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早期历史比较研究》所收为作者于2004-2014年写成的四篇学术论文。其中，第一篇考察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对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影响等进行了学术分析。第二篇用案例的形式来说明黄帝与炎帝历史文化的同与异，对防风氏的起源，以及祭汤祈雨和民众精神文化的关系予以剖析。第三篇从德、政、刑的角度人手，探讨引礼入法的得与失。第四篇论述了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对自由、平等、法治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命运进行探讨。总之，《中西早期历史比较研究》的历史主义态度和比较研究意识相对突出，在求真与致用结合方面也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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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求索之路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很普通的史学工作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国维先生的两句诗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意思是说人到了老年，脑子里边留下来的只有两个字：“悔”与“疑”。我想我目前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悔”，既有对公事的“悔”，也有对家事的“悔”；“疑”，既有学术上的“疑”，也有思想上的“疑”，年龄越大，怀疑越多。自己尚处在“晦”和“疑”的状态，为什么还要写文章呢？与其说是在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还不如说是想把自己的疑与惑都端出来，和大家共同“释疑”。孔子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思与学中度过老年生活，恐怕要比王国维先生的最终选择积极得多。不过，大家也不要把我所提的一些观点看得太认真。我一向不敢以专家、教授自居，总感觉自己只是个“学者”，即正在学习的人。看法有不成熟之处，随时欢迎指教和批评。
一、我与史学研究的结缘
我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历史，老实说，更喜欢的还是文学。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当时有个比较著名的作家叫李凖，著有小说《李双双小传》，拍成电影，风靡全国。他曾经到我所在的中学去访问，对我影响颇大，也激发了一个十几岁少年的文学梦。所以我一直想从事文学写作，当个作家。高中毕业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所选择的十个高校一志愿全部填的是中文系，准备交表时，遇到了我高中二年级的班主任。这个班主任是教历史的，他看了我的志愿表以后说，你这个娃啥都不懂，大学的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大学的中文系主要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文学专业，主干课程是文艺理论和文学史；另一个是语言专业，讲的主要是音韵、文字、训诂、语法这些东西，很枯燥的，学这干啥呢？历史不一样啊，是人文学科的基础，你把历史学好了，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都可以。说着便亲自动手把我的十个一志愿改成了历史系。现在想来，这位老师帮我确定的人生路径，简直太重要了。如果我没有学习历史专业，可能也会到处开讲，把学生往沟里领。
就这样，1965年我被北京大学录取时，进的是历史系。那时候北大历史系的主任是翦伯赞，副主任是周一良、张芝联，齐思和、邓广铭、邵循正、杨人楩、许大龄等一批知名教授都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像汪篯、田余庆、张传玺、魏杞文、王文清等都曾为我们授课，马克垚还兼任我们这个年级世界史班的辅导员。可以说，北大历史系名师荟萃，学习条件很好。非常遗憾的是，我进校刚刚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老师们不能上课了。但我们并没有停止对学问的渴望与追求，大家都在偷偷地读书，到图书馆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或者读同学当中传阅的书籍，而且是对什么感兴趣就读什么。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中青年都不读书，文脉断了。这并不符合实际。那时是不让读偏要读、偷着读；今天是让读也不读，差别很大。自由读书这样一种方式自有它的好处，就是有助于拓宽知识面，调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也有弊端，就是缺乏严格、科学、系统的训练。从后一点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的大学五年，在一定程度上算是虚度了。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感到非常遗憾。
赵世超，河南南阳人。1946年生。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0年毕业，曾在河北定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就地消化”到县革命委员会任宣传干事。1976年调入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79至1980年，参加教育部委托四川大学徐中舒教授主办的先秦史师资培训班。1983至1984年，参加教育部委托华中师大张舜徽教授主办的文献学研究班。1985至1988年，回四川大学随徐中舒、罗世烈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通过答辩后分配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现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目录
丛书总序i
序言iii
夹缝中的自由——论战同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1
拨不开的迷雾49
引礼人法的得与失101
挡不住的诱惑——中国古代等级制度述论172
《中西早期历史比较研究》：
一、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成了历史的绝唱
战国时期，要求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渐成大势所趋，加之“得一察焉以自好”原为天下人之通病，学者难免要“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①，以至于走到“人以自是，反以相非”②。故而，在百家争鸣的大潮中，早就隐藏着渴望规范舆论的潜流，姹紫嫣红的学术园地里，文化专制主义的根苗一直都在悄然继长增高，并终于成为参天大树，造成“松柏之下，其草不殖”的局面，更不给自由的思想之花留下得以绽放的条件和机会。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异端是指与儒学不合的议论。攻字在《论语》中出现过四次，除此篇外，有《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等，句中的三个攻字都当攻击讲，这里也不应例外，但可引申为批判。有入主张把《为政》篇的攻字理解为治学的治，不仅缺乏证据，而且与《论语》词法、句法不合，甚不足取③。强调通过批判异端邪说来消除祸害，正反映出孔子的思想里已含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因素。至于他“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一段公案，《苟子·宥坐》篇、《史记·孔子世家》、《尹文子·大道》篇下、《吕氏春秋》、《说苑》、《家语》等，均有明确记录，而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崔述的《洙泗考信录》、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却力辨其无，至今信疑参半。倘孔子果行此举，他便不仅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倡导者，而且已开始付诸实践了。因为在少正卯的罪状中，就有“言伪而辩”、“聚徒成群”、“饰邪营众”等条目，很显然是被当做思想异端分子处死的。总之，我们起码可以说，孔子虽然是百家争鸣的奠基人，但他却并不赞成百家争鸣。他所希望的是儒家之道大行于天下，而不是诸说并存，竞流并逐，以至造成纷然淆乱的局面。
稍后于孔子的墨子也为“天下之人异义”的问题忧心忡忡。他说：“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如果任凭“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的“交相非”发展下去，必然带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的结果，有余力者“不能以相劳”，富者“腐朽余财不以相分”，贤者“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岂不是要天下大乱、社会分崩离析、人变得与禽兽无别了吗？他开出的治世良药叫“尚同”。其具体做法为：里之万民皆尚同于里长，去己不善言，学里长之善言；去己不善行，学里长之善行；里长之所是，必皆是之；里长之所非，必皆非之。依次类推，里长尚同于乡长，乡长尚同于国君，国君尚同于天子，天子尚同于天，最终即可达到“一同天下之义”、“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的目的。尽管墨子在讲尚同的同时，又强调尚贤，甚至提出过“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任官原则，他理想中的天子、国君、乡长、里长都是经过选择的“贤可者”，但只允许天下有一种声音，只允许在下位的人照着在上位者的样子去想、去说、去做，这便不能不说具有极端专制主义的明显倾向。墨子自己也知道真的要做到“一同天下之义”是有困难的，所以早就想好了“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以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的高招①，并在《天志》、《明鬼》篇中，反复论证天与鬼神均有赏善罚暴的功能，以资恐吓。由此可见，文化专制主义从一开始就很注意借助于利诱、强权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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