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稿全面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自1956年4月以来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考查范围涉及民主集中制、民主本质、“小民主”、“大民主”、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党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党员主体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坚持集体领导等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全稿11章既独立成篇，又互相衔接，其中每一个专题，都以历史发展为脉络，详尽地探讨了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剖析了其中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曲折发展的原因。作者考虑到了思想史的阶段划分与历史阶段的差异，站在思想史研究的理论高度，紧扣中国共产党思想历程的发展脉络开展研究，以科学的研究方法驾驭文献资料，没有“空对空”的论证，而是从理论源头出发，从民主实践入手，掌握和运用大量原始资料，深入历史情境，历史而客观地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状况，分析了是非得失，提出了有益的见解，而且对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并带动人民民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书入选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序言
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须就本项目的若干问题做些说明：
第一、本项目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历程及经验研究：19564——”，其一，项目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历程”，这就意味着它的研究对象属于“历史学”范畴；其二，它研究的是一种“理论的历程”，这表明它是基于“思想史”的一种观察和分析；其三，它研究的是一种“民主理论的历程”，意即它研究的是一个政治学中的“政治思想史”范围内的问题；其四，它研究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历程”，意味着它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五，它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历程”，这里所谓的“中国特色”意即中共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国情，与中共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进程相结合而得出的，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结论和思维结果，或称其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其六，它要研究的还仅仅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民主”。如以简图显示，则能使读者更为清楚的知晓本项目研究对象所处的学术位置（见图一）
图一：本项目研究对象所处的学术位置
第二、另外两个关键词也需作出说明。一是时间的起点是1956年4月。这是中共从一切以苏联为榜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中解脱出来，进行自主探索的开始。其标志是这个月中共对外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和对内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演说，其形其境堪比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开始独立领导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一种新的探索的开端（1927年8月）。至于其下限，则无以确定，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处于已兴未艾，蒸蒸日上阶段。尤其“中国梦”理念的提出，赋予了中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复兴和中华文明复兴更为丰富的内涵。二是“经验”。以目前中国大陆理论界和学术界人士的理解，是在对过往历史现象作出描述、分析、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在本书中，笔者则是在对每个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交代时，作了评价和说明，以表示自己基于对该问题目前为止的历史积淀基础上的思考。在每一章的最后，有一个“小结”类的文字，以对所讨论问题的发展脉络，及其面临的问题作出说明。因为本项目是具有历史学性质的政治学课题，而且所涉问题正在发展过程中，作为研究者也正在观察、认识之中，简单地作出绝对性的结论，难以经受时间（历史）的考验，所以这些“小结”所述的则是相对性的“结论”。
第三、与多数和本项目选题相近相似研究成果不同：作为一个历史学课题，本项目并没有按照众所周知的中共官方党史学、当代史学的历史分期，即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建国后32年（1949-1981）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阶段划分来做描述、梳理，以及对其后的历史，则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节点，进行述说。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历程的阶段分期与以现实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的历史阶段区隔自然有所不同，或提前（先声）或滞后（反响）。本项目只是从问题提出的先后及历史影响的强弱，站在今天的认识视野下进行的排序，它们兴许不符合官方史学的分段分期。譬如一讲“大民主”，人们就痛心疾首，但它是怎么来的？又往哪里去了？其中具体状况与大历史分期自不完全一致。再譬如一讲中共党内的个人崇拜，人们总会想到1958年初毛泽东的“两种个人崇拜论”，但起因在哪？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何关系？不少人是涉及到了，但造成它的影响的机理是什么？与中共理解的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专政是什么关系？既无多少人关注，也无问题史上限。所以，笔者按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先后秩序，以及中共对它们的回应做内容进行梳理，以期从宏观轮廓上对本项目所讨论的问题从一个更新的角度进行梳理、说明。这自然与那些离开时空因素，仅凭文字资料作论据的，为某一现实目的服务的作品有区别。
由于本项目研究的对象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它也是一个政治学的选题。但是本项目在也没有按照不少学者从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学术范式和学理要求来进行研究。因为，这个项目所讨论的内容是中共自1956年4月之后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认识。从我们查阅和运用的相关时段的资料内容看，它们与同时代（可以从“二战”结束时起）西方社会政治学、政治思想和理论关联并不直接——有时这些学理和论断还成为中共舆论界、理论界批判的对象——当然有时党的领导人偶尔也会引用少量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名言警句。另一个现象是，这一阶段自中共八大至十二大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等以党中央集体名义所作重要的文献，在阐述某一观点时，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相关言论为立论依据，尤其是在阐释政治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略时，无一例外。尽管中共十三大之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每届全会的决定、决议不再以此为论据，但是自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在党的领导人个人小范围内的重要讲话中，依然将它们作为引经据典，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材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依据源自经典作家的论述，源自于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说明。正因为如此，本项目在论及相关问题时，必“祖述”马恩，沿袭列斯；上溯毛泽东，中经邓小平，历述江泽民、胡锦涛，现及习近平的论说。而不是以某个西方政治学家的分析框架来“解构”、“重构”中共的民主理论——一般所谓政治学“理论研究”者为之。
第四、按照所关注论题出现的先后，本项目的内容安排如下：
一，反对个人集权、崇拜和个人迷信的论说。这一论题之所以成为本项目的首选，是因为正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揭开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反对个人集权、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序幕。对中共而言，其意义不仅仅在此，而是中共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下解放了出来，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先河。不过，在其后的26年间，围绕个人集权、崇拜和个人迷信问题，中共的认识几经反复，直至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十二大将“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写进《党章》才基本结束。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理由阐发。从组织制度层面看，斯大林的错误的缘由和表现集中反映在破坏列宁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上。这个问题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八大党章修改报告的全面阐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探索之初，中共就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尽管毛泽东时代在理论发展中，中共的认识和时间有所失误，但起码从本心和形式上并未放弃。在邓小平时期中共总结历史教训，中共对民主集中制作了具体化的制度规章安排。江泽民时期，因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对外开放的考验，面对魅力型革命家告别政治舞台，中共对党的各级领导集体，领导班子内部的议事决策规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要求。时至今日，这一制度的理论创新一直“在路上”。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小民主”的诠释。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对共产主义执政党应对国内政情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总体不再处于对抗性状态，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状态。解决的方式也非暴风骤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是可以通过“小民主”方式（“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阐述着这样的思想。“小民主”尽管是一种方式的选择，但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思考。
四、民主本质揭示的理论升华。民主是什么？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很快有了连锁反应——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政权用行动表达了不满情绪。中共一方面静观事态的发展，一方面在帮助苏共处理波匈危机，以及应对国内群体事件中，反复思考民主的本质问题。毛泽东既从哲学角度揭示了“民主”是一种手段的实质，又主张基层群众的广泛的参与，而且将它与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等等结合在一起思考。新时期之后，中共在坚持人民民主本质要求前提之下，从现代化建设、政治发展要求出发，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主作为“三位一体”的内容进行战略谋划，并更加关注民主建设的规律性依循、制度化设计。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后，中共从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认识升华到了新的境界。
五、“大民主”方式的来龙去脉和兴废理由的解释。1956年的多事之秋促发了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以及解决方式的探寻。由“双百”方针发展而来的“小民主”方式（“团结—批评—团结”），在开门整风时演变成右派“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式。中共和毛泽东决定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予以回击，很快取得成效。由此，“四大”为形式的“大民主”方式遂推广到人民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各种群众运动的主要推手。新时期之后，饱受“大民主”痛苦的中共高层积极推动了去“大民主”合宪、合法化活动。但是，“大民主”作为一种群众自发的政治参与方式，并未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在信息时代，它们又以虚拟世界新的面貌活跃在现实世界的角角落落，其合理性从什么角度理解？其合法性如何规范？执政党的观点如何？也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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