛苦的载体。在上海，“欧洲人看上去几乎个个病态，面目可憎”。在长沙，“欧洲人拥有一些工厂，一些银行，一些传教团体，一家医院——按照西方方式损害和修复身心的东西一应俱全”。他报告说，在长沙大约有300个欧洲人，接着，他仿佛以告诉病人好消息的医生的口气补充说：“不过，欧化尚未大规模漫延开来。”
　　10月的最后一天，罗素和朵拉一行终于抵达北京。罗素的以上心态很快表现出来：他们两人反复要求，使用二手中式家具布置他们的寓所，不用给他们提供的欧式家具。罗素和朵拉决定，尽量与北京的欧洲人圈子保持距离。罗素写道：“在东方的英国人完全与环境脱节，打马球，上俱乐部，从18世纪传教士的著作中获得对本地文化的看法，以鄙视英国乡下人的智性的态度，鄙视东方人的智性。”罗素没有刻意表示，他和朵拉是已婚夫妻，对这样做给传统的欧洲感造成的冒犯，两人都深感高兴。这并不是说，那里的上流人士因此完全避开他们两人。他们两人受到中国主人的极大尊重；相比之下，他们公开对抗传统的两性关系和婚姻观念带来的偏见显得微不足道。在北京，欧洲的外交官员、商人及其各色人等频频发出邀请，让他们有应接不暇之感。
　　可是，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亲自去结识和理解中国人。对罗素和朵拉两人来说，“中国的问题”与产业主义问题密切联系。在各自访问俄国的过程中，两人以不同方式，就这个问题形成了深刻印象。朵拉后来回忆在中国度过的那段日子时写道：“我们两人清楚地看到，我们那时生活在前工业化的文明中。”因此，作为两人在俄国的经历的结果，他们的头脑中形成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驯服”工业化发展，使其与我们珍视的文明匹配？这时，这个问题被确定为另外一个问题，在调整自身、面对现代世界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中，中国人是否可以保留让自己如此愉快的某些品质呢？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中写道：“为了帮助中国，我愿意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但是，这项任务很难。中国是一个艺术之邦，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他说，想象一下奥古斯都？约翰和利顿？斯特雷奇统治之下的大英帝国，“你就可以对中国在2000年中如何被人统治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概念”。当年在狱中，他曾经详细对比了维多利亚人与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差异，对比了一方的活力和能量与另外一方的无精打采的艺术感。在他的脑海里，这样的对立以俄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比反映出来。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他看到，完全忽视当代生活的雅致的愉悦导致的危险；中国人让他看到，如果扩大那些愉悦、排除其他东西，也可能导致危险。他告诉奥托琳：“中国人常常提醒我奥斯卡？王尔德第一次出庭时的情景。他觉得，睿智可以让他度过任何难关，但是他却发现，自己被一台并不在乎人的价值的巨大机器控制。”
　　在国立北京大学，罗素在讲座中介绍了哲学和数理逻辑，而且还就《心的分析》这个话题，重复了他在伦敦举行的那个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的内容与他不久前发表的关于心理学与逻辑学之间关系的言论互相冲突，然而罗素还是将讲稿寄给了乔治？艾伦和昂温书社出版。他还增加了一篇序言，特别指出，在讲座提到的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是我到中国之前撰写的，读者不要拘泥于其地理位置的精确性。我使用的‘中国’仅仅是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遥远的国度’，以此说明读者不熟悉的事物”。大约在同一段时期，他致信三一学院，希望辞去实际上并未履行的讲师职务。他后来说，他那样做的“原因是，我明目张胆地生活在罪孽中”。
　　这是一个极端之举。从那以后，他不得不依靠写作为生，从一定程度上说，他无法将许多时间用于他在狱中思考过的那类哲学问题。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断了这条后路呢？我倾向于认为，有两个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其一，在受到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的影响之后，他对哲学产生了幻灭感；其二，在他的感情层面上，生儿育女的渴望取代了哲学的地位。1917年，他曾经表示，希望重拾哲学研究，将其作为重新思考“永恒事物”的一种需要；到了1919年，他阅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之后，一直存在这类永恒事物，等着他重新进行研究。在《数理逻辑引论》和《关于逻辑原子论的讲座》中，他虽然强调说，几乎不可能让自己的心智集中关注抽象的形式，但是依然认为，逻辑学研究的是这样的形式。然而，在荷兰与维特根斯坦进行讨论之后，在关于约阿希姆著作的书评中，在1920年初期撰写的其他文章中，他开始大力强调逻辑学的语言性质，坚持认为，逻辑学不是研究永恒的抽象形式，只是对语言的分析而已。根据这个观点，没有什么“永恒事物”可让哲学家去寻求庇护。
　　因此可以说，他后来概括描述的“脱离毕达哥拉斯之举”——即对数学世界的实在持越来越不相信的态度——是在1919年底完成。那时，他接受了一个观点，让逻辑学和数学变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到那时为止，它对罗素来说已经不再是感到遗憾的问题了。其原因在于，到他访问中国时，他人生中最急切的冲动是生儿育女。肯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愿意牺牲三一学院的职位，以便和朵拉一起，生活在“罪孽”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角度看，在自我定位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罗素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变化：从当哲学家转向当父亲。当然，没有什么内在原因说明，两者为什么不能兼顾。假如他和朵拉于1921年在法律意义上成为夫妻，或者说，假如剑桥大学的上流社会的两性道德观念与实际情况不同，他也可能不会在当父亲或者让学者之间做出选择。假设的情况与实际的状态不同；假如他没有觉得，为了满足要孩子的愿望，他不得不放弃三一学院的职位，那么，他是否会保留讲师职位，继续自己作为学院派哲学家的生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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