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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定 价：69 元 丛书名： 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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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知识的成长，符号学的边界也在不断扩大，在当今这个全球信息交流不断加速的时代，拥有一个全球性的符号学方法论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为此，《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通过重点研究符号学领域的诸多杰出学者们的理论思想，不仅对符号学的边界进行了考察，还证明了符号学涉及的不只是一门普遍科学的理论知识，更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所有一般科学的总体性秩序，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切得以成立的基础。 苏珊和奥古斯托深度解读了新时代下的符号开放网络，为读者们展示了从符号学的起源到总体符号学的未来这一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符号学全景。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一书是当代符号学的重要著作，不仅考察了符号学在新世纪展开的全新研究，尤其是伦理符号学和环境符号学等新的领域，同时还系统性地介绍了符号学史上的几位极其重要的符号学家以及他们的符号学理论，为想要系统性地了解符号学的读者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中译本序
作为一般理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说，今天的符号学渐趋成为“总体符号学”；此处的“总体”表明一种方向、一种趋势、一项工程。因此，总体符号学是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符号、传达、解释是生物专有的特权。凭借“总体性”或“全局性”方法走近符号学，对“符号的生命”的研究立刻与对“生命的符号”的关注联系起来。符号过程源于生命最初的萌芽。而今天的符号科学几乎完全局限于带有人类本位主义、语言本位主义、语音本位主义、字母本位主义和种族本位主义偏见的、“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语）。 无论如何，“传达”不是内部的内容外显的外位化过程。按照这种理念，传达好比一种电子任务，它由一个生命（电子任务发布者）发出，发生于被视作起点的电子任务发布者和另一个被视作终点的生命（接收者）之间，因此，传达就发生于一个充当信息发布者角色的生命与另一个充当信息接收者的生命之间。根据这一模式，由一种能够传达的生命，一种首先存在，然后传达的生命，亦即，一种先于、独立于其传达行为而存在的生命。但恰恰相反，本书作者持有的观点是，传达就是生物特有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条件，就是生命的条件。 四卷本巨著《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Posner，Robering与Sebeok，1997—2004）的总体规划无疑是直接表达当今符号学究竟是什么：总体符号学、打开边界的符号学、具有跨学科研究方法特征的符号学，它包容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逻辑学、语法学、文体学、诗学、音乐学、美学、哲学等等。 总体符号学或生命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域。该术语来自尤里·M。洛特曼（Lotman，1991），但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1994a；现收录于Sebeok，2001b）比洛特曼在更广义的意义上理解符号域。洛特曼将“符号域”这个术语的指称范围局限于人类文化，并声称，在如此理解的符号域之外不会发生传达（参见Lotman，1991：123—124）。相反，总体符号学认为符号过程与生命完全一致（在这一意义上，总体符号学就是“生命符号学”）；从总体符号学视角看，符号域等同于生物域——该术语是由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于1926年在俄语中发明的——因此，符号域便成了符号生物域。总体符号学昭示了符号网络的扩展性和一致性，这个网络包括洛特曼意义上的，由人类、人类文化、符号、象征和人工制品等构成的符号域。但总体符号学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该符号域是更宽泛得多的符号域（即符号生物域）的一部分，这是人类从未离开过的符号网络，而且，就他们作为生物而言，永远不会离开。 关于人类世界，符号学必须反思一下埃德蒙德·胡塞尔称为已经给定、已经完成、已经构成、已经确定的世界的可能性条件。重点关注选择性规划的世界批评性分析需要这种反思。我们的观点是，今天的符号学正在执行胡塞尔称之为建构现象学的总任务。他在1948年出版的《经验与判断》中明确指出，建构现象学的目的是描述建构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全部复杂运作。探寻世界如何建构指的是，研究一般世界的基本形式，而不是研究我们这个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从真实性、现实性和历史性角度，而且要从潜在性和可能性角度去研究人类世界的建模结构与过程。这种研究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它关涉种族特有的建构世界的方式。事实上，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他能够建构无数可能的世界。对于西比奥克来说，人类的世界建模工具可以称作“语言”。这一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实际上，与所有其他物种不同，唯有人类能够建构无数真实或想象的、具体或虚幻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参见Sebeok，1991a）。 符号的解释项是第一个符号在解释者心中创造的另一个符号，“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也许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Peirce，CP2。228）。因此，解释项符号不可能等同于被解释符号；它不可能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它是经过中介促成的，是解释性的，因而永远是新的。对于第一个符号来说，解释项是一种反应。它就这样开启了一个新的符号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作为符号，解释项决定另一符号，而这一符号又会充当解释项：因此，解释项通往新的符号过程，发展着符号过程，是新的符号事件。因此，符号的意义是一种反应，是一个解释项，这种反应或解释项需要另一反应或解释项。这暗示了符号与符号过程的对话性。一个符号在另一对它作出反应的符号中获得意义，而这另一符号也会成为符号，条件是，另外再有一个符号对它作出反应，对它进行解释；如此往复，以至无穷。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述，符号过程三分关系中的“第一符号”，即通过符号中介而获得意义的对象，是被解释项，而赋予意义的是解释项；解释项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允许符号识别的解释项是识别解释项。这样的解释项与信号、符码和符号系统有关。一个符号的具体解释项，即解释其实际意义的解释项，可以叫做应答性理解解释项。这第二类型的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而是表达它的符用意义，赋予它介入和参与的关系：解释项对被解释项作出反应，对它表明了立场。 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的“功能圈”是一个意义生成过程模式。因此，它在结构上也具有对话性，它关涉“如果……那么……”类型的推理。在“功能圈”中，“客观连接结构”所产生的解释对象变成解释结果（由信号配置表征于有机体中），再由解释项翻译成引发某一行为使之成为“连接结构”的行为意向。这里的关键是，在这样描述的“功能圈”中，被解释项（解释对象）与解释项（它由另一解释项来解释，依此类推）之间建立起了对话关系。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而是与之建立一种互动关系。 不仅“功能圈”具有对话性，而且反过来，从严格意义上理解的传达也可依据“功能圈”来分析。换言之，在一个试图就某个物体传达某种意义的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对话性传达关系也可依据“功能圈”模式来考察。 这一自我再生系统理论与浅薄的对话思想是不相容的，无论这种对话思想是基于将传达描述为从信源到信宿的线性因果关系的传达模式，还是基于受话轮转换规则支配的会话模式。 关于对话性，理解为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的总体符号学也进一步发展了巴赫金及其“小组”提出的符号理论。对于巴赫金来说，对话是一个人的身体介入另一个人的身体的体现方式——（认为身体具有个体性、孤立性、自治性这样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身体之间相互关联性和肉体交互性通过“怪诞身体”形象（参见Bakhtin，1965）最为充分地表现于大众文化、公众领域的大众化语言和狂欢节面具。相对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巴赫金发起了我们称之为“对话理性批判”的运动。正如“怪诞身体”隐含于他者身体之中一样，自我以对话方式隐含于他性之中。事实上，我们已经说明，对话与身体密切相关。 巴赫金的对话性不能与他的生物符号学思想隔离开来理解。基于该符号观，巴赫金批判了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对话关系不仅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人类世界，而且存在于更广泛的生物世界。由巴赫金从哲学层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艺术层面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关系到以全部的生命、需要、思想和行为参与到他者（包括人与非人）的生命之中的人。 这就是与世界和他者身体之间具有重要的、牢不可摧的关系的身体。关注中心由身份（无论是个体的，如自我意识，还是集体的，即社团、历史性语言或整个文化系统）向异他性的转移本身就是一种哥白尼式革命（Ponzio，1997a）。随着这样的革命中心转移，巴赫金的对话理性批判不仅开始质疑西方哲学总的趋向，而且还质疑催生西方哲学的文化主流趋向。 将符号学从语言本位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应该归功于音乐语言。相对于符号学和其他符号和语言科学，音乐被证明是依据言语语言范式难以对付的主题。音乐语言是对语音本位主义的符号过程研究方法抵制最强烈的语言。音乐符号学必须回答这一问题：“哪种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当涉及音乐时，符号学必须做好质疑自己的范畴和方法的准备。在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的条件下，音乐可以理解为符号过程。此处的“音乐符号学”不是指应用于音乐的符号学，而是指音乐的符号学视角。若没有聆听，音乐则不可设想，所以，音乐符号学就是倾听符号学。符号学应该首先采取倾听的态度，而不是依据业已存在的范畴质疑不同的符号类型。总体符号学之总体性不仅是从范围来理解，更是从倾听的能力来理解（参见Ponzio，1993a：138—154；Lomuto与Ponzio，1997）。 医学上的听诊即起于听。在古希腊，音乐被认为具有治疗特征。另一方面，符号学从症候学（或曰医学症状学）发展而来。盖伦认为症候学是医学的主要分支之一。 今天的医学具有“生命权力”的功能，可以提高使身体从属于生命政治的知识力量的技术（这受到米歇尔·福柯的抨击）。医学促成身体有控制地插入生产系统。今天的医学科学有其专业研究，同时将身体视为自足的实体，强化了个体作为一个对他者漠不关心的独立身份的主导性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下，倾听变成“直截了当的、意义明确的聆听”，变成法律或“话语秩序”（Foucault，1970）强加的聆听，变成“应用式的聆听”、“想听见”、强制说话并意义明确地表述。倾听是一回事，而想听见则是另一回事。倾听是应答性理解：“倾听就是说话，”巴特（Barthes与Havas，1977：989—990）的这一说法与巴赫金很相似；倾听关注的中心是构成符号的对话性。相反，听见，或想听见、“应用式听”都排除了应答性的倾听。因此，它属于固定了提问与应答角色的、将倾听与应答性理解隔离开来的“封闭的话语世界”（马尔库塞）。理解为对话和应答性理解的倾听会不断生成新的能指和解释项，却不会使意义固定不变。相反，“应用式”听将能指和解释项固定在刻板的言语角色的网络之中：它维护着“信徒、弟子、患者古老的位置”（Barthes与Havas，1977：990）。 倾听对于总体符号学，对于随时调整自己，从而保持与意义生成的宇宙一致，并理解这个宇宙的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就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激怒的个人主义和当前科学研究中的“过度专业化危机”而言，存在分离主义和以偏概全的不同倾向（无论是疏忽所致，还是存心欺诈）；对于批评性地讨论分离主义和这些不同趋向来说，倾听是很有必要的。倾听的能力是将符号学与其早期作为症候学的使命联系起来的前提。假如考虑到生命与符号过程的趋同，符号学对整个星球上的生命感兴趣，假如研究符号最初的动机之一就“健康”，那么，今天的符号学在全球化时代不容忽视的一项任务是呼吁人们关注生命。 现在总结一下我们相信符号学的未来需要具备的条件，这正是巴里—莱切符号学计划，这些条件归纳为以下十点： 第一，符号学必须建立于一套一般符号理论基础之上。此一般理论与相关的符号概念必须避免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的符号论）常呈现出来的局限性：换言之，一般符号理论必须避免语言本位主义。语言本位主义视言语符号为一般符号，因而视语言学为符号学的典型科学。（从这一观点看，巴特说得没错：符号论受语言本位主义的影响，结果被纳入语言学之中，尽管索绪尔原来的意图是将语言学纳入符号论。） 一般符号理论所提出的一般符号模式的建构不可基于言语符号。这种语言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建立于下述谬误的基础之上：我们研究任何类型的符号唯有通过言说、通过言语符号才能完成。关于一般符号模式的建构，我们的模式应该使符号最难以进行言语翻译、最具抵抗力、最难以简化、最具他性。有一种符号对这些特征作出了响应，那就是音乐符号，亦即音乐语言。音乐符号回避了话语的帝国主义。因此，音乐符号的研究不能使用符号论中实际发生的语言本位主义符号学研究方法。 第二，理解为一般符号理论的符号学必须是音乐符号学。换言之，一般符号理论应该参照音乐语言符号，以此验证其本身的一般特征，验证其作为普通符号学的效力。这不是将符号学应用于音乐的问题，而是建构一种考虑音乐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在这一意义上，“音乐”是主格而不是宾格。 第三，普通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一般符号理论将音乐的基本要素作为它的方法论条件：倾听的能力。 符号学方法论即倾听方法论。倾听是应答性理解的解释项，倾听具有好客的气度：它欢迎其他符号，欢迎他者符号，欢迎具有他性的符号（一些符号的他性程度如此之高，我们一般只能以否定形式对其命名，即，非言语符号）进入符号学之家，进入符号学大厦。倾听是一般符号理论的条件。 第四，关于符号学的范围，它必须朝着总体符号学方向发展。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是托马斯·A。西比奥克2001年出版的《总体符号学》，他于同年去世；这是他去世之前和他开始自己的研究以来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符号学应该绘制一幅总的蓝图，无论我们的符号研究兴趣是在什么具体领域，我们都能了解自己的方位：“你在这儿。”， 第五，作为一门科学，符号学应该意识到其可能性条件。作为一门科学，符号学建立于一种特殊的能力基础之上，这是人类这一符号动物特有的使用符号的能力。这是一种元符号过程能力，它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仅具符号过程能力）区别了开来。 第六，与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元符号过程的符号学不同，作为一门科学的符号学体现为元符号学。假如人类是元符号过程动物，那符号学家——进行符号科学实践的人——就是元符号学动物。 第七，作为反思符号的能力，元符号过程与责任相关联：唯有人类（现存动物中唯一的符号动物）能够解释符号和符号行为，唯有人类能够解释自我。因此，人类负有责任，是责任的主体。符号学家实践元符号学，因而肩负双重责任：身为符号学家，他/她必须为自己和他人负责，而作为总体符号学家，他/她必须为整个地球上的生命负责。 第八，符号学是一门批评性科学，这不仅是从康德意义上说，即，它审视其自身的可能性条件。符号学是一门批评性科学还因为它会质疑当今的人类世界，其质疑的依据是，这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这不是某保守意识形态所确立的终极性世界。批评符号学视世界为一个可能的世界，众多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亦即，一个可以受辩驳的世界。 第九，作为总体符号学，作为元符号学，作为（上述双重意义上的）批评符号学，作为负有双重责任的符号学，符号学必须以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为研究对象——这不仅是从认知意义上，而且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说的。换言之，符号学必须关心生命。从这点看，符号学必须恢复与医学症状学之间的关系。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记住源头的问题。更为激进地说，我们发出的信号是一个意识形态纲领性秩序的问题。 从这一观点看，如前所述，符号学就是倾听，就是求助于倾听。这里的倾听不是从包含符号学的一般符号理论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医学意义上理解；从医学症状学或症候学意义上说，符号学就是倾听。符号学必须倾听当今全球化世界的症状，识别不适与疾病的各种不同表现——包括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个人生活、环境、整个地球上的生命中的不适于疾病。 其目的是进行诊断和预后，并针对即将走向自我毁灭的全球化的世界，提出可能的疗法，为总体化、为健康的符号过程创造美好的未来。 第十，权当结语：整个计划描绘了具有巴里—莱切符号学学派特色的符号学的方向，我们对其施以洗礼，将它命名为符号伦理学。
苏珊·彼得里利，意大利著名的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巴里大学语言实践和文本分析系教授。为在意大利传播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理论，尤其是他的总体符号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奥古斯托·蓬齐奥，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和哲学家，自1980年起在巴里大学语言实践和文本分析系任教授，于2015年退休并成为该校名誉教授。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曾为意大利翻译引进了西班牙的彼得、巴赫金、列维纳斯、马克思等人的诸多著作。
原著序
中译本序 导言：步入符号学之旅 第一部分：符号学与符号学家 第一章 述记：从皮尔斯到其他 1.1 摆在皮尔斯案头的问题 1.2 更多的问题聚焦：主体、身体与符号 1.3 皮尔斯符号学中被忽略的重要方面 第二章 关于维尔比 2.1 缘何“表意学”？对意义理论的贡献及其他 2.2 启程：训诂与圣经 2.3 将表意学理解为“生物感知学” 第三章 关于巴赫金 3.1 作为对话理性批判的语言哲学 3.2 跨学科视角和解总体化方法 第四章 关于莫里斯 4.1 行为主义符号学与实用主义符号学 4.2 符号学与生物学 4.3 符号、符号活动的维度，指称物和语言 第五章 关于西比奥克 5.1 建模系统理论与总体符号学 5.2 符号学与符号活动 5.3 西比奥克的作品与符号活动的命运 5.4 西比奥克的符号学与教育 第六章 关于罗瑟—兰迪 6.1 罗瑟—兰迪的语言哲学 6.2 多形式研究之旅的轨迹 6.3 交际、大众媒体与意识形态批判 6.4 在“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罗瑟—兰迪 第七章 关于艾柯 7.1 从解码到解释 7.2 解释与应答性理解 第二部分 建模、书写和他性 第八章 建模和他者 8.1 建模、交流和对话性 8.2 身份、他者性及作为建模工具的原始义 8.3 作为建模工具的书写 第九章 书写和对话 9.1 对话、他性和书写 9.2 对话与狂欢化书写 9.3 小说和戏剧中的对话与复调 9.4 在全球交流时代说故事：黑人的书面—口语文学 第三部分 谓词判断、辩论和传播 第十章 理解和误解 10.1 谓词判断的符号谱系学 10.2 客观的误解和语言的神秘化 第十一章 全球交流中的封闭群体和开放群体 11.1 全球交流中的逻辑、论证和对话 11.2 赫尔辛基会议的论证逻辑和传播—生产意识形态 11.3 符号机器：语言工作和全球交流 11.4 他性和交流：从封闭群体到开放群体 第十二章 全球交流、生物符号学与符号伦理学 12.1 符号伦理学、群体和他性 12.2 生物伦理学、生命符号学和全球交流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I.1 符号学的两个意义
“符号学”既指专门的人类符号过程，也指一般符号科学。 按照第一意义来看，符号学和人类具体的元符号过程能力相关。在包含符号过程的生命世界里，人类的符号过程具有元符号过程的特征——即反思符号的可能。我们可将符号作为解释的对象来处理，它们与我们对它的反应无异。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处理符号：悬置我们对它的反应，从而得以对它进行审视。 在《形而上学》开头，亚里士多德正确指出，探求知识是人的本性。从他这一说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探寻符号是人的本性。人类符号过程是以符号学而呈现的。作为人类符号过程的符号学在整个宇宙中都可以探寻可以看作符号的意义。然而，人类思想史告诉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符号学，那就会出现使人类符号过程“绝对化”、过于简单化地将人类符号过程视同符号过程本身的危险。 按照第二意义来看，符号学是有关符号的研究。有些学者视符号学为一门学科或科学（索绪尔），有些学者视其为一种理论（莫里斯），还有一些学者视其为一种学说（西比奥克）。符号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可以包括有机体的世界，或曰生物界（西比奥克），或者也可以包括整个充满符号的宇宙（皮尔斯）。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号学就是一种“总体符号学”。或者反过来，我们可以将其研究范围局限于言语和非言语的人类符号过程。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陷入到有局限的、人类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研究的危险之中。 符号过程就是某物充当符号的过程、关系或环境。符号与符号过程不可分离。要使某物成为符号，必须有其他某物在场。这第二件事物叫作解释项。解释项本身就是符号，因而和另一解释项相联系，依此类推，从而形成一个开放的、无限的解释项链（见I.3）。 这一切意味着：对于每一个符号来说都有一个符号过程。每一个符号是其符号过程的一部分，无法从中分离。这类似于细胞与细胞所形成的细胞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每个符号过程又和其他符号过程相联系。所有符号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根无限的链；对符号来说，符号过程形成了一种网络。正如符号是符号过程的一部分，符号过程也是符号网络的一部分。 符号的研究已经沿着各种不同方向、在各种不同的领域获得了发展。以下仅仅是已经发展起来的一些研究视角（及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语言符号学（索绪尔、叶姆斯列夫）；语言—人类—文化符号学（雅各布森、洛特曼）；心理符号学（弗洛伊德、布勒、维果茨基）；哲学符号学（皮尔斯、维尔比、奥格登与理查兹、维特根斯坦、莫里斯、卡西尔）；文学批评符号学（巴赫金）；生物符号学（罗马尼斯、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与托尔·冯·乌克斯库尔、雅各布、莫诺）；数学—拓扑学符号学（托姆）。因为符号学已经拓展至很多不同领域，所以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研究视角则显得与众不同。 鉴别符号学各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的一种方法是：就考察一个术语symbol。这个术语已经被用作sign（符号）的替代性术语，具有好几个不同意义（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意义）。该术语无论在日常话语还是在哲学—科学话语（包括符号学话语）中都是多义词。 在《符号形式哲学》（Cassirer，1923—1929）中，恩斯特·卡西尔将symbol用作sign的同义词。人通过符号建构文化，因此是一种符号动物。符号与符号形式相关联，这催生了卡西尔的符号理性批判，或者说，对文化的不同方面（包括语言、神话和宗教）的批判。 对于奥格登和理查兹来说（Ogden与Richards，1923），symbol也表示sign。他们的符号模式是从符号（他们称为symbol）、思维（或指称关系）与指称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呈现意义的。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一个symbol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事实上，对于弗洛伊德和后来具有精神分析倾向的思想家来说，一个symbol就是一种特别的符号，就揭示无意识而言，它是表示各种精神的或梦的活动的符号。无意识以被象征物的符号表现意识，与此同时产生一种屏蔽和保护功能。 对于皮尔斯来说，symbol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它是一种“由于习惯（我使用这个术语包括自然倾向）的缘故”所导致的符号（CP 4.531）。 在查尔斯·莫里斯看来，一个symbol是代替另一符号的符号，是可以作为行为向导的符号[参见Morris，1971（1946），I：8]。 在约翰·杜威的陈述中（Dewey，1938，导言），一个symbol就是一种任意性的或规约性的符号。 对于费迪南·德·索绪尔（Saussure，1916，第一章）来说，symbol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但索绪尔认为，符号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因此有别于言语符号。相对于言语符号，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总是有点规约性（如同标志司法正义的不同级别一样），从不是完全任意的。 据阿福林切夫（Averinchev，1971）提供的百科词条“symbol”，米哈伊尔·米·巴赫金（Bakhtin，1974）从同一性与异他性或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考虑，将symbol描述为一种最需要应答性理解的符号。这种符号包括统一性的神秘之温，自我与他者的并列，爱之温与无关之冷，并列与比较。符号不可能局限于一个直接的语境；相反，它与遥远的语境相关，这便解释了它对异他性的开放性。 由于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研究，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符号学思潮——可以称为“总体符号学”（Sebeok，2001a）或“生命符号学”（Ponzio与Petrilli，2001；2002）的思潮——逐渐发展起来。西比奥克扩展了传统符号学——亦即符号论——的边界，传统符号学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言语范式，因而犯了部分代替整体的错误。西比奥克给这一符号学概念贴以“次传统”的标签，而他要推动的是他称之为“主传统”的符号学的发展，该传统由约翰·洛克和皮尔斯所代表，由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关于符号与症状的早期著作所代表。 西比奥克对符号生命的全局式研究方法与符号学“主传统”是吻合的。西比奥克是基于自己对人类本位主义和语言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在对符号科学或符号“学说”边界的探索中（参见其1976年出版的《对符号学说的贡献》一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比奥克不再关注符号学究竟是“科学”，还是“理论”，或是“学说”的争论，他将符号学领域进行了扩展，包含了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是西比奥克于1963年提出的一个术语），甚至包含了更为宽泛的生物符号学和内符号学。在西比奥克的概念中，符号科学不仅仅是“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即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它还是从生物符号视角对交际行为所作的研究。 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巨大的宽泛性。这种普泛性研究符号学的方法体现于最近一部对当今符号学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第一、第二卷分别出版于1997年和1998年，第三、第四卷出版于2004年）。这部由西比奥克和罗兰·波斯纳、克劳斯·罗伯林主编的作品共计四卷，三千多页，呈现了来自35个国家175位作者的178篇文章。它代表了描写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的最新研究现状；它已不仅仅是单个学科甚至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文集。其触角伸向了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逻辑学、语法学、文体学、诗学、音乐学、美学、哲学等等。该指南依据第一至第三章的文章所阐述的总体符号学总的原则，收录的文章不仅仅局限于跟人类文化（包括社会机构、日常人类交际、机器信息加工、科学研究中的人类认知过程、文学作品、音乐和其他各种艺术的生产与阐释，等等）相关的符号过程的研究。除了这些方面（即人类文化的研究）以外，该指南还呈现了涉及人类以外动物的、涉及有机体新陈代谢的、涉及所有生物行为的符号过程和交际活动的研究。 I.2 主角：符号 我们要讲述一下“符号”在符号学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符号学流派中的历程。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给我们的主角提供一个“人像拼片”（虽然我们意识到，如果皮尔斯所言不虚——符号学的中心概念不是符号而是符号过程——那么，“主角”就是一个幻觉。参见Fisch，1978：41）。诚然，符号很难界定，唯有同意西比奥克的说法：“符号就是符号。” 我们已经注意到，符号与符号过程（即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关系的过程和环境）不可分离。 当然，有不同的符号概念。符号可以是索绪尔意义上的二元（能指/所指）符号结构或是皮尔斯意义上的三元（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符号结构中的一个因素。 在我们的术语中，构成符号的基本概念包括被解释项和解释项，其中解释项使得被解释项成为可能。符号得以存在，就必须既有一个被解释项符号，也有一个解释项符号——换言之，必须有一个物体充当解释项的被解释项。皮尔斯认为，某物能够充当符号的最基本的关系是三分结构，涉及以下方面：（1）某种客观的东西（未必是一个具体有形的物体），它是预先存在的、自在的，在这一意义上相对于解释来说是“物质的”（即皮尔斯的“对象”）；（2）被解释项，即“有意义”的那一物体（皮尔斯的“符号”）；（3）解释项，对象只有通过它才获得意义。符号被简约为最基本的术语，呈现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当我们下面再谈起“被解释项—解释项”关系时，我们指的是一个（简约的、抽象的）三分结构关系，被解释项暗含了解释的对象，因此，这一表达总是理解为“对象—被解释项—解释项”。 被解释项因为受到解释而成为一个符号成分，但反过来，解释项也是一个符号成分，是一个可以生成新符号的符号成分。因此，正如皮尔斯的“无限符号过程”概念（即：一个解释项到另一解释项无限延展的符号链）所描述的那样，哪里有符号，哪里就立刻有两个符号；由于解释项可以生成新符号，马上就有了三个符号；依此类推。 从解释的对象（即被解释项）开始来分析符号，就意味着从第二层次开始。换言之，从被解释的对象开始就意味着从符号链的某一点开始，这一点不可能被看作符号过程的起点。我们无法对被解释的符号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化，从而解释符号过程的运行。 例如，皮肤上的一个斑点如果可以解释为肝脏疾病的一个症状，那它就是一个符号。这在解释过程中已经是第二层次了。如果往前追溯到最初层次，皮肤官能紊乱才是机体本身遭受异常并对其作出反应的解释。皮肤官能紊乱本身已经是一种解释性响应。 当我们说符号首先是解释项的时候，我们是说，符号首先是一种响应。我们也可以说，符号是一种反应——但前提是：“反应”得理解为“解释”（这是查尔斯·莫里斯的行为主义所确立的，它与机械论相对立）。 为了避免字面的联想，我们倾向于使用“诱发—响应”这对术语，而不是“刺激—反应”。即使是对某一刺激（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诱发）所作的“直接”响应，也绝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因为这种响应要以解释为“中介”。除非我们是研究“反射作用”，否则的话，表达响应就意味着识别诱发，将其置于某一语境，使之与已知行为参数相关联（这些行为参数可能涉及简单的行为类型，如猎物—捕食猎物者模式，也可能涉及人类世界中更为复杂的与文化价值相关联的行为）。因此，符号首先是一种解释项，是一种响应，通过这种响应的解释，另外某种东西才能被看作符号，从而成为被解释项，而且，还能够生成一个开放的、由其他符号组成的符号链。 符号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多义性和单义性。信号可以定义为相对单义的符号，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种多义程度较低的符号。 I.3 配角：解释项 假如符号是符号过程中的主要演员，那么，解释项就是其必不可少的配角。 皮尔斯在其符号学理论框架中引入了解释项概念。皮尔斯认为，符号过程是一个三元过程，其成分包括符号（或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在真正的三分结构中，一个符号或再现体是第一性的，它与第二项、即对象相关；这样它就能决定第三项、即它的解释项，假定了解释项和它本身﹑以及对象在同一个三分关系中是与同一个对象相关的”（CP 2.274）。因此，符号代表某物（其对象），这种代表关系依靠的是“中介决定作用”（CP 8.343），“[这种代表关系]并不体现于所有方面，而仅仅是通过思想”（CP 2.228）。然而，符号仅仅在决定了解释项之后才能代表某物，该解释项“立即被那个对象决定”（CP 8.343）：“符号在解释项符号和其对象之间作中介”，条件是，第一个符号在某一方面或思想或基础上被其对象决定，并决定着解释项，“从而让解释项与对象发生关系，对应于它本身与对象的关系”（CP 8.332）。 一个符号的解释项是另一个符号，是前一个符号在解释者心中创造的符号。这就是“一个等价的符号，或者也许是更为发达的符号”（CP 2.228）。因此，解释项符号不可能等同于被解释项符号——它不可能是一种重复——恰恰因为它是经过中介作用的、解释性的，因而是新的符号。对于前一个符号来说，解释项是一种响应，因此，它开始了一个新的符号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更为发达的符号。解释项作为符号决定着另一符号，这另一符号反过来又充当解释项：这样，解释项通向新的符号过程，发展了符号过程，新的符号便出现了。的确，每当出现新的符号的时候，除了“第一符号”以外，还有“第三符号”，即经过了中介作用的符号、一种响应、具有解释性的新符号、一个解释项。因此，一个符号本质上就是一个解释项（参见Petrilli，1998e：I.1）。解释项（第三符号）可以是符号（第一符号），而符号（第一符号）也可以是解释项（已经是第三符号），这一事实使得符号置身于一个开放性的解释项网络之中。于是，我们就得到了皮尔斯的无限符号过程的原则，或者叫无限解释项的原则（参见CP 1.339）。 所以，符号的意义是一种响应，是一种唤起另一响应（另一解释项）的解释项。这向我们揭示了符号和符号过程的对话性。一个符号在另一个符号中获得意义，因为这另一符号对其作出了响应；而这另一符号又会得到新的符号的响应和解释，依此类推，直至无穷。 在我们的术语中，三分结构符号过程中“第一符号”——即获得意义的对象——是被解释项，而给予意义的符号是解释项。解释项主要有两类：用作识别符号的解释项叫做识别解释项，它与信号、符码和符号系统相关联；相反，符号的具体解释项——解释符号实际意义的解释项——是应答性理解解释项。第二类型的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它还表达被解释项恰当的符用意义，使被解释项逐渐介入和参与到表意过程之中。该解释项对被解释项表明立场并做出响应。 解释项这一双焦点概念吻合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皮尔斯符号学与他的实用主义密不可分。在1904年致维多利亚·维尔比的一封信（有关皮尔斯与维尔比之间的通信，参见Hardwick，1977）中，皮尔斯写道，当我们以广义看待符号时，其解释项未必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也许是一个行动或一种经历或仅仅是一种感情（参见CP 8.332）。在这一特定语境中，符号是从严格意义上去理解的。在现实中，解释项作为一种响应，它能够表意，能使得某物有意义，从而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符号，即使解释项是一个行动、一种经历或一种感情，它也必然出现了符号，出现了符号行为。我们此处讨论的是“应答性理解解释项”，因而讨论的是符号。皮尔斯在对解释项进行分类时总是偏爱三分法，区分了感情、实施和符号三个方面（参见CP 4.536）。在他一份手稿中（MS 318，其中一部分出版于CP 5.464—496，参见Short，1998），他进一步区分了“情感解释项”、“能量解释项”和“逻辑解释项”。这一个三分法和另一个三分法——“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或许是皮尔斯对解释项进行分类的最著名的两个三分法。 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对于符号类型学来说具有符号秩序意义，对于推理与论辩类型学来说具有逻辑秩序意义。究竟是像似符，是指示符，还是规约符，取决于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组织关系。由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也是根据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所以，“试推、归纳、演绎”的三分法同样取决于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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