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难题。只有站在世界看中国，才能清晰地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只有以世界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的转型，才能准确认识到中国未来的道路。
《看中国》是《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2009年以来对国际有影响力的人士的采访。其中既有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莫德罗等世界知名政治家，也有科斯、科尔奈、青木昌彦等大师级经济学家，还有福山、尤努斯等思想家。这些人士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中国的现状，对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民生、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包括如何消除贫困和腐败、中国经济新阶段的特点、政府自我改革、人口政策与户口制度变革、中国未来的挑战、中国与美国和世界的关系等涉及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问题，力图从严峻的现实问题中思考和探索出未来中国当走的路。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很值得正在为实现大转型而努力的国人从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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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改革大幕即将开启，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变革。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基辛格、科斯、赫克曼、尤努斯
六位世界知名政治家：李光耀、弗雷、巴尔采罗维奇、曼德尔森、斯考克罗夫特、莫德罗
三位世界思想家：福山、施乐文、米奇尼克
五位世界级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科尔奈、胡永泰、萨多夫斯基、科勒德克
以及众多知名学者共同洞察、建言中国改革与未来发展。
资深媒体人马国川与这些世界级大师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师们根据各自毕生研究成果与经验的总结，毫无保留地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了分析与评判，涵盖了中国模式、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等重大问题，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
大师们深邃思想的闪光贯穿书稿始终，呈现出世界眼中的中国，为大转变时期的国人思考中国和思考世界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下问题、厘清未来迷思，用思想的力量凝聚改革共识，汇集变革正能量。
站在世界看中国
翻看这本《看中国》，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过去30 多年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言人人殊。有人从生产要素角度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便宜；有人从制度角度分析，认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的30 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放权让利，调动基层的积极性，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许多国际人士，发现他们也都在试图解答这个“中国之谜”。特别是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人士对中国应对危机的效率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反思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概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福利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引发的危机，所以应该减少社会福利，提高社会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贫富差距两极化的恶果，因此要均衡发展，人民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应该说，两个问题都存在。本来人民能够享受多少福利，应该根据所在国家发展水平来决定。可是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各国政府竞相提高民众福利。如果社会福利长期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必将引发危机。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两极化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严重恶化，而且将会继续恶化下去。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a。以美国为例，20 世纪50~60 年代的美国相对还是稳定的橄榄型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慢慢过渡到金字塔型社会，社会稳定度也在相对下降。
怎样才能找到经济发展活力和民众分享利益的均衡点？皮凯蒂建议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 左右。显然，这样做势必会抑制社会活力，因此是不可行的。但是如果在贫富差距恶化面前无动于衷，任其发展，也会引发社会动荡。就大趋势而言，不能大折腾，还是要微调，既要照顾到民众利益，也要考虑到资本发展。显然，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完全解决。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与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许多国际人士把中国作为一个标杆，通过中国来审视和反思自己。
2014 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威权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为此，布莱尔呼吁，“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让我们着手拯救它”。b 还有国际知名学者福山，在苏联解体之初以“历史终结论”蜚声世界，但是近些年他的观点也有调整（详见本书《福山：历史终结了吗？》一文）， 承认民主制度存在失灵的危险。
美国的表现就很典型。在平衡机制的作用下，美国两大党尽管治国理念不同，但都是细微的政策调整，就像钟摆一样围绕中心运转。可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两党难以达成一致，政府施政发生很多掣肘。结果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我们不能因国际的赞美而自满，而是应该学习人家反躬自省的精神。我们应该借助“第三只眼看中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
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是成功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生产能量，如果改用科斯的话说，中国在过去不到40 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但是无庸讳言，中国发展过程中确实也积累下来很多的问题。
例如，多年来中国人均增长远落后于GDP 增速，因为国家拿走的太多。政府投资过大，没有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由于民众分享的发展成果有限，导致储蓄率很高，消费不足，高储蓄率也不能及时转化为有效投资，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处所在。而在发达国家，政府也拿走很多，但是人均增长高于DGP 增长速度，而且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另外，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怎么正确处理资本方和广大民众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我现在越来越成了“中间派”。在我看来，“左”和“右”都有点极端，任何事情你做过了头，都会对社会有所伤害。还是应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就是不哗众取宠，兼顾大多数人利益、采纳各种长处。其实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提倡的就是中间道路。要走中间道路，防止矫枉过正，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民主制度有时制约力度太大，可能会影响政府效率。缺乏权力制衡的威权主义又使得一个国家权力太集中，万一决策失误，就会出现大问题。有没有可能创新出一种制度，既保证一定的政府效率，又有适度的权力制衡？这是政治学家应该研究的时代性课题。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威权时代时，只要别出大问题，就能够获得高速发展，因为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唯一的问题就是必须得碰对人，像新加坡的李光耀。如果碰上希特勒，就可能满盘皆输。怎么碰对人？这就是历史的博弈论。怎样才能在历史博弈中胜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答案是建立“思想市场”。2011 年底，年届百岁的科斯在《财经》年会上致辞说：“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他认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可以说，《看中国》这本书就是一个“思想市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外国人看中国。还有一部分是中国学者通过中外对比看中国。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是都对中国未来改革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值得认真对待。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与特色，但是不能因为特色而否认人类共同文明的存在。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应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才能少走弯路。现在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并且深受其益。中国既不能自惭形秽，妄自菲薄，更不能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过去30 年，中国吸收了很多来自国际上的经验和智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保证。2013 年以来，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改革，当然更应该广纳群言，广集众智。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必然是一个富有包容精神的人。国家同样如此。“俯视大江东去，开拓万里心胸”。站在世界看中国，聆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这既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具有的胸襟，也是一个现代大国应该拥有的气魄。
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曾供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社。多年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已出版《大碰撞》《我与八十年代》《没有皇帝的中国》《重启改革议程》（与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合著）等作品。《大碰撞》是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重启改革议程》荣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 （2013年）。
序 言 站在世界看中国
第一篇 中国与世界秩序
基辛格：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
斯考克罗夫特：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全球目标和利益
尤努斯：争取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曼德尔森：中国与世界的利益休戚与共
傅高义：向邓小平学习什么
第二篇 建言中国改革
科斯：自由的“思想市场”至关重要
科尔奈：中国改革再建言
青木昌彦：中国经济“新阶段”
赫克曼：开放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科勒德克：未来取决于政府自我改革
巴尔采罗维奇：为“激进改革”正名
胡永泰：中国的最大挑战来自外部世界
萨多夫斯基：自由越多，腐败越少
第三篇 历史终结了吗
福山：历史终结了吗
附：求解“福山之问”
莫德罗：亲历苏东剧变
弗雷：智利为什么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米奇尼克：还有比面包更可贵的
施乐文：不要幻想儒家思想代替其他思想
第四篇 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刚开始
何方：北非巨变，政治民主化潮流第四波
王缉思：新的世界历史也许刚刚开始
钱乘旦：《大宪章》的历史启示
张森根：不要总是拿拉美说事
李光耀：一个政治强人的背影
凯末尔：走向共和
哀卡扎菲
后记
基辛格：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
2013年3月的一个上午，我匆匆赶到钓鱼台东侧的七彩云南酒店。当时全国“两会”刚结束一个星期，新一届政府领导人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国向何处去”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门开了，一位身材臃肿的老人扶着拐杖，慢步走了进来。他西装革履，一条蓝条纹的领带，一副黑框宽幅眼镜，虽然有些佝偻，但是步态稳健，气质从容，脸上始终洋溢着矜持的笑容。
这就是基辛格博士。他是来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作为一位贵宾，他总是受到中国高层的重视。就在那天早上，国务院副总理还和他共进早餐。
在餐桌上，基辛格不时停下手中的刀叉，细心地倾听大家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看法，措辞谨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就像一位身处席明纳（Seminar）的大学教授。当谈到中俄关系升温的时候，他引用了中国古代成语“远交近攻”。显然，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事实上，数月前在他刚刚推出的《论中国》一书中，他就对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进行了鸟瞰式地描述，而且不乏新颖见解。
我仔细端详这位名闻世界的外交家。他有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下巴肥大，鼻梁高耸，蓝色的眼睛，敏锐的目光似乎有些忧郁，一头典型的犹太人的小卷发已经完全白了。自从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开始，他就是继斯诺之后在中国最知名的美国人。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40多年来中南海已经更换了数代领导人，白宫也换了七位主人，基辛格却成功地成为中国每一届领导人的座上宾。尤其是邓小平，自从1974年在纽约第一次会面之后，两人保持了长达20年的交往。风云动荡的1989年，基辛格为中美关系积极斡旋。那年11月他带着老布什总统的口信到北京，最后一次会见了邓小平。
因此，当2014年8月邓小平110岁诞辰之际，我向远在美国的基辛格发去了一份书面采访提纲。很快，我就收到了答复。基辛格给予邓小平高度评价，而且对邓小平之后中国的走向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态度。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评价？
尽管基辛格本人在国际社会上毁誉参半，著名记者法拉奇对他就有很多尖刻的批评。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位经历过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亲戚中有14人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老人是真心爱好和平的。1973年，基辛格和越南政治家黎德寿因越南和平协议谈判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由于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所以他希望中美两国“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为此“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当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对未来保持着冷峻的警惕。他在《论中国》一书的后记里引用“克劳备忘录”的历史案例，对中美可能陷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战略冲突进行了推演—虽然他认为中美完全可能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未来也极其重要。近年来，中美摩擦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感到担忧，因为假如中美陷入冷战乃至冲突，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中断，几代中国人艰苦奋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是中国的一位谏言者，他的话值得认真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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