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逻辑（“常读?趣味集”系列）_汗青_9787550420663

帝国的隐秘逻辑

忠臣、能臣、庸臣、佞臣和正人君子

魏晋风度与药石

蝴蝶效应引爆世界大战

刺客圈与超限战

英雄与名士的出位“潜规则”

帝国的隐秘逻辑——晚清风云

文/谌旭彬

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遍访欧美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国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868年为修约年。习惯于“华夷外交”而严重排斥“条约外交”的清廷，视“修约”为洪水猛兽，苦求应对之策。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就这样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䜣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J. Mcleavy Brown）和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二十余人。1868年2月，使团从上海虹口港出发；6月，首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使团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使团抵达圣彼得堡，23日，蒲安臣因劳累过度骤然去世。同年10月，使团返回中国。

缘起：面子本位制度下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因为中国皇帝决定派遣蒲安臣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而倍感震惊。因为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任命发布之前，也没有得到清廷准备任命他的明确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背后促成此事的主要推手是总税务司的赫德。12月14日，该报纸报道称：“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发表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赫德在自己的日记里证实了这一点：“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极力敦促总理衙门将此事付诸实施的动机相当明确：中国应该从离群索居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主动在国际上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可以随时把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给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在北京的西方国家的使节代为转达。

尽管结论一致，清廷考虑此事的出发点却与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清廷始终没有动静。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廷自觉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对“中外礼节不同”这一问题长期沿袭了鸵鸟政策，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政府的最高领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在“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在“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明白这一点，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华夷外交观”，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为由，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不做安排。

在“修约年”即将到来之际，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使团势在必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入乡随俗”采用了西方的礼仪，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清廷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奋斗了十年，岂可功亏一篑！

那么，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所说：“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放心不下，又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以“概免”行礼的情况，尽可能免掉，待将来谈判好了再说；必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仍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还原：蒲安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就

在《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一书中，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在美英侵略分子的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这种叙述是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产物，沿袭了古老中国的“诛心”传统。

访美：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演说家的特长，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这个伟大的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游说：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它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并且激励美国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无疑代表着蒲安臣对此次出使成果的个人期望。但他同样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签订条约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访英：迫使英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欠妥

使团于1868年9月抵达伦敦。因为此前与美国签订条约中的“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媒体也对使团大多抱有敌意。直到10月，使团才得以礼节性地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中国国内发生了因天主传教士开办的育婴堂连续死去四十多名婴儿而导致数万满怀疑忌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趁机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西方外交游戏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双方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并迫使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公开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欠妥，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英国仍然表示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免受迫切的危害”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随后并将吉必勋革职。

访德：俾斯麦认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

1870年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铁腕首相俾斯麦举行了正式会晤。会晤的结果是俾斯麦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这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对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访俄：蒲安臣劳累成疾骤然去世

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半个月后，他们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俄国此时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而对中俄关系刻意避而不谈，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安臣病重后的工作状况：“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是年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钦差大使任上。

结语：朝廷死要面子，什么都是浮云

蒲安臣出使之前，特意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由此，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蒲安臣以他高超的演说才能，给予了西方世界一个温和的、开放的新的中国印象。每到一处，他都极力声称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铁幕，投入近代世界文明中。这一形象营销在欧美各国中取得了成功，但悲哀的是，他没有能够带着荣耀回到北京，而他演说里那个正走向开明的中国政府，其时正为他在使团内大力推广西式外交礼仪而头疼不已——1869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使用西方觐见礼仪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以西方礼仪觐见皇帝。

朝廷又一次搬出了“皇帝年幼”和“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也不同”的陈词滥调。

在面子本位体制下，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开明中国的形象，在西方昙花一现，归于虚构。

相关言论

文祥：不要强迫我们修铁路和电报

“我们给予我们的使节的唯一训令，是不让西洋强迫我们建设铁路和电报，我们只希望这些事情由我们自己来提倡。”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肯定蒲安臣使团的出使达成了一些预期效果。

赫德：如果蒲安臣做另外一套，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蒲做得正确了，他的出使可能对中国和人道有最良好的影响；但是，如果他做的是另外的一套，我们就必须靠上天来保佑将来了。”

虽然赫德是蒲安臣出使的极力推动者，但他同样也表示了深切的担忧：蒲安臣毕竟是个外国人，一旦他作为中国使节出卖中国利益，后果将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蒲安臣不是那样的人，正如赫德不是那样的人一样——他领导的海关总税务司是晚清唯一没有贪腐的衙门。

倭仁：西方文明不过是淫乱和机诈

“彼等之风俗习惯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

士林领袖、帝师倭仁极力反对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里如此描述“近代西方文明”。

志刚：好是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

总理衙门官员志刚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后撰写有《初使泰西记》一书。

1869年使团在巴黎，志刚在日记里记述了观看西洋舞蹈的感受，多有赞叹之后，他总结道：西洋舞蹈好是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所以这些舞蹈只能在西方跳，不可引入中国。

在法国，志刚听说了男女群聚海滨浴场“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条泳裤，女性加穿一件“背心”。他感叹：“遥闻此事而艳之，惜忙，未得一往观焉。”

收起艳羡之心，传统知识分子志刚回归思辨：洗海澡好是很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欧洲之人大率血燥，故心急、皮白、发赤而性多疑。虽不赴海澡，亦必每日冷水沐浴而后快”，但是，中国人体质与他们不同，不可以群聚洗海澡，“中国重理而轻情，泰西重情而轻理”。

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朝廷下旨中途召回留美幼童

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三十人从上海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其后三年，1873年、1874年、1875年每年各有一批，共一百二十名幼童（年龄在十到十六岁间）到美国留学。留学年限定为十五年，另加两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二十年时间。史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该计划最强力的推动者李鸿章曾如此表述其目的：“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

尽管在启动之初，李鸿章屡次言及不畏艰险与流言，决不使计划流产，但最终，他没有能够坚持到底。伴随着李鸿章对留美幼童计划进展的失望，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令全体师生尽速返华。留美幼童分三批启程，于同年秋返回中国。至此，始于1872年，历经十年的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计划以失败告终。

一度拟将推动留学教育以开启民智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容闳痛心疾首：“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毁……顿觉心灰，无复生趣。”后来他在天津见到李鸿章，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有尽力保全这一事业。然而，容闳所不知道的是，李鸿章本就是撤回留美幼童的强力主张者。1881年，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闳：这个“老糊棚匠”希望造就一批明了西方技术文明的“青年糊棚匠”；然而，幼童们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却显然是要将他们培养成旧体制的掘墓人。对为留美幼童计划竭尽全力顶了近十年的朝野舆论压力的李鸿章而言，这是怎样一种情何以堪的心境？在下达回撤谕旨的那一刻，那一百多名留美幼童已成为举国士大夫心目中不可饶恕的“思想犯”。

容闳的理想：造就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

鲁迅式的痛苦

1847年，不足十九岁的容闳远涉重洋去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若干年后，久历欧风美雨的他如此描述自己被新时代启蒙之后的痛苦：“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追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这种痛苦，鲁迅也曾经描述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居然也相差无几。鲁迅继续写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容闳也相信“希望在于将来”：“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能够改变中国的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容闳家贫，在美国的学业依赖各方的资助，这些资助大多与宗教有关。他所在的中学——孟松学校的校董就曾以回国后充当传教士作为资送他进入大学的前提条件。但在容闳看来，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中国素无宗教信仰的传统，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义实际上从未与中国文化完全地融合过，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仍是传统儒学。

拒绝回国做一名传教士的代价是高昂的。正如熟悉容闳的约瑟夫·特维切尔（JosephTwichell）牧师所说：“（容闳）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渴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漫长的海外生涯已经将容闳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拥有美国国籍，而且几乎忘了怎样说国语。但他在自传里说：“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也参与其事。丁日昌与容闳关系甚好，受其催促，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同意，曾答应与李鸿章联衔入奏。容闳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知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笫间”。稍后，即有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启程赴美。

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在于改革旧文化

曾国藩大约并不清楚容闳极力促成外派留学生的真实用意。这位将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发挥到最高境界的清帝国的中流砥柱，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曾国藩希望借此复兴清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容闳却希望借此改造陈腐的东方文化，造出一个新的“少年中国”：“然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清廷之有无，儒家意识形态之存废，本就从来不在容闳的考虑之内。1855年，他在广州目睹了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广州民众时的极端残暴——那年夏天，这位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进士，一口气杀了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容闳亲往刑场考察，所见触目惊心：“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精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近代文明。容闳后来评价说：“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

访问太平军并对其前途表示悲观之后，容闳再度谈及自己对清廷的失望：“（太平军的兴起）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在容闳看来，政府之所以“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文化上的落后是极重要的因素，“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改革旧世界的首要之务，即改革旧文化。致力于留学教育，在容闳看来正是改革旧文化的一条捷径：“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李鸿章之梦：培养新一代的“糊棚匠”

陈兰彬建议撤回留美幼童

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清廷颁布上谕，言及对留美幼童之事的不满，称：“有人奏，闽、洋两局废弛……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设立船政局，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成就人材，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尚复成何事体! ”

次年二月，陈兰彬回奏，描述留美幼童的“现状”，并建议撤回留美幼童：“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唯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将陈兰彬的回奏交由总理衙门讨论。后者则转而征求直接负责此项留学事业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当年力主促成此项事务者的意见，曾国藩已经去世，丁日昌回籍养病，唯李鸿章多年来一直竭力支持。于是，李鸿章的意见就成了留美幼童是否应该撤回的决定性因素。

李鸿章无意于积极保全留美幼童

李鸿章随后回信总理衙门，意见是“半撤半留”，即同意裁撤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专门机构——驻洋肄业局，并将部分学生撤回国内，其余部分已进入大学毕业在即的学生，则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待其毕业后再令回国。为了说服朝廷同意半撤半留，李在信中还提到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对此事的态度：“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但总体上，李鸿章的态度是消极的。对陈兰彬及其他士大夫们的反对意见，李基本上都表示了认可。譬如，陈兰彬指责留美幼童偏重西学荒废中学，李鸿章表示自己也清楚内情：“迩年以来，余有议纯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李更多的是在纠结回撤幼童的方案——“纯甫（容闳）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收到李鸿章的回信之后，总理衙门做出决策，上奏朝廷请求将所有留美幼童一体撤回。奏折称：“自同治十年由南北洋大臣奏定章程，挑选幼童中之资质较优者出洋，前往就学，以备异日材成之用……讵料日久弊生，有名无实……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请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李鸿章这种消极态度显然是总理衙门决定撤回留美幼童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是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在成就着这项事业——留美幼童一事倡议之初，曾国藩仅仅在向朝廷奏请其他事务时顺带提了这个建议，是李鸿章随后致信曾国藩，极力敦促他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废”；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举朝士大夫不满于开销太大，主张不再派遣，是李鸿章最后顶住了压力；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如今，连李鸿章也变得如此消极，总理衙门选择将幼童全部撤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无可自拔、无可救药的帝国“文化中心观”

李鸿章态度的转变开始于1879年。这一年，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两位总办相继回国，从他们那里，李鸿章获悉了幼童们在发展方向上存在问题——由于容闳的纵容，“学徒抛荒中学”严重。1880年5月，李鸿章写信给陈兰彬，专门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在信中，李鸿章要求容闳专管西学，不要掺和幼童中学方面的教育。李希望幼童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又不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在李鸿章看来，幼童们必须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否则，即使西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关于这一点，量身定制的《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有明确规定：“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这样做的目的，李鸿章曾说得相当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西学乃是“偏端”，中学乃是“全体”。向西学学习的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换言之，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李鸿章个人的看法，而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国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言及向西方学习时，也不得不如此描述：“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这和刘锡鸿所谓的西方强盛是因为向中国学习，可谓异曲同工——尽管刘锡鸿一心拥抱儒家道统，而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的“文化中心观”，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无论其保守还是激进）的共同特征。

幼童们中文方面的学习并无问题，因为容闳希望他们日后回国缔造一个少年新中国，学好中文是必须的。陈兰彬们所不满的，是幼童们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但更多的不满其实源自细节。1879年，吴嘉善接任留学监督后，招幼童们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结果成了严重事件：“（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幼童们所受的西方近代教育，使其无法理解中世纪儒家教育的种种礼仪规范。

李鸿章也无法原谅幼童们何以不行跪拜礼，这形同对帝国意识形态的背叛。多年之后，梁启超曾如此评价李鸿章和他的洋务改革：“李鸿章所办洋务……缘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李鸿章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幼童们在美国，像当年的容闳一样，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李鸿章们”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

留美幼童之痛：等待我们的只有荒漠和枯萎

幼童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十年后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象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笼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上海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幼童们生活困难。黄开甲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幼童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幼童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慨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幼童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结语：让革命胜利，是时代最大的失败

容闳是输家，他破灭了理想；李鸿章也是输家，新一代的“糊棚匠”没有成长起来；幼童们同样是输家，他们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场畸形试验的牺牲品。

那么，谁是赢家？

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赴美留学，后来在其自传中回忆说：“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成革命分子，推翻满清，心里至为矛盾。”

这种矛盾终于在1911年成为现实。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留美幼童唐绍仪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并以此为议和的指导方针，最终促成南北联合推翻了清廷。

此种情形，容闳在幼童们被撤回那年就预见到了：“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让革命胜利，是时代最大的失败。

相关言论

曾纪泽：幼童未读圣贤书即出洋，对中国没什么好处

陈兰彬、吴嘉善等人热衷洋务，当时称为开明，然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接受留美幼童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曾国藩是幼童出洋的重要推动者，其子曾纪泽办理外交多年，熟知中外情状，居然也明确反对幼童出洋：“昔年陈荔秋、容纯甫率幼童出洋，纪泽侍先太傅前，陈说利弊……当时言：美国君臣上下，不分等差。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速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属耳，于中国无大益也。”

美国大学校长联名致信总理衙门：幼童改变了中国形象

1881年留美幼童返华前，他们的美国校长联名致函中国总理衙门，给予幼童这样的评价：“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为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

李鸿章责怪容闳：为何任由学生归国而不进行抵制

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后，容闳在天津同李鸿章会面，谈及此事，李鸿章责问:“汝何亦任学生归国乎?”容闳说:“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旨，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

李鸿章反驳道:“否，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归也。”对此，容闳极为惊诧，“当日此举，总督既未有反对之表示，身居四万五千里外，安能遥度总督心事?”这或许可以作为此一事件中李鸿章矛盾心理的一段注解。

幼童们：回国后对美国留学生涯甚是怀念

幼童们返国后，现实环境的压抑让他们喘不过气来，集体呈现出对美国留学生涯的怀念。譬如，幼童罗国瑞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说：“我忆起在西海汶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那里有海滩与树林，我相信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那里度过。人人是那样和蔼可亲，而最使孩子们常念不忘的是那丰盛可口的食物，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我们共同步入成年。”

幼童黄开甲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也说：“对于正想合上眼皮的人，我想他们（幼童）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时光。曾在亲切的监护和指导下，引导他们走向正义之路，明白做人之道。有可爱的声音教他们念主祷文，有和蔼的微笑经常迎接着他们，他们一定再度幻想重游我们的母校……”

幼童温秉忠则回忆说：“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深厚之友谊。故启行之日（1881年返华之日），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均很伤感，最重要的是，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parentaltreatment），使幼童们久久铭刻不忘。”

中日合邦闹剧流产

1899年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没有发生什么”——因为慈禧太后在上年9月发动的政变，维新运动夭折了；同样因为这场政变，一场原拟在1898年末至1899年初上演的“中日合邦”的亡国闹剧，也幸运地中途流产。

荒唐的救亡之策

除了开制度局取代现行各级政府机构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年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救亡之策”，那就是“中日合邦”。据康氏《自编年谱》记载：“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氏此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矢野文雄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又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深厚关系，成了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直接桥梁。

洪汝冲的旁敲侧击：“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氏没有对其“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要明了其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还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1898年）七月二十四日，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氏“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氏“中日合邦”的方案颇为类似。

关于“借才”，洪汝冲建议：“职以为不仿行西法则已，苟仿行西法，则一切内政，尤当广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事权，俾资赞助，收效必宏”——意即主张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而且这些“名士”绝不仅仅是顾问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权”，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限。

洪氏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甲午之役，则伊藤、陆奥，名震寰区。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借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也就是说，洪氏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关于“联邦”，洪氏则建议：“为日本者，所亲宜无过中国，以我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诚得与之联合，借彼新法，资我贤才，交换智识，互相援系，不难约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则东西太平之局，可以长保，而祖宗缔造之业，亦坚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挪威以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他如意、德以众国合成而称帝制，既无碍自主之权力，而有关两国之存亡，故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洪氏的“联邦”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此，洪氏即不必提拿挪威、瑞典为例谈“合为一国”；两国结盟乃再正常不过的外交行为，洪氏更不必强调“坦然行之，并无猜忌”。

据史学家孔祥吉先生考证，洪氏的奏折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

李提摩太在“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走到了一起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甲午战争后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李氏《新政策》建议中国政府：宜延聘二位可信之西人，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铁路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李提摩太本人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报事。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总之。战阵之事，李氏本人素来不懂，应由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以备任使。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

李氏的这一连串建议，其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人掌管。建议背后的李氏究竟是何居心姑且不论，但建议所导致的结果，则必然会使中国沦为第二个印度。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一度打得火热。李氏曾直接建议康氏：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氏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李氏抵达北京后，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鉴于当时英、日已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对李提摩太的“合邦”建议，伊藤博文是否直接参与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应该是了解而且赞同的。

杨深秀劝光绪“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之后，中国朝野一度掀起了一股“伊藤热”。出于对日本维新政变成功的敬服，许多维新派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而改为开设“懋勤殿”——懋勤殿虽然只是制度局的变种，但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即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据康有为记载，提案是康氏在八月三日拟定的，呈递奏折的是康党积极分子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臣闻刑部主事洪汝冲所上封事中，有迁都、借才两说，而其最要者，莫过联结与国之一条，盖亦深恐新政不及布置，猝为强敌所乘，蹈波兰之覆辙耳……今该主事所见与臣暗合，而其语之痛切尤过于臣，是诚按切时势之言也。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其“固结英、美、日本三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显然绝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乃再正常不过之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般的话。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的真实内容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于是乎，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氏说：“又闻俄君在其彼得罗堡，邀集德、法、英各国，议分中国，绘图腾报……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佑我宗社。”

宋氏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吐露了出来，即：“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具体而言是这样的：首先，“四国”合为“一邦”；其次，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最后，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觐见光绪皇帝，但因为政变的爆发，觐见成了泡影。

英国军舰的可疑行动

康有为、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等人积极运作“合邦”之时，英、日两国将与俄国开战的传闻也突然流传开来。戊戌年八月初三，总理衙门接连收到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三封电报。荣禄在电报中说，八月初一傍晚，有英国军舰七艘出没于金山嘴、秦皇岛附近，八月初二又出没于塘沽、榆关附近，英国军舰并告诉清朝驻榆关官员：“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

英舰来意不明，荣禄遂调动军队，预作戒备。袁世凯日记中对此有所记载：“（初三）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稍后，中国东北的盛京、金州等地，也传来了英、俄两国各自调兵，即将开战的消息。八月初五，总理衙门又接到荣禄的电报，其中有英国水兵登岸要求进入中国兵营的消息。稍后，英、俄开战的谣言亦渐渐得到澄清。

英国以八艘军舰的庞大战力，出没于塘沽、山海关等地，既非对中国挑衅，亦非对俄国开战，其用意究竟何在？1899年3月，英国官方出版的《中国事件蓝皮书》第394号附件《海军中将西摩致海军部》中透漏了其中的内幕。西摩向英国海军部报告：“参照9月23日我的电报，我向您报告16日、17日（阴历八月初一、初二）我在北戴河晤见了帝国公使窦纳乐，他对我说，事态一般看来似乎是平静的，既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帝国的军舰，也不需要舰队作任何特别的处置……因此，我带着舰队出发，作了一个已经呈报了的短程预定巡航，在23日回到威海卫。”

西摩正是在中国塘沽、山海关等地游弋的英舰的统帅。报告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西摩的行动，是在执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命令；二是窦纳乐明确告诉西摩，“没有理由在这海面或在扬子江上集中帝国的军舰”，所谓俄国将入侵中国，英、俄即将开战，完全是英方制造的谣言。

至于为何要制造这种谣言，迄今尚无确切史料可资说明。但不妨作一推测：第一，李提摩太正在北京运作康党谋划“中英美日大合邦”；第二，窦纳乐与李提摩太关系密切；第三，英舰主动散播“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第四，窦纳乐在政变中保护康有为逃走后，竟向庆亲王奕劻表示，在康成为通缉犯之前，他从未听过康的名字，但是，戊戌年康氏闹到京师无人不知，作为同在京师的英国驻华公使，窦氏显然是在撒谎。由此四点，似乎不难得出一个推论：英舰的行动，目的在于向清廷施加压力，以求促成“合邦”。

“中日合邦”的历史遗毒

康有为惯于异想天开，甲午前夕的“移民巴西再造儒教新中国”，戊戌年的“中英美日大合邦”，都是展示其天马行空的政治幼稚病的完美案例。但与“移民巴西”不同，康氏“合邦”提案既有历史渊源，更留下了极严重的历史遗毒。

历史渊源：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合邦”一词，其实来自日本。1893年，日人森本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一书，鼓吹日本应该与朝鲜合为一国。森本解释自己提倡“合邦”的理由：“国人尝有唱征韩论者，夫战而取之，则必疲靡国力，以买其怨。论者知之，而犹欲取之者，恐外人据此地也。今协议以合之，其为大幸。果何如也？盖持大公以合之，则我不用兵而取朝鲜也，朝鲜亦不用兵而取日本也。一将之功不成，而万人之骨则无枯矣。以费于兵争之资，诱朝鲜之开明，则是不买怨而树德也，合邦岂日本之不利哉？”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诸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做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显然是受了森本此书的影响。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氏赞美原本说：“阅日本森本丹芳（藤吉）《大东合部论》十四篇……其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但批评梁氏的删改本：“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梁启超与蔡元培绝非卖国之人，二人均对森本的著作不吝赞美，肯定有他们的道理。考虑到森本本人思想极为驳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东洋主义混而有之，森本此书主观上并不是为了便于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也是可以肯定的，也唯如此，才可能让梁、蔡二人认同此书。

但世事的逻辑，往往客观结局与主观意愿是完全相反的。1896年，日本在朝鲜正式上演“合邦”闹剧，结果是朝鲜国王出逃，王后闵妃被杀，此后朝鲜内乱不断；至1905年，日本终于得以在朝鲜设置统监，统管其政治外交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此一情形，与戊戌年康党谋划的“合邦”计划何其相似。

历史遗毒：从“合邦”到“大东亚共荣圈”

戊戌年的“合邦”闹剧虽然没有能够在1899年变成现实，但“合邦”的流毒却贯穿了此后中国历史整整半个世纪。

1915年，日本当局以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同时，更以“合邦”之说眩惑、欺骗中国知识分子。梁启超在这一年公开发表《中日交涉汇评》，其中直接提到“合邦”问题：“夫谓日本而欲翦灭中国耶？吾敢信日本人必不若是之愚，盖中国绝非朝鲜比也，欲我元首如李玉之揖让署约，欲我人民如一进会之要求合邦，此殆海枯石烂断不能致之事！”

梁氏此处明言“合邦”，与日方专门针对梁启超所作的“思想工作”有关。日方在这番“思想工作”中不但言及“合邦”，还翻出戊戌年日本当局庇护康、梁师徒的旧恩。

1919年，《凡尔赛和约》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触怒了国人的情绪，引发了五四运动。同年9月5日，军阀吴佩孚发布通电，要求明白宣示，决不补签和约。通电中再度提及“中日合邦”，称其是北洋当局安福系与日本所达成的协议：“龚代揆登台之初，只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任总代表……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抗日战争期间日方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中日合邦”的变种。学界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定义是：“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的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政治号召，起源于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宣言，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所谓“邦联制战略构想”，与戊戌年康党的“中英美日大合邦”何其相似。

1947年5月3日南京《世纪评论》杂志刊登题为《中日合邦论》的文章，署名何永佶，是一位哈佛大学博士。与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锲而不舍的“合邦”努力相比，国人的这种文章，只能算作“意淫”。

结语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一段议论：“戊戌变法期间，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之后，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游说康有为等变法派官员，接受其‘借才’之提议，并利用变法派官员掌握决策核心的便利，意图实行其‘合邦’的阴谋。对于可能阻碍‘借才’‘合邦’计划的慈禧太后与荣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则打算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杀荣禄、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是在明了情势险峻之后，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挽救了此一危局。”

此论是否中肯，不妨见仁见智。笔者亦有一种“见仁见智”之感——戊戌年慈禧之所以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背后即有恐公开审讯引出“外国干涉”的隐忧。慈禧对“合邦”一事很可能判断为光绪不惜借外力与其争权，故而在1899年有废黜光绪的计划；这一计划却又被外力所阻。次年，慈禧鼓动义和团驱逐洋人，与戊戌年的这条线索显然有密切联系。

但1899年，中日没有合邦，实乃莫大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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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戊戌政变的背后有俄国人

赫德在华多年，目光敏锐，认为维新的失败背后有俄国人的身影：“此间的形势，一瞬间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担心的是亲俄派取得了胜利，是巴夫罗富对李鸿章被赶出衙门的报复！我们必须等候一两个星期，局势才会明朗。我担心改革在目前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以后一定还会再次实行改革，并且最终取得成功。”

班德瑞：康有为被李提摩太迷惑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班德瑞（Baurne）在他与康有为谈话的备忘录中说：“康有为……很显然的，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同时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李提摩太是英国教会驻北京的办事人，他是个阴谋家，他大约向康有为和维新派作了一些愚蠢的建议。”

贾克凭：康有为只会背诵“政见”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附上了康有为搭英国轮船逃往香港途中，和英国人贾克凭（Cockburn）谈话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道：“他（康有为）漫谈了一些盼望英美联盟保护中国，以及沙俄控制住中国广大人群以后对世界各国的威胁。但这不过是背诵他学得的广泛的政见而已。”

窦纳乐：变法被康有为的不智搞坏了

戊戌政变后，英国公使窦纳乐曾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说道：“认为这次政变是受外国影响而促成的，那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这表明窦纳乐参与“合邦”之事是其个人的政治冒险，英国外交部并不知情。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窦氏还说道：“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

光绪：我不恨慈禧太后

光绪帝被囚瀛台之后，曾有不恨慈禧太后的言语，说：“我确实有对不起太后的地方，她把我拿下来是应该的。”他也不恨荣禄，说：“他是太后的人，他为太后办事，这也是对的。”独很恨袁世凯。光绪之“不恨太后”，是否有意识到重用伊藤博文与“合邦”的轻率在其中？

《字林西报》：公使们有权知道光绪生死

1899年，慈禧有意另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引起各国公使的紧张。《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魏晋风度与药石

文/汗青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

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

实际上，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张仲景合此药的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

那么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妨先从名字上说起。

称“五石散”，因为它是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不过因为“五石散”的药性非常猛烈而且复杂，所以仅仅靠“寒食”来散发药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只有一样是要例外的，那就是饮酒要“温”。此类举动称之为“散发”和“行散”等。只不过倘若药性散发不出来，又必须再服其他药来引发，药性如显现则称之为“石发”。

组成“五石散”的那些石药，从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最早从扁鹊开始就已经被用来治病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而淳于意还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一说。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楚辞》里亦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的句子，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服用石药，并一直延续到汉朝。

记载秦汉医学成就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虽然在唐代初年就已失传，但在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在秦汉时期是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全都列于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的。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更有记载云“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等，可见石药在当时地位是相当高的。

等到了正始名士何晏，他因体弱，乃自合药剂，由于“寒食散”药性猛烈，在汉时服用者尚不多，所以他在改进了前人的方子后方始服用（估计是加了配药或者调节剂量，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后自觉良好，因而大力提倡，终成累世之风［《世说新语·言语》：“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皇甫（谧）云：寒食药者……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同时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所以到后来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引侯白《启颜录》载：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魏晋名士们最被人追崇的仪态和风度的标志，便是他们宽袍大袖之飘逸风姿和惊世骇俗的举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实是与服药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

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急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而另一则是正好碰上了行散的上司，因此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

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后世这类记载和描写也不在少数，如鲍照的诗作《行药至城桥东》，元稹的“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均为此类举动的直接写照。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时尚后，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并在其后出门行走，只是此等举动大多实是一种不得已之行为，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逍遥，因为他们必须疾步行走到出一身汗方好。因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小小地幽了他们一默：

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浑身发热，必须散步以资宣泄。……这种散步，我想是不舒服的。肚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我所谓的散步不这样的紧张，遇到天寒风大，可以缩颈急行，否则亦不妨迈方步，缓缓而行。培根有言：“散步利胃。”我的胃口已经太好，不可再利，所以我从不跄踉地越路。（《散步》）

另外还有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有着这个原因。

五石散中含有硫化物等毒性成分在内，食后极易性格暴躁。鲁迅因此说：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唐代名士、肃宗李亨的布衣之交李泌，也是因 “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

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们或暴躁或口发狂言的狂傲风范，是与服药有一定关系的，并非全都纯出自然。

由于在服药之后除行散以外，尚要饮温酒来借酒力发散药性，于是魏晋名士大多好酒，这个事情大家实在太熟悉，举不胜举，所以就不多说了。但喝酒还曾经喝出这样的事情，据《世说新语》载：

桓（玄）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忱）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两汉魏晋时，当面言及对方长辈的名讳是非常犯忌而且无礼的事情。桓玄也曾手握重兵雄镇一方，此刻虽然失势，但也不可轻侮。那王忱估计吃了药再喝了酒以后，便假装神志有点不大清醒，当面屡犯桓温名讳，但是也因他服石之故，桓玄此刻亦不以为忤，反为对方开解，这样自己不会丢面子，还阻止了他继续攻击自己。这从另一面说明，在当时那些服药以后所做的不合常理甚至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通常是会被人谅解，甚至被推许为名士风范的。

另外，为后世津津乐道所推崇的魏晋风度中“扪虱而谈”之从容风范，系典出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然王猛是不是服药因史无记载，是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魏晋时期，虱子这个讨厌的东西，倒确确实实是经常和名士们联系在一起。《世说新语》一则记曰：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竹林名士嵇康亦服药，在其名篇也可以说是导致他身死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道“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有“心不耐烦”云云，其中的“心不耐烦”或为托词，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服药后导致脾气暴躁的后遗症。

如果联系历代医书记载中服“五石散”后的症状，因人的皮肤不但燥热，而且异常敏感，所以在石发时要穿薄而宽大、未浆洗的软旧衣，不能穿厚实或者未脱浆的新衣，以免不能散热，皮肤和衣服摩擦导致不适。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嵇康而言，要他穿着浆洗干净并且严实的朝服，去揖拜上官，几与酷刑无异，故不堪也。后来的桓温也有这个毛病：

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摧使持去。（《世说新语》）

不过这衣服若是时常不洗，软固然是软了，但是只怕虱子也因此便在身上繁衍起来。所以当时的名士也就和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名士由服药导致的不卫生习惯而引发之寄生虫祸害，居然可以成为后世美谈和追崇的风范，此亦恐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所谓魏晋风度那宽袍大袖的飘逸风姿，只怕一多半也是与这个有关系的。乃因穿厚衣和窄衣，对于服药者几乎是不堪忍受的，外加药性之燥热，即使是赤身裸体也未必解热，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经常脱衣裸体在屋中。晋名士兼名医皇甫谧语：“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皇甫谧服食不当，七年下来在冬天还要袒身吃冰来压制，更有“……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寒食散论》），其药性之猛及燥热难耐的程度可见一斑。

倘若照此说来，魏晋名士大袖飘飘的俊逸风度，似乎便不是那样的只有唯美和洒脱了，其中还颇有行散发药的成分在内，这一想于是不免叫人有些遗憾。

然此药的药性如此危险及剧烈，那服食“五石散”的首倡者何晏，他又何以要服用此药呢？

何晏此人除了是魏晋玄学宗师之一，开正始风气之先之外，本身还是个美男子并且好色。《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后人因以“面如傅粉”来形容男子美貌。《三国志》则曰“（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然后又云“（何）晏尚（公）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皇甫谧亦言其“耽声好色”，这个何晏在娶了公主后还敢四处渔色，色胆不可谓不小，好色之心不可谓不盛。因此此人既是美男子又好色的这个事情，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他好色的直接后果，自然便是体虚了，是以皇甫谧才直说他因好色之故才服食“五石散”。

综上所述，他服药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不过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即他因沉迷于声色之中，导致身体虚弱，因此服用“五石散”。也就是皇甫谧所说的：“……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而在服用以后，由于自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效果显著，所以大肆倡导，于是“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并且大规模流行起来，终成魏晋名流的一种时尚和象征。

而何晏自己也曾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发现他服药确实不仅仅为了治病，还兼要追求其他诸如“神明开朗”一类的效果。那么这个“五石散”到底是什么，并且都有些什么功效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要成分——五石的药性再说。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中药数据》：

石钟乳：Stalactite

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

主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

白石英：Quartz

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

主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

石硫黄：Sulphur

功效：壮阳，杀虫。

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

赤石脂：Halloysit

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

主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

紫石英：Fluorite

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

主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

此五味药中，有三味功效是壮阳、温肺肾，主治阳痿等症的；一味功效敛疮、生肌，主治遗精、崩漏等；一味功效安神、暖子宫，主治虚寒、不孕。所以，“五石散”具壮阳及治阳痿的目的和功效是确实无疑的。而其中一味赤石脂尚另有治湿症、敛疮、生肌的作用，因而此药在壮阳治阳痿的同时，似乎还可以用来治身上湿疮、溃疡一类的疾病。至于何晏身上是否有什么因为好色而引起的湿疮或溃疡一类的疾病需要治疗，既然史无明书，我们也就不好妄下推断，所以就此打住。

只是由此我想他因“耽声好色”而“始服此药”，然后就“体力转强”，关于这个“体力转强”的内里意思，应该已经不语自明，毋庸赘言了吧。

此药既有壮阳、治阳痿之功，而何晏在调整这个方子的时候，不知道又加了些什么其他配伍进去，导致服用此药后，更会性情亢奋、浑身燥热，直欲裸身散热，偏生还必须饮以温酒，并辅以运动出汗来发散其药力。世人皆曰酒能乱性，都已经如此形状，再喝上些温酒下去，之后什么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照这么说来，这个“五石散”还有春药的催情之能。

而何晏在其后尚说这药有“神明开朗”的效果，皇甫谧也道可“心加开朗”，想这药力固然有安神之效，但于浑身燥热、性情亢奋，急需运动出汗之余，说可以“神明开朗”“心加开朗”云云，似乎大有乖背之处，因此这话只怕尚有他意在内，非唯特指神清气朗而言。

于是我们不妨再看看服用“五石散”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前面说的，用药后人的皮肤会变得异常敏感，要穿既薄又软而且宽大的旧衣裳，甚至因为发热而干脆不穿。

但试想若是在两情欢悦之时，要是肌肤的触觉敏感异常，对纤毫举动感受莫不强于平时，只怕想来心里当然会觉得“神明开朗”，自是“心加开朗”。如果这么看的话，何晏对此功效倒的确是不可以不说，亦果然不可以谓之不妙，那当时京师因此“翕然，侍以相授”的轰动情形，并能在旦夕之间就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们就能全面、综合地描述 “五石散”的功效了，并可以这样来概括：首先它有壮阳、强体力、治阳痿，也许还有少许治疗湿疮、溃疡的功效，并在服用后可以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肌肤的触觉变得高度敏感，要用食寒食、喝温酒、脱衣裸袒、运动出汗等方式来发散药力。

唐代孙思邈也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开篇的卷一就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由此也可以知道，魏晋名士们纷纷服食的“五石散”或者叫“寒食散”这个玩意，至少到唐代以前，也的确是被当作房中药，也就是春药和壮阳药来用的。

实际上由于东汉末年的频繁战乱和动荡的历史大背景，最后导致为之一变的建安风气以及曹魏正始年间玄学的兴起，从此人们便开始名正言顺地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去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因此“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当时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之一的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论”，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而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缚，加上门阀制度的盛行，使他们可以因“散发”抗命或者犯忌，也可以居丧饮酒或者傲慢无礼。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一方面因为有服药这个借口，一方面也因为思想的转变，已经不再被视为违犯旧有的道德规范而受到指责。

基于这样崇尚人性和自然的大前提，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必然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和自然，道德和思想解放的同时，也在开怀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所以名士们大规模地服用“五石散”或者其他类似的药石，固然有追求长寿养生的成分，但是也不能否认还有将其作为壮阳药物来获取性快感的目的在内。

率性追求美色以及两情相悦、鱼水之欢，而且还大声说了出来的，最著名的大约要首推名士荀粲，他好道精玄学，“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在他看来，既然孔子关于人性天道的谈论没有流传下来，那六籍虽存也是圣人之糠秕，他因此而直言六籍是垃圾，则斯言诚足以骇世。同时他公开宣扬“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或“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更是把原先关于妇德的那一套标准丢到了九霄云外。

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有美色，荀粲登门求娶，回来后在家中“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两人甚是欢爱。他对曹氏的美色沉溺之极也疼爱之极，至于“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后来曹氏不幸病故，他思念过度而神伤，傅嘏问其原因道：“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他回答说：“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最后竟然因为痛悼不能已，一年后亦亡故，时年仅二十九岁。（《三国志》裴注附《荀粲传》。）

此间记载的事迹和谈论固然能说明荀粲对女人首先要求的是美色，但是仔细分析，实际远不止此。曹氏死后，傅嘏说妇人才色并茂的确很难，但是你娶妇不求才而只好美色，这样的女人以后应该很容易遇到，何以哀伤至此？此话说得极有道理，以荀粲名门世家的门第和才名，找个美女的确不是难事。并且傅嘏亦名士，他既然说不是很难，想来非虚。而荀粲的回答却颇耐人寻味，当头先来一句：“佳人难再得”然后道其原因，说就算死去的曹氏不能算倾国姿色，但确实不可以说是容易遇到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傅嘏以为曹氏的姿色并不是很难才可以找到的，而荀粲也承认曹氏没有倾国之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光以美色的标准而言，两人都认可了似曹氏姿色者是可以“复遇”的。然则，荀粲先前一句“佳人难再得”的决绝，以及后来说的“未可谓之易遇”，似乎就不好理解并且是互相矛盾了。

人所共知荀粲夫妇二人感情极好，似乎不用多说，而古人用词一向又是很讲究的。荀粲既云“佳人难再得”，当非仅指两人情感甚笃，显是别有所指，照前事推断，应该直指与曹氏的闺房之欢才对，如此便很容易解释为何荀、傅二人都认为如曹氏姿色者“易遇”，而荀粲又独言“佳人难再得”和“未可谓之易遇”了。

身为美男子的潘岳行洛阳，少女少妇莫不连手共萦之以示爱慕；到贾充女儿看见韩寿美貌便发于吟咏，婢女告韩寿，韩寿闻而约期，期至竟自逾墙便宿于贾充女儿房中；至于身为晋武帝姨妹的蒯氏，因妒忌而骂了丈夫孙秀，孙秀遂“不复入房”，蒯氏无奈求救于武帝，最后在武帝斡旋下孙秀才入房与她“为夫妇如初”（《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惑溺》：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閤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世说新语·惑溺》：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从这些我们都可以发现，魏晋时期非独男士在追求本能上的解放，女士们也一样大胆地在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和表达着对人性自然的欢欲之爱。如此则若曹氏们通房中术，亦不足为怪。

另外一点比较有趣的是，当时那些作为统治者的重臣甚至是皇帝，对曹氏和蒯氏们表现出来对情欲追求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甚至是支持的，这个似乎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

前面说到的贾充，晋时权重一时，他女儿和韩寿共宿后，欢爱之情溢于言表，贾充先发现她“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来又从韩寿身上香气，发现他女儿与韩寿私通，在落实这个事情以后，贾充干脆不露声色地装作不知道，把女儿嫁给了只是他手下小吏的韩寿。

而晋武帝姨妹蒯氏原本就是因为妒忌小妾得宠，才骂了孙秀，而孙秀也做得比较绝，从此就不入她的房。那蒯氏在过了一段独守空房的寂寞时光后，颇为自责后悔，比孙秀绝的是她竟然因为这个，就去找了当今的天子来帮忙，而晋武帝比他们更绝，居然还真的答应了，于是便“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联想后来孙秀和蒯氏的“为夫妇如初”，则晋武帝此问非但问得极为机智和风趣幽默，他对孙秀说话的那个“从容谓曰”的态度，更当叫人为之绝倒，实在让人觉得可爱之极，比之现在颇有些多的假道学，真正是可爱了不知多少。

这篇文章是看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独自想想觉得有趣，于是一时兴起，再东拉西扯了几下子，聊以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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