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_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_9787516175286

　　《2012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论儒家的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说仁》《从“新外王”到“新内圣”：一个“后新儒学”的向度》《儒学之阶段性演变及其现代意义》《孔子孝道之价值与意义》等文章。

　　《2012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中国自身变革的内在要求，经学化的儒学随着中国帝制的被推翻而土崩瓦解。那么，儒家传统思想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否已中断了、终结了？

　　从显性的层面，可以说自从人们认定中西之争根本上属于古今的时代差异，以孔孟儒家为核心的中学的命运也就被注定了，这就是被批判和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运动，既是中国自身变革的逐步深入，也是儒家从中心到边缘的三次转移。

　　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凭借经世致用的传统讲“中体西用”。但坚持中体之“三纲”，西学之“用”就不可能凸显。甲午海战失败，原则上宣告了中体西用的破产。接着戊戌变法，政治上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思想文化上还是打孔子的旗号。但这已经是被近代化的孔子。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康有为和谭嗣同。康有为对孑L子推崇备至，称孔子“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万物，泽万世，明本数，系末度，大小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①康有为要把儒学宗教化，立孔子为教主。这既是为了政治上保皇，也有出于文化认同、民族复兴的考虑。康有为为了救治人心、抵御外教，早就有立孔教的思想。但是问题在于，他虽然把君主专制的政治与传统文化作了一定的区分，但还是让文化为其政治目标服务。1912年他支持其弟子陈焕章成立孔教会，把保教与保国视为一体，为复辟帝制造舆论。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则充分利用当时的复辟、复古思潮。袁世凯1913年年初颁布《整饬伦常令》，声称“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接着通令恢复学校祀孔；次年9月他又率文武百官到孔庙祭孔，大搞尊孔读经活动。

　　上述倒行逆施，更增加了那些反对帝制、主张共和的人们对孔孟儒学的反感。谭嗣同痛斥三纲五伦对民众之荼毒，大声疾呼“冲决网罗”。这种彻底的精神和激进的态度，必定激励那些反对王权专制的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儒家。但谭嗣同在孔子儒学与荀子的学说之间做了一个切割，他要荀子把中国专制愚民的罪名背起来，他的名言是“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①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即董仲舒推崇的儒家，与孔子本人的思想已有相当的距离，而较为接近荀子。但是，荀子毕竟不是孔子的叛徒，不是法家，只能说是有法家倾向的儒家。孟子与荀子各自构成孔子思想的一翼，孟子重仁义、民本，荀子则重礼法、隆君，但思想体系仍然属于儒家，把所谓苟学从儒学中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

　　那么，谭嗣同批荀保孔的真正合理性何在？我认为他其实是要把专制政治的文化作为一个痂皮或毒瘤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肌体上切割下来，从而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精神得以开显并发扬光大。然而，他指认荀学就是这种政治化的文化，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他的这一看法也未能挽救孔子。清末民初的孔子虽然不是真孔子，儒家也不是原教旨的儒家，但孔子这样一个符号和整个儒家，连同封建帝制，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需注意的是，康有为要把孔子儒家立为宗教，是仿照基督教，他认为由于“气”的原因，孔子之教不出中国，而佛教与耶稣则可以肆行于地球。在谭嗣同的《仁学》中，地位最高的不是孔子，而是佛祖。他们的思想眼界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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