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变迁_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高全孝郭彧斌郑敏芳译_9787513320108

　　《西藏的变迁》是爱泼斯坦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1955年、1965年和1976年三次进藏，以记者身份采访了西藏各行各业的民众近千人，采访笔记约百万字，最终成就这样一部全景式的西藏社会实录。全书以朴实的语言，再现了西藏地区在社会制度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巨大转变，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可感、不断进步的西藏。

序...................................................................................................................1

西藏的重生

第一章重生............................................................................................003

第二章新旧西藏对比..............................................................................017

庄园里的革命

第三章克松庄园的新主人 ....................................................................033

第四章《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帕拉庄园..............................................055

第五章两个开端的回忆..........................................................................067

第六章结巴公社和藏族妇女先锋次仁拉姆..........................................081

第七章国营农场的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093

第八章新型国营农场——农业机械、灌溉和粮食生产 ....................107

在地狱的深处

第九章控诉者..........................................................................................117

西藏领导干部

第十章藏族干部：从长征到今天..........................................................145

第十一章阿旺嘉措——在拉萨主城区得到锻炼..................................159

第十二章丹巴见参——从农奴裁缝到县长..........................................167

第十三章拉萨人民警察次仁平措..........................................................173

军队解放了人民，人民拿起了武器

第十四章人民解放军在西藏..................................................................185

第十五章旧西藏军队..............................................................................203

第十六章新西藏战士大扎西..................................................................219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第十七章统一战线的大门始终敞开....................................................235

第十八章康巴农奴那其：拉萨贵族的老师..........................................251

工业和工人

第十九章工业——从无到社会主义....................................................261

第二十章新社会的老手工业..................................................................277

第二十一章西藏新工人家庭................................................................289

畜牧业

第二十二章草原上的新太阳..................................................................303

第二十三章牧区的社会主义道路........................................................317

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

第二十四章西藏的公立学校................................................................329

第二十五章人民学校为人民..................................................................341

第二十六章西藏的高等教育..................................................................345

第二十七章世界屋脊上的科学研究.......................................................353

第二十八章发展中的西藏新文化事业...................................................359

第二十九章促进民族发展的医疗卫生事业 .........................................379

宗教

第三十章西藏的宗教与政治 .................................................................395

第三十一章寺庙里的改革.......................................................................411

背景

历史资料.....................................................................................................427

附录

附录一旧西藏农奴的反抗和斗争...........................................................475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宪法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和声明...479

附录三两个附带的注解...........................................................................509

译者后记.....................................................................................................515

序

　　正如书中所述，本书的写作基于我三次进藏的经历，时间上分别为1955年、1965年和1976年。

　　这本见闻录以许多不同来源的历史背景和评论为框架，以十年为间隔，比较了我在西藏不同时期的所见所闻，并且大多以我在那里听到的数百名藏族人的叙述为主。

　　今年是1982年，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革并进行了一些政策调整。我没有在现场一一见证，不过希望今后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会通过其他渠道予以关注。

　　生活变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写作的速度。尤其在既有前进、挫折也有修正的革命年代，这种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书籍中所能够呈现的现实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定格或者片段。

　　但毋庸置疑的是，相信读者将会发现，本书真实地记录了西藏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转变。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转变是根本性的，而且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纵观数百年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什么才是最核心的本质？

　　首先，西藏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西藏人民摆脱了一千年来社会发展停滞和苦难的枷锁。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9年农奴主叛乱平息，随后开展的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使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而言，所有这些进步代表着他们身心两方面的巨大解放。

　　第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西藏都是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亡与这片广袤土地上其他地区和人民紧密相连。

　　第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无论是历史、社会、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习俗间古老而紧密的联系等方面，西藏都有它自身鲜明而独特的特点。

　　第四，正如历史已经做出的证明，就西藏的特殊性而言，符合逻辑的结论不是搞分裂主义。但是，今天西藏的分裂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明确背离了该地区的发展需要和人民需求，和帝国主义的操纵密不可分（包括后来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操纵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削弱和分裂中国，阻止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就西藏而言，得到外国势力支持的分裂主义不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危害着全中国，而且与在全球范围内想通过特殊的地缘政治来主宰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屋脊”的图谋有关。

　　第五，在中国革命解放的大背景下（包括西藏革命在内），我们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仅涉及少数民族，其中就包括藏族。

　　就中国整体而言，在一段时期内，“左”倾思想片面追求过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不顾中国共产党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正确做法，即进行社会变革一定要随之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考虑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两方面的根本需要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在土地革命、后续的集体化和初期的工业化等方面比苏联付出的代价小得多。）在政治上，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左”倾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混淆了敌我矛盾和非敌我矛盾的界限，混淆了人民阶层与敌人的界限，混淆了不同地区不同状况的界限，而这些差异正是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判断和解决问题做出的一个巨大的贡献，而且这种做法需要得到坚持。

　　在民族地区，“左”倾思想也同样引起了民族矛盾方面的混乱，甚至仅仅是民族之间存在的不同和差异都要引入敌我阶级矛盾的做法。而实际上在这些地区，敌我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就出现了盲目照搬适用于主要民族地区的一些做法和手段，这些手段和做法甚至在当地也由于过于激进而出现了不适应。

　　其结果是虽然西藏取得了一些根本性的成就，但总会伴随着出现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正。

　　举一个农业方面的例子：1952—1980年间，西藏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倍多，牧区的牲畜数量增加了2.5倍，工业产值也增长了数倍，所有这些成就在旧制度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从1959年平叛再到1965年自治区成立，西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实现了连续高速的增长，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难道这是对西藏人民进行殖民和阶级剥削带来的后果吗？当然不是，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收益，原因是付出的努力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当地的需求之间出现了脱节，如在粮食的品种和产品的种类、投入（包括劳动力的投入）和经济效益（包括产生的购买力）等方面之间出现了不平衡。

　　主要民族地区和非主要民族地区几乎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民族自治政策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当然，这并非说从事政治工作和技术工作的藏族干部数量没有增加。而作为取得的一项长期成就，实际上藏族干部的人数已经得到显著的增加，只是干部的少数民族化并没有带来“对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方法”，对藏族干部的评价或藏族干部的自我评价也是紧跟内地的模式。这样一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框架下，少数民族干部往往不会根据自己对当地人民和情况的了解而主动采取一些别人没有使用过的做法。

　　1980—1982年间，所有这些问题正在得到纠正。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这里当然不是说回到旧社会，而是回到农奴主叛乱后和改革后的那段时期；在西藏人民的记忆中，这个阶段是西藏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由于出现了一些混乱和波折，一些旧的思想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反复，但是这一阶段的目标是要迅速解决由于求多求快带来的不平衡、短缺和紧张，通过所有藏族人包括现居海外的藏族人最大限度的团结和支持，实现西藏的健康稳定发展。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相比以前更不应该受到干扰，其发展会更快更连续。

　　“倒退”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造成的损坏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向国家上交公粮的硬性指标停止了，但实际上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1980年西藏农民自愿上交的粮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粮食的零售额也大幅度增加。1979—1980年间，农民的存款增长了14%。

　　西藏人民公社及以上级别的藏族干部有3.6万人，占西藏干部总人数的60%；西藏自治区符合条件的医务人员中，一半以上是藏族；西藏6500所（30年前学校数量不足10所）小学的教师中，90%是藏族；1170名中学教师中，藏族占到1/3；各类藏族技术人员的数量也在上升，并且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加之现在政策上更加灵活，这支技术力量愈加积极主动地扮演他们适用于当地情况的角色，发挥他们的作用。

　　因此，将《西藏的变迁》作为本书的书名，对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革命来讲是合适的，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调整以及新的进步来说也是合适的。

第二十一章西藏新工人家庭

　　在西藏所有伟大而快速的变化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工人阶级从昔日农奴和奴隶行列中的崛起。1955年我第一次到访西藏，刚刚诞生的工人阶级只有几百人，1965年其人数增加到2.5万多人，1976年为6.5万多人。拉多的故事是西藏开始有工人阶级的一个例证，他曾是铁匠阶层里的奴隶，在旧西藏是最被人看不起的。1965年，我第一次结识他们一大家子人。

　　我是在拉萨汽车修理厂的锻造车间见到拉多的，当时他53岁，多年的劳累和虐待使得他身体驼背，面相苍老，但是在精神上，他思想觉醒，头脑清晰，意志顽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拉多的两个儿子达瓦和洛桑交谈过，他们是拉萨水电站高压线路维护工，也和他的两个女儿巴桑和格桑、两个女婿以及另外一个儿子强巴交谈过，他们和拉多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过了些日子，我们在拉多拉萨的家里重逢了，这个房子是1959年民主改革分配给他的。一家三代20口人聚在一起，拉多向大家挥了挥手说：“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这个家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绝大多数人不是饿死，就会被打死。”

　　在今天的西藏，人们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语。这些话并非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而是严肃的事实。

　　下面是拉多和他家人的自述故事，故事反映了西藏的过去和现在。

拉多，父亲，53岁

　　12岁的时候，我就在铁匠铺做劳役，每天挣一桑冈（约半美分），还要随时准备挨打。15岁那年，一个工头抄起一个厚板子要打我，阿爸害怕我被打残或打死，就站在中间给我求情。因为这个原因，阿爸自己被打成重伤而死。

　　20岁的时候，我被转手到噶厦政府的拉萨造币厂，在那儿一待就是27年。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手工压制8000个硬币，少一个都会招来鞭打。每天我从早工作到晚，还挣不来一个硬币的报酬。没过多久我就结婚了，接连有了九个孩子。我和妻子没钱给他们买糌粑，只能用小勺给孩子们每人分一点，分到最后我们自己经常没得吃。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噶厦政府继续掌管地方政权，条件是只要他们许诺不会阻挠改革。但是他们言不由衷，农奴制依然存在着，差役也一样。1956年，他们差我去罗布林卡公园修建达赖喇嘛的新宫殿。

　　当时我真没了主意，在那里干活没有报酬，我的家人怎么吃饭？那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修拉萨机场，工资很高，我去求噶厦官员给我15天的假，我去那里挣些钱帮老婆孩子渡过难关。噶厦官员答应了，但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却把我告上法庭，罪名是“他宁愿给汉人干活，也不愿意给达赖喇嘛干活”。他们威胁我，要对我使用骇人的惩罚：从头脚处挑开，活剥我的皮。

　　最后，他们把我投入朗子厦法院下面潮湿的地牢。在地牢里，我想：“我们家几代人一直受压迫，现在我的身体要垮了，活不了了，但我必须做一件事，要看到孩子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我设法捎口信给大儿子达瓦，让他不管冒多大风险一定要勇敢去中央政府在建的新电站建设项目找份活儿做。很幸运，他成功了。

　　在地牢关了40天后，我被放了出来，半死不活的样子，他们直接把我送回罗布林卡去做劳役。你们能够明白了吧，为什么1959年农奴主叛乱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他们说是为我们西藏人的那些话。我知道那是在保护旧压迫制度，这个制度害了我们西藏人，也差点要了我的命，所以我反对他们。他们又一次把我抓住，这一次要真的活剥我的皮，但是解放军很快打败了他们，我也就得救了。我决心一生要为革命工作。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个厂子上班。一切都变了，以前我吃的是最差的食物，不仅只有一点点，还经常令我胃痛。现在，我吃的是大米白面，胃痛也好了。过去我只有一件衣服穿，不敢奢想能换身干净的。现在，我有很多衣服，夏天的，冬天的，床上用品也很好，上班时还发有工作服和手套。汉族和藏族同工同酬。厂子领导和我们一起在集体食堂吃饭，吃的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我们全家只有一小间房子，屋顶还漏雨。现在，我在厂子有一间房，在城里还有个家。其他上班的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住处。

　　为了我的健康考虑，工厂最近送我去林芝森林疗养院。那儿的医生都很和蔼礼貌，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疗养也确实让我身体好起来了。过去我们生病了，如果还能走动，就会被拖去干活，如果走不动，就只能原地等死。

　　我一直希望孩子们拥有的已经变成了现实。三个孩子现在在这个工厂工作。女儿巴桑和格桑给车身喷漆，三儿子强巴跟我一起做锻工。大儿子达瓦在电厂，他有五个孩子，孩子们吃穿不愁。二儿子洛桑是共青团员，再小一点的孩子都在上学。群培今年16岁，是少先队的一个队长。

　　我自己也刚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65年，拉多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这是早年受苦受难的结果。1976年，他看起来没有再老多少，布满皱纹的大宽脸和敏锐的目光还是记忆中的样子。之后我们又见了两次面，第一次是在工厂的工作台旁边，尽管已经过了60岁的退休年龄，他并不愿意停下来休息。第二次是在他家，当时家里人数包括孩子们的配偶和孙子们在内，已经超过30人。拉多介绍说：“我们家有七个人是党员，五个人是共青团员；大部分人是工人，还有五个干部，三个医生，其余的都在上学。”

达瓦，大儿子，30岁

　　“铁匠的臭小子”是我很小就听到的称呼，我永远也想不通，铁匠有什么不好？！从盖房子到做把刀，谁能离得了我们？但是在旧社会，我们却不被当人看。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主要成员。

　　我们家九个孩子中，我是最大的。我们肚子老是空空的，房子又湿又冷。我记不起来我们几个有谁穿衣穿鞋是没有破洞的。阿妈让我们去跑腿办事时，狗经常咬我们，在那个年代你没有权利把狗赶走。如果狗的主人是个重要人物，你就得挨鞭打或者被投入监狱。

　　阿爸埋头苦干，但是却养活不了我们。由于劳动没有任何价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借高利贷。但是，即使是借高利贷，你也得送礼，送哈达、羊肉或茶叶。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为了备礼不得不东借西凑，对于生活的艰辛你甚至不能有任何牢骚。如果阿爸把我们的困难讲给造币厂，请假一两天去打点零工贴补家用，就要冒着挨打的风险，不是被打残，就是被打死。

　　从九岁起我就外出借东西，这真是可恶！我一露脸，就会招到嘲笑和奚落。我经常想：“还不如死了更好，我受不了这些。”所以我十几岁就离开了家，和阿爸商量好由我来承担一半旧债。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工作，债也偿还不清。

　　我结婚后，我带着老婆孩子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就躲避债主，向北去了那曲。噶厦官员在那里把我逮住，他们冲着我大声训斥，而我只好长跪几个小时。幸好没有更恐怖的事情发生，否则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

　　后来有了一线希望，阿爸获准在飞机场干两个星期活，他甚至能够赚到一些钱让我去给孩子买衣服，但接着他就被关进监狱，这件事发生在他送我去电站的时候。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被录用的那一天，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由。很快，人民政府给我发了衣服、脸盆、牙膏和卧具。我把阿爸的遭遇告诉他们后，他们预付了我100元现金。我把所有钱都带回了家，就这样家里有了吃的东西，也可以送一些给监狱里的阿爸。如果不是那份工作，我们全家可能都饿死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是毛主席和党解放了我们，感觉到自己活得像一个人。你认为我们的旧生活很糟？过去几乎所有的西藏人都生活窘迫，甚至更糟。1959年农奴主叛乱平息前，劳动人民连头都抬不起来。

过去，不管谁伸手去争取一点点新生活，都会遭到反动派的打击。我们电站对面驻扎着一个藏军军营。在叛乱前夜，我们骑车去拉萨，士兵拦截我们说：“不要给汉人干活，不然我们就灭了你们全家。”但是我们藏族工人知道，我们和汉族阶级兄弟一起，是为我们共同的未来工作。我们下定了决心：“如果汉族同志活，我们就活，如果他们死，我们就和他们一起死。”就这样我们加入了民兵，准备反击。

现在和过去相比怎么样？这种对比不仅仅表现在我们的吃穿方面。以前我们家从没有人上学，现在我的孩子上学了，甚至连老年人也在学习。我已经学会读藏文和一点汉字，我妻子央宗以前是造币厂的奴隶，而且不识字，现在她是市政府的干部，是名党员。

过去，噶厦官员或者高僧路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弯腰低头，不敢看他们膝盖以上，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想骨头被打断的话，就永远不要有任何抱怨。现在，我们厂的领导走访的时候就会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即使我们有一些小问题，我们也不想麻烦任何人，他们总能觉察到，并且问该怎么帮助我们。

整个西藏都在建设之中，我们也在其中。以前，我们的命运是只能劳动，不能享受成果。现在，凡是我们工人建造的，我们就能使用。目前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再过几年，你会看到更大的进步。

1976年，我真的回到了林芝电厂，并问起了达瓦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达瓦一年前就去世了，病因是高血压引起的心力衰竭——这个病是高原上的可怕杀手。大家说起达瓦的时候充满感情，心怀敬意。达瓦在提升工厂效率方面尽职尽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成为了一名党员。

后来，在达瓦的拉萨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女儿达娃，那时她已是一名年轻的医学专业毕业生，在仲巴县农村工作。

洛桑，二儿子，28岁

在绝大多数西藏家庭里，至少有一个男孩必须去当和尚，我们家里就是我。我被送到了色拉寺，但是那里也有穷富之分。从8岁起，我就是一个和尚奴隶。

每一个新人都要有一名喇嘛老师。我的老师叫丹增。11年中间，他没有教过我一个藏文字母，甚至没有教过我怎么祈祷。相反，我整日整夜地干活，做他的仆人。渴了我只能喝冷水，饿了吃发馊了的豌豆泥。一年四季，我穿着同一件破烂长袍。

我给丹增家放牛，如果他不满意，就会把我绑到柱子上，用鞭子打我，直到全身流血。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睡觉打鼾吵醒了他，他把我拽到井边，脱掉我的衣服，往我身上浇水，直到水冻成了冰。藏历新年大家本该都能吃得好一点，他命令我沏茶，只有他的，没有我的份。茶水煮沸溢出，洒在炽热的牦牛粪灰烬上，他就抓起牦牛粪灰烬往我嘴里塞，并且说：“吃你的节日大餐吧。”

他不停给我说：“你的命满是罪恶。”但是，他的另外一番话表露了他刁难我的真正原因，这句话他也说了一千遍：“你们铁匠孩子有啥好的？”他的意思是别人家里都给孩子老师送礼了，而我家没有给他送礼。

除了服侍丹增，我还得为寺庙干活。根据寺规，所有男孩和尚都应该这样。但是，那些富人家来的男孩就只劳动一天，走走形式就不再干活了。而我的活儿就没停过，年复一年。

最惨的是受到羞辱。一次，达赖喇嘛要来，我的老师说：“今天大家理应穿得好点，你这个‘黑骨头1’会给我们丢脸的。”他拿走了我的衣服，这样我就不会被认出是个和尚。在寒冷的夜晚，他把我锁在外面，我几乎光着身子。我家就在附近，但我没有回去。父母把我送到寺庙，希望我在这里能吃饱饭，接受到教育，我不想让阿妈知道实情，不能让她担忧。

1958年，丹增死了。依照习俗，老师的东西应当传给弟子，但是色拉寺的高僧只给了我一个木碗、一个垫子、一个糌粑袋子和一件旧袍子。他们说：“你不一样，别人家很关心自己孩子的老师，你们穷鬼给丹增添了多少东西？！”我的所有劳动看来都根本不算数，他们甚至不让我睡在房子的角落。此后，我就只能睡在屋檐下和墙角处。

1959年发生叛乱时，寺里的高僧和那些他们信得过的和尚都带着枪，一趟一趟地冲向罗布林卡。他们不相信我们穷和尚，就把我们关进念经房，并且命令说：“念经！”他们以前从没有给我们时间去念经，我们很多人连一卷佛经也不知道。

叛乱平息后，一个干部工作组来到色拉寺，他们宣布说：“现在宗教信仰自由，禁止强迫劳动封建特权，没有人能够强迫你们当和尚。自愿继续当和尚的，也不会有人阻拦。”

我要求回家。我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对外面世界几乎一无所知，阿爸和达瓦不得不向我解释好多事情。阿爸说：“现在主要的事情就是工作。”就这样，我和色拉寺其他三个年轻的穷和尚一起被介绍到了电站工作。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师傅和学徒没有区别。熟练工人和技术员几乎都是汉族，由于是新工作，我们难免出错，语言上也有些误解，但是他们从没有大声说过我们，更不用说打我们，威胁我们。他们甚至在工作之余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说：“你们还年轻，肯定能学会所有这些东西。”

慢慢地，我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个拿高工资享受优厚待遇的地方，我们还是建设新世界的组成部分。1962年，我申请加入共青团。

我觉得在电厂工作很光荣。解放前，拉萨仅有一个小型发电机，只给达赖喇嘛和一些上层贵族提供照明。对于劳动者而言，夜晚是一片漆黑。现在，我们给90%的城市家庭供电。昔日的农奴和奴隶非常贫困，付不起电费，我们就免费给他们供电，我们为穷苦百姓工作。

在我们电厂，藏族人操作修理复杂的机器，很多人都在拉萨和内地省份受过培训，我们自己也为农村新电力单位培训学员。每周四我们带薪全天上技术课，其余时间我们学习自己的语言，学习政治来指导自我解放，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是西藏完成革命的先头部队。我们全家都在工人阶级队伍里，这既是荣誉，也是责任。

随后洛桑被送到四川成都一所大学，学习水电技术。

1976年，他担任了电厂车间书记和工会主席。

我发现他和我们上次见面一样，还是那么安静和认真，但没有了年轻时的腼腆。现在，他讲话很成熟很自信。他说：“西藏的进步太大了，我们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还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上个月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万分悲痛。但是我们会化悲痛为力量，去实现他的遗愿，为国家和革命做出更大贡献。在中国，取得胜利并非易事，无数英雄为此献出了生命。

“我们决心要提前完成任务。我们是工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怎么能说是站在人民队伍的前头？”

巴桑，大女儿，26岁

八九岁的时候我常常捡牦牛粪当燃料卖，以此来帮衬家里。我只有一条裙子，穿得一年比一年烂，而且随着我长高，裙子也显小了。这条裙子我是白天穿，晚上睡觉也穿。现在，我贴身衣服是棉质的，也有华达呢衣服，睡觉时还有厚厚的被子盖。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从未接触过这些东西，就更不用说拥有了。

我有一个孩子，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工厂派车送我去的医院，还给了我两个半月的带薪产假。2 在农奴主手下，一个妇女能有两天产假就是奇迹了，通常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被赶去干活。我阿妈生我大哥达瓦的时候，就在她当乌拉的地方。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包孩子，阿妈就用了她仅有的内裤。我的孩子尼玛出生前，新衣服和其他各式东西就准备好了。阿爸告诉我说：“你们年轻，从没有受过我们老年人受过的苦难，不要忘记过去！”想到党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便坚持要提前结束休假返回工作，但是厂里不同意。

我是经阿爸的介绍才进厂上班的。起初，我负责烧水煮茶，后来我成为一名钣金工，现在我给车身喷漆。我丈夫桑杰格桑是一个农奴孤儿，早年被送给了哲蚌寺。一次，他肚子特别饿，就吃了一点寺里的献果，他们就把桑杰往死里折磨。桑杰逃走了，但又没地方去，只好又返回寺里，受到了更多惩罚。1959年民主改革中，桑杰在哲蚌寺表现积极，接着就离开当了一名工人。现在他和我阿爸、弟弟强巴一起，在锻工车间上班。大家对桑杰工作表现评价很高。桑杰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就是我现在的信仰。”

格桑，二女儿，24岁

我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事，帮家里维持生计。在垃圾堆，我找到人家扔掉的旧袜子，通常连袜底都不见了，我就把这些旧袜子拆了重织成东西，给家人用。后来，我做了保姆，1963年我到这家工厂工作。我和巴桑一起，在喷砂、油漆和喷漆车间。我丈夫仓央也一样，他是四川阿坝藏族，来拉萨朝圣。1959年前，他在哲蚌寺当喇嘛。现在，他是一名模范工人和民兵队员。

强巴，三儿子，21岁

家里年长的人都在外面挣吃的做乌拉，我和年龄小的则待在家里。冬天，我们冻得直哆嗦，让脚暖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到屋外，把脚放在别人刚刚倒掉的炭灰中。因为年龄太小，不知道什么时间拔脚，所以烫伤了脚。现在还有伤疤呢。

我们住的地方离工厂不远。尽管那时候家里没人在厂里工作，我还是经常去工厂，站在食堂旁边。汉族工人心领神会，总会给我点吃的，我不但自己吃，还给带回家。我想尽我所能去帮助家里，所以每逢节假日我就步行到拉萨，在大昭寺附近乞讨。

1959年后，一些同志注意到我能唱歌，于是我便进了宣传队。1963年，在阿爸的建议下，我到了他的锻工车间工作，这就是我从一个乞丐到一名工人的故事。现在，我不仅有技术，吃得好也穿得好，还有自己的自行车。我喜欢运动，也帮着教唱革命歌曲，给我们的业余文工团排练节目。

1976年我再次见到强巴的时候，他仍在汽修厂当工人，而且成熟了很多，也有了自己的小家。

群培，四儿子，16岁

我们在崭新漂亮的拉萨人民文化宫前见到了群培，当时少先队员正在这里集会。群培是他们学校少先队文艺部的负责人，扛着队旗。

“长大后你想干什么？”我问他。

“当个工人，像我阿爸那样。”

后来，我把这些告诉给了拉多。

拉多很是满意，并且说：“他说得很对。每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不要忘记过去和现在的差别。’怎样才能证明我们没有忘记呢？要通过发展生产。如果我们都不去建设西藏社会主义工业，还有谁会建设呢？”

1976年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拉多家的大客厅墙上挂着“光荣之家”牌匾。这个牌匾是国家颁发给有为国家和社会主义捐躯的军人的家庭的。这牌匾代表着年轻的群培，他几年前当兵服役时牺牲了。

“光荣之家”旁边还有很多颁发给拉多及其子女的“模范工人”牌匾和奖状。活着的和已经去世的因为同一个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

洛桑补充说：“阿爸经常召开家庭会议，要求我们牢记昨天的苦难，珍惜我们的今天，努力建设我们的明天。阿爸年龄虽老，但思想很新。他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行动和工作热情更是这样。”

就像11年前一样，在我们又一次离开之际，他们老老少少涌到门口，和我们热情握手告别，告别的话也几乎和11年前一样。

“一定要回来呀，不要过太久。你们会看到我们西藏更多更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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