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耳山歌_梅里_9787506376815_河北知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佛耳峪村矛盾尖锐复杂，村主任贾德正也因此大失人心。恰逢村级两委换届，于是，佛耳峪村各派力量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原支部书记蒋学仁看中了返乡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宋清宇，让它出来竞选村主任，他百般做宋清宇和他家人的工作。最后，在蒋学仁、韩香柳、李松山、陆峥嵘等人的支持下，宋清宇果真当选了。新一届领导班子通过“献土地”、“让门市”、“成立合作社”、安排贫困户就业”等实事，成功化解了各种矛盾。他们又倡导在佛耳峪进行旅游开发，修复古长城，清平乐游乐场也破土动工。佛耳峪从此走上了和谐兴旺蓬勃发展之路。

愿一切神灵保佑你
——梅里《佛耳山歌》序

冯立三
刚刚为受到陈建功、阎晶明、吴秉杰、王玮、刘建东、胡学文、张辉利等北京与河北省作家、评论家一致喝彩的秦皇岛卢龙人梅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河戒》写过序，本不该再为梅里的第二部长篇《佛耳山歌》写序，但秦皇岛文学界的朋友们执意如此，我不愿拂其美意，只得应命。
《佛耳山歌》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严峻性。

愿一切神灵保佑你

——梅里《佛耳山歌》序

冯立三

刚刚为受到陈建功、阎晶明、吴秉杰、王玮、刘建东、胡学文、张辉利等北京与河北省作家、评论家一致喝彩的秦皇岛卢龙人梅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河戒》写过序，本不该再为梅里的第二部长篇《佛耳山歌》写序，但秦皇岛文学界的朋友们执意如此，我不愿拂其美意，只得应命。

《佛耳山歌》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严峻性。

与其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一厢情愿地描绘成既纾解人心又复苏大地的温柔的春风化雨，毋宁把它看作摧枯拉朽地扫荡已为人民所抛弃的旧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暴风骤雨。它召唤新的意识、新的人物，也激发新的矛盾、新的丑恶，新的善与新的恶，联袂而出，交相辉映，此消彼长，同存共荣。未来农村尚不能清晰逆料，但可预见的是，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常常是苟延残喘、嗷嗷待哺的中国农民必须获得休养生息之美政、勤劳致富之自由，不能再走置农民的现实生存需要于不顾，而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大跃进”式的主观冒险竭泽而渔激进狂悖之路。曾经几乎是独立地养育中华民族，现在也仍是养育中华民族的重要依恃的中国农民，不可能永远心甘情愿地、毫无作为地、自怜自叹地忍受“弱势群体”这一被现代政治强行安排的悲怆命运。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是光荣收场还是被迫改弦更辙、阿弥陀佛，最终将取决于农民的态度。

在中国农民整体性地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可能会存在问题，可能有不虞之灾、无妄之灾。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体恤农民，用新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原则重新厘定农民的劳动价值；国家规定农产品价格是必要的，但这种规定不能仅仅着眼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而应该向着农民劳动的特殊性和稳定中国农民群体需要，总之向着维护中国农民的利益倾斜。当在历史限制之下，农民来自农产品的收入，远不及农民应得之实际利益时，农民应当获得关于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补偿，以免社会激变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民整体性滑落为弱势群体，而使社会失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时性的政策，不能把它事实上当成长远的基本的方针。

不论作家梅里的主观倾向如何，《佛耳山歌》对当下中国农村的描写，真实、真切、凌厉、严峻。我不敢说小说中频频描写的关于失地农民所谓“伺机闹事”、“要挟行政”、“穷凶极恶”诸场面，属于官逼民反还是属于刁民滋事，但那是对农村社会矛盾的集中的、强烈的、尖锐的现实主义描写，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一时偶然得利的，还是终究必会受损的，对于农民而言，失去土地，便意味着丧失安身立命的前提，丧失灵魂和归宿的毁灭性的灾难。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有时作家对生活的主观评说，远不及作品对生活的客观的、毫无讳饰——不因作家主观好恶而加以丝毫歪曲的现实主义描写，来得重要。我们常常忽略作家笔下的价值连城的生活描写，而津津乐道于作家的支离破碎的、自相矛盾的、言不及义的政治告白。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从根本上动摇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的“现实主义的（而不是保王党的——引者注）伟大胜利”。岁月不居，时势变异，那些议论有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而那些铁铸般的真正来源于生活的生活图景，却不因时局动荡、历史浮沉而改变其认识和审美的价值。

游民阶层，即毛泽东主席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论述过的流氓无产阶级——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或转型时期——是中国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过去他们曾经建立过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割据王国，或取代旧政权的新朝代。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曾成为中国武装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力量。其中的佼佼者甚至逐渐演化成中国革命传奇式领袖人物而彪炳史册。当前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游民，已是弱势群体中的极弱者。他们的思想动向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和某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小说深含规劝并且生动地描写了他们的现实境遇：作为游民，他们身份尴尬，心理失衡；作为穷人，他们处境艰难，自感卑微。二者相激，他们心有不甘，不平则鸣，但还说不上是野心勃勃，图谋不轨。作家不把他们涂抹成一群卑劣的社会渣滓，而是不乏同情地表现他们虽处悲凉屈辱境地而仍不失个人尊严的人格自爱。既是具有流氓无产者色彩的“死硬的上访专业户”，又是内心世界沸腾着劳动者的尊严感的可悲悯的人物。郭有田这个带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佛耳山歌》的重要成绩。

一般来讲，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并不存在无理纠缠聚众要挟的上访者。没有人敢跟政府无理纠缠。聚众要挟形同自蹈死地。所谓“死硬的上访专业户”，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迭经冷落、哭诉无门的一腔冤屈。我们常常见到的是这些人蓬头垢面、风餐露宿、食不果腹，宿不庇寒，满面愁容，有病硬扛，瑟缩在各级政府上访接待站门前，排队等候各级官员应付式接待，随时可被收容、驱遣的凄凉的情景，而不是这些人如何横行霸道、鱼肉乡里、目无政府、藐视王法、穷凶极恶、铤而走险、编造案情、捉弄地方的流氓无产者的小丑式跳梁。

到处存在的大量上访者，不是社会的福音，有权、有责、有办法、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们，不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是把他们看成是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反感、厌恶、遮掩、敷衍，或变相驱赶、无理镇压，这显然是与我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与安定团结的政治期许背道而驰的。

物不平则鸣，同时寄希望于各级政府，是上访者之所以为上访者，乃上访者的存在的合理性。这里不存在脱离宪法、法律的无政府肆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与喜欢文过饰非的官僚政客与随声附和的堕落文人沆瀣一气。我们的任务是与人民一道创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世界，而不是用瞒和骗，用围追堵截制造所谓安定和谐的假象。

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没有为广大农民提供任何利益。不！毫无疑问，农民是改革开放时代和政策的极大的受益者。中国农民从作为劳动力的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需要出发，最早提出关于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的设想。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奠基人和基本力量之一。中国农村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不是农民的错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中国农业，发生着向着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的巨大变化。中国农民的“绝对贫困化”状况基本结束了。问题是中国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状况依然严重。“绝对贫困化”使农民根本无力走出自己封闭的村庄，“相对贫困化”使他们中的活络分子有可能走进城市，个别政治敏感、长期蛰伏民间善于捕捉机遇的农村拔尖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转眼间变成“乡镇企业家”，一跃而为新农村的名门望族。命蹇福薄者则在天灾人祸、威逼利诱下，丧失土地而成为游民。广大的农民阶层沦为持久的弱势群体地位，是我们必须严肃正视的严重社会问题，它是需要我们杜绝空话、埋头苦干、千方百计，以从未有过的勇气和智慧，予以根本性扭转的一项重大的、复杂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郭有田有这样两段重要的政治言论：“可以这么说，蒋学仁、贾德正、陆希顺等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你、陆峥嵘、秦勉、李松山等人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新产生的腐败分子；我们就是无产阶级，是穷人。综观全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贫富分化日趋突出，两个阶级的矛盾还在加剧，迟早，无产阶级会对你们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实行彻底的革命……”；“没有共产党领导我们，我相信还会有驴党、马党来领导我们闹革命。我就是《暴风骤雨》里的那个赵光腚，我们就会重新拿起枪杆子革蒋学仁、贾德正你们这些小韩老六的命，只要有那一天，我郭有田一马当先，万死不辞……”。

这是同时体现着时代性、民族性、阶层性、个体性，又强烈地显示其政治视野、政治判断、政治谋划的某种类型人物的典型语言。这种语言不可能出现在过去，也不可能出现在未来，而只能产生在当前，是当前时代一个特殊群体愤激的心声，很能表现作家体察、提炼人物思想及其语言的勇气、敏感和概括力。这在当前小说创作中几乎是空谷足音。文学创作以作家对生活有所发现为前提，不以图解他人思想为能事。此乃适例。

但这不是科学的表述。郭有田所代表的走投无路的失地农民群体，至今还没有他们的成熟的政治思想文化代表。郭有田这些激烈的情绪化的语言，代表的有可能是他所从属的阶层的，最为偏激的主张，他所使用的概念，是从被现实政治所淘汰的过时的，但在某种情势下易为部分农民群众所接受的概念中搜索而来的应急之物。郭有田从极左的角度抨击当前的社会弊端，以过去极左政治的幻影和手段权充自己的社会理想，显得荒唐可笑。但其要害是不满并试图终结自己不幸的现实处境，而不是真的要为反叛社会酝酿其理论主张。就此而言，他以及他所代表的由失地被迫走上上访道路的农民群体，又是令人同情的。作家在描写他的铤而走险，对社会实施报复的同时，不时表现他的无奈、犹豫、忏悔、善良本性，这时，恶便成为对于美的一种有力的烘托了。

相对于城市来讲，中国农村的发展是缓慢的、滞后的，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也明显较低。农村不能永远固守老一辈传统不放，只能适应新形势、新观念，这是小说显示的环境与背景。蒋学仁、贾德正在任期间，村里矛盾突出，危机四伏，时不时爆发冲突，整个村子呈现一种病态、乱象。在这种前提性背景映衬之下，宋清宇走马上任。这是现实矛盾呼唤出来的可以寄托希望的新的农村领袖人物。作为新一代大学生村干部，宋清宇无疑是有见识的，他深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着厚重的乡土情结。他说：“中国的农民，他不可能一步就走进城市，他需要几代人才能真正地融入。因此，在你没有真正走进城市的时候，永远不能放弃土地，否则就是自掘坟墓。”以为无论途径和手段如何，只要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镇化，便是中国农民解放的福音的理论和实践，是危险的。它应当被认真论证，认真实践，认真证明，而不能成为一种如当年合作化、公社化那样的盲目的政治潮流。于是他以新的农村理想、新的知识结构、新的领导体制、新的政策，带领佛耳峪走出低谷。这既是对于作家的理想人物，一种新型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性格及行状的真实描写，又完全可以看成是对党的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形象言说。

宋清宇提出的佛耳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体现出新一代农村领袖人物的广阔眼界和深刻思想。

小说中特别写到宋清宇等热血青年不仅致力于解决村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还着力发展新农村文化事业，办起了“山鹰文学社”。这样的情节虽然略觉生硬，但既可显示人物有别于过去村社干部的较高层次的文化教养，又隐含着作者对农村文化问题的关切，寄寓作者对农村文化事业未来的憧憬。小说业已呈现出诸多亟待解决的当下命题，严肃而尖锐。单纯靠现代文明来拯救乡村文化，这种文化想象未免失之偏颇。

乡村文化事业发展是一个让人忧虑的命题。改革大潮冲击带来的传统文化要素的丢失，使乡村文化沦落到根基衰弱、前途迷茫的灰暗状态。拆解、破碎后的文化道德重建，从何下手？这是问题，也是理念。理论上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理应得到满足，但事实上，将一切人民的需要和一切文化物质生产予以整合，使农村社会真正步入民主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那样一种状态，绝不会一蹴而就，其间要经过无数矛盾、摩擦、斗争、冲突。但只要宋清宇这种农村新的领导人诞生——不是孤立的诞生，而是团队式的涌现，且做集团式冲击，不再救世主式地做拯救下界状，而是显示民主政治、人道主义聚合人心、兴利除弊的力量，那么，不仅佛耳峪，整个中国农村都会日益光明起来。

人道主义观念，以及物质与精神并重的执政方针使宋清宇形象具有某种理想色彩。

我们在很长时间中曾经将人道主义这一人类文明的现代之花，这一调整人类关系的普世原则，当做洪水猛兽，严加防范，使我们社会的文化组成及精神含量日益浅陋、稀薄、窳败，以致无法与世界沟通。从当年的文艺理论权威批判张炜《古船》“用人道主义观点描写土改”，到今日我们欢迎梅里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优良政治文化素质来刻画宋清宇，这显示了中国人在精神文明与人类意识方面的长足进步。不妨这样说，在今天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当中，如果毫无人道主义精神渗透其中，则人必定显得缺乏教养，行为必定显得粗鄙，而社会公仆将不成其为社会公仆——如果此类公仆还能勉强存在，那也是因为动用了不该动用的政治力量，乃至国家机器的结果。

中国是个大国，是个有悠久历史、辽阔地域和灿烂文化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的国家。自周秦以来的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1949年以来的三十年苏联模式，自1979年以来的逾三十年的风雨坎坷的改革开放历程，由上述一切形成的国家目前的辉煌灿烂与矛盾重重，既充满生机又举步维艰，既令人振奋、鼓舞，又令人纠结、忧虑，甚至不乏恐怖的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面对历史，必须面对现实。我们正在从事的，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事业既无现成的前进道路，又已经绝无退路。上下一心，披荆斩棘，借鉴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一切经验教训，继承和发展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勇敢开辟自己的前途，有可能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崛起、新的辉煌，和新的伟大，如果不幸而被迫后退——不是战役性的、局部性的、一时性的，机变的后退，而是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长远性的，根本性的后退，中华民族将有可能万劫不复，再无可能希求自救、自赎，乃至自我保全了，那时中国历经千难万险所取得的伟大的改革成果，将被中国特别权势集团、特别利益集团、特别文化集团所瓜分，所鲸吞！我们必须前进，必须警钟长鸣。

在《佛耳山歌》中，有两个意象特别引人关注，一个是白玉佛意象，一个是长城意象。白玉佛是村民心目中的守护神，守护着全村人的生命、健康。白玉庵的香火格外旺盛，象征和平吉祥。

宋清宇等人在探讨白玉佛的精神实质时，总结出三句话，即爱国爱家，仁义忠贞，勤劳果敢。这三句话，应当看作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相互融合的成果，与旧时佛家学说与儒家道德已迥然有别。

长城在小说中既是具象描写的实体，又是一种象征意象营造，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生生不息，恒存发展。《佛耳山歌》中，长城作为背景出现在故事中，无疑代表了作者对民族精神永存的信仰。霞光中的长城，虽残破但不失雄伟。作者深情地写道：“佛耳峪长城，除山海关，原来就属这一带规模最大、建置最全、保存最完整的长城。她山上有围城，山下有瓮城，亮马山上设有独立的大型烽火台。她还穿越了河流，有水下长城，这是山海关都逊色十分的景观……”然而长城却在先前病态风习中遭到戕贼。本该作为民族精神象征性存在的长城，反成隐忧。小说中关于古长城的修葺、长城旅游文化公司的成立，等等，都是带有象征意味的艺术描写，寓意深远。

《佛耳山歌》用淳朴的乡土叙事展示出乡村当下的复杂情态，对于乡村经验、人性刻画、乡土风情的勾画有其独到之处。小说中人物方言浓郁，民风淳朴，但乡村生活实际已然被现代文明所解构——变化中有守望，守望中生发着新的欲望。这种解构，因强调稳定和前进而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不乏文学意味和文学力量。

从《河戒》到《佛耳山歌》，梅里对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的研究和表现，已经倾注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柳青旨在描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创造自己新的历史命运的长卷史诗《创业史》，不幸半途而废，未成正果。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留下的最大遗憾。能写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车载斗量，层出不穷，但有能力描写中国农民的大跨度、大容量的整体性命运的伟大史诗者，确乎凤毛麟角。赵树理、丁玲、孙犁、周立波、莫言、贾平凹、路遥等作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取得了伟大成就。梅里或许能够尾随其后，大展宏图耶？这需要大决心，大胸怀，大气魄，大学习，大继承，大才能，大手艺！天假以年，写大块文章，乃真正人生幸事！梅里，何妨一试！《河戒》、《佛耳山歌》，牛刀小试乎！不必多说，大的奋斗、人生之搏战、严格意义的文学之进取，尚在前头！就对中国北方农村生活、农民心理、农民语言的了解与熟悉而言，梅里先天和后天的优势甚为明显。他的勤奋与谦和，又是在我所熟悉的青年作家中所难得一见的。秦皇岛的历史文化含蕴多么深厚，古长城、青龙河、佛耳山，作为生活与文学的象征意象多么雄伟、丰富而深邃！这是梅里可以攀登文学高峰的可靠的出发点。这是别人没有能力与条件可与分享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优势和优点，不用，可惜！不能集中起来办大事，更可惜！梅里，勉乎哉！

是为序。

2011年10月北京新文化街初稿

2014年8月秦皇岛卢龙改定

青龙河，古称漆水。她是从哪一天开始流淌的，这世上的人没人说得清楚，但从前她肯定比现在更盛涌，更浩渺。不知道她穿越了多少崇山峻岭，然后来到了佛耳峪这个美丽的地方。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佛耳峪这个村。她从西北淌来，顺着山势，向东流去，一头撞到佛耳山上，又一挺身向西飘去，把这里的青山沃土半包围起来，蜿蜒成一个大半岛。岛上桃花遍野，松柏参天，苍鹭翔舞，鹿走蛇欢。到了明洪武元年，突然这里来了黑压压的一群汉子，个个身如铁塔，八尺有余。他们开山劈石，烧砖造炭，从东向西筑起了长城。长城从东面佛耳山的山顶上顺势而下，越过青龙河，然后爬上了黄蜂岭。长城从河湾处飘起，踩着山头，一路向西北飞去，远远看去，仿佛就是一条在波峰浪谷上飞腾的巨龙。人们在河的西岸上又修起了瓮城，在半岛的山顶上还建起了围城，城里有守关兵士驻扎。修罢长城，官府便挑选了蒋、宋、陆、沈四名军官和一百名兵士留下驻守，后来他们便在此建村。一个道士来此云游，他站在东面的佛耳山顶上往下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此地真乃风水宝地，宛如释迦牟尼之大耳轮状，于是便将该村取名为佛耳峪。那时佛耳峪并没有佛，只是在村北的一个山坡上有座庵堂，里面住着白玉香庵主。白玉香是修长城时从江南来的寻夫女子，就跟孟姜女似的。但白玉香深明大义，特别支持丈夫修筑长城，那时她就懂得爱国爱家的道理，她来寻夫，为的是跟夫婿一起修筑长城，为国尽忠。结果，当她赶到佛耳峪时，她的夫婿已经为国捐躯。白玉香强忍悲痛，决心永不离开这里。她每天为修长城的人们担水洗衣，打柴做饭，颇能吃苦，深受修长城人的尊敬。修罢长城，她便在此出家，削发为尼，终生陪伴夫婿，陪伴长城，直至长辞人世。

明代初年，蒋、宋、陆、沈的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深明大义的女子，就在她原住址上建起了一座正式的庵堂，里面塑造了一尊白玉佛像，并将庵堂正式定名为白玉庵。

千百年来，白玉佛保佑着佛耳峪这片土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免遭瘟疫，免受战乱。佛耳峪虽属要塞，但这里却没有闹过匪患，没进过国民党兵，没跑过日本鬼子。佛耳峪人说，不管是旧社会的霍乱，还是新社会的SARS病毒、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病毒，白玉佛绝对不允许它们踏进佛耳峪半步。

第一章

早晨，在鸟雀们的热烈呼唤声中，红日从佛耳山顶上露出笑脸，并像瀑布一样，哗的一下把阳光洒在了对面的黄蜂岭上。

宋清宇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出了大门口。他没有像往常那样，骑上摩托车，风一般地驶向他的双红豆垂钓场，而是在他家门口停了一下，然后走上了东面紧邻他家房子的长城。

长城已是残垣断壁。

长城上有两棵树，一棵是山枣树，另一棵是杜梨树。他用手撼一下那棵约有手臂粗细的山枣树，树枝乱舞几下，发出一串笑声，仿佛是被人胳肢了腋下。宋清宇在那棵老杜梨树旁停下，他望着西北面的黄蜂岭，山上披满了霞光，那光亮特别鲜艳，他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特别是霞光里古老的长城，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在黄蜂岭上飞舞起来。山坡上，核桃树林里的青龙河大鱼坊并没有全部被笼罩在霞光下，阳光只是照到酒楼顶上的一米深处，酒楼的绝大部分仍未沐浴到阳光。黄蜂岭顶上的敌楼，永远是高山楼台先得日。

宋清宇心里明白，在这个季节里，太阳是从东北方向升起的，阳光一下就能亲吻到大半个黄蜂岭，就连青龙河大鱼坊也能提前得到一米阳光。如果是在冬季，太阳从东南方向升起，正对着佛耳山的最高峰，那么在这个时辰，阳光只能照到黄蜂岭最高处的十八楼。大自然真是神奇。

远处传来一阵船工号子声。宋清宇转过身来，循声望去，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看见，长城两边的古树挡住了他的视线。但是，他心里明白，那是李松山他们发竹排渡游客的欢呼声。他转身向北望去，青龙河从西北的青山里蜿蜒而来，在佛耳山脚下情意缠绵地飘过，然后告别亮马山，欢呼着，歌唱着，一路西行而去。河的西岸是一大片开阔的湿地，湿地上长满了芦苇、野草，它们随风起伏，荡漾，就像万顷波涛一样滚滚向前。河的东岸是壮美如画的佛耳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她的高峻、奇伟与雄武。面向青龙河的一整面全部是刀削斧劈的悬崖，而悬崖上又处处长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或写实，或神话，或风或雨或闪电，或人物或走兽……总之，任何想象丰富的大师都可以在这里创造出奇妙的幻想与真实。

红日站在了佛耳山的最高峰上，太阳的脸更加红润，也更加热烈。此时，整个佛耳峪村，还有青龙河，以及那大片湿地，都被太阳光笼罩在她温暖的怀抱里。佛耳峪人把佛耳山的最高峰称作耳轮峰，而把她中间的一座峭壁奇峰称作耳豆峰。近年来，耳豆峰的峭壁上住了成千上万只仙鹤。就在宋清宇把目光转向耳豆峰的一刹那，突然，仙鹤们披着金色的霞光从悬崖上俯冲下来，它们有的直接扑到水里觅食，有的却在地上奔跑起来，有的成双成对相互亲吻，有的三五成群跳起了舞蹈，有的单身汉还跳起了快乐的独舞，还有的却是仰天唱起了歌谣……青龙河上，静谧的村庄内和山谷里，到处都回荡着仙鹤们美妙的歌声，整个青龙河岸俨然就是一个天然的大舞台。

宋清宇再也听不见李松山他们的号子声，他们的声音已全部被仙鹤们的歌声所淹没。此时，宋清宇的心情非常激动，他为自己有幸出生在这样一个山村里感到骄傲、自豪，他没有理由不爱这个村子。

宋清宇把拄在杜梨树上的右手收回来，并坚定地握了握拳头，然后转过身来，他要去养鱼塘。这时，他家的大门嘎吱一声开了，从院子里走出了他的爹和娘。

宋金来和韩秀芝看见了摩托车，停下脚步，又把视线往远处瞄，他们看见了站在长城上的宋清宇。宋金来停了一下，知道宋清宇的心思还没静下来。宋金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很不放心，然后用十分坚定的口吻叮嘱道：“记住了，千万别听大板砖蒋学仁的，谁知道他在玩儿啥花花肠子。”

宋清宇说：“知道。”

宋清宇站在酸枣树下，看着宋金来和韩秀芝径直向西山坡走去。宋清宇知道，他们又到白玉庵求佛去了。

宋清宇的眼前浮现出矮壮的蒋学仁，一张大平脸，上面是一双突突滥跳的眼皮。因为脸蛋大而平且坦荡，故村里人称其为“长城大板砖”，也有叫他“瞎突突”的，但最响亮的还是前者。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蒋学仁就当上了佛耳峪村的党支部书记，一干就快三十年了。结果，去年因为郭有田、马起根这帮缺田少地的人上访，把他打下了擂台，村里的事务就由村主任贾德正一个人主持了。今年又是个选举年，党支部和村委会都要换届，因此，蒋学仁就跟中了邪似的，接二连三地找宋清宇，让他竞选村主任。宋清宇说他没想过，更不想干。于是，蒋学仁又找了宋金来和韩秀芝，还有村里宋清宇的几个亲戚，让他们一起做宋清宇的工作。昨天夜里，宋金来又把宋清宇叫到自己的房里，一本正经地说：“大板砖没安好心，咱千万不能上他的当。村里乱成这样，让咱干？郭有田、马起根他们的事活神仙也管不了。还有贾德正，他是个地痞流氓，咱跟人家不是一路人。再者，蒋学仁跟贾德正是啥关系？贾德正给蒋学仁叫舅舅，从哪儿论来的？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不知道，全村的人也不知道……”

想到这里，宋清宇情不自禁地笑了，他知道宋金来下面的话是啥意思，佛耳峪的人都知道，说贾德正的母亲葛大扁跟蒋学仁是老情人，说贾德正就是蒋学仁的种子。宋清宇不大相信这些乌七八糟的话，他认为蒋学仁还是个不错的人。那年，当他回村要挖鱼塘搞养殖、在青龙河上搞漂流时，蒋学仁当场拍板，给了他不少支持。此外，还三天两头来工地指导，协调矛盾，解决问题。宋清宇从心里把蒋学仁与现在的村主任贾德正对比了一下，如果轮到现在，宋清宇的事连一点戏都没有，有也是钱龙和贾德正他们一起搞，轮不到宋清宇。

那天午休时，蒋学仁到鱼塘边上来找他，蒋学仁仍旧骑着那辆老式鹰把脚闸自行车。目前不要说佛耳峪只有这一辆，可能在全中国这种自行车也找不出第二辆了。蒋学仁坐在了垂柳下的山石上，摘下那顶用高粱篾子编制的古旧的草帽，眼皮突突地眨了几下，脸上仍没有笑。他看了看宋清宇，然后又很深情地看看青龙河，看看眼前的青山、长城和绿柳，说：“清宇，咱佛耳峪这景致绝了。”

宋清宇说：“就是，天下第一。”

蒋学仁说：“往后啊，佛耳峪就靠你们年轻人啦。有文化，有知识，脑子活。像我这样的，跟不上溜子啦。”

宋清宇既听懂了蒋学仁的话，但又不知他下面要表达啥意思，于是回了一句：“三大，我们还不懂事，村里的大事小情还得靠你。”蒋学仁突突一阵眼皮，看了看宋清宇，许久后才说：“不管老少，佛耳峪得靠正经人。知道啥叫正经人不？地痞不行，流氓不行，吃喝嫖赌打打杀杀那一套更不行。”蒋学仁有些激动，他站了起来，“清宇，佛耳峪就得靠你这样的年轻人了。”说完，蒋学仁骑上自行车走了。

这是第一次，蒋学仁虽然说了很多话，但却含着骨头露着肉，什么也没说透。宋清宇也没想有第二次。三天后一个中午，蒋学仁又来了，还是骑着那辆自行车，戴着那顶高粱篾草帽。这一次蒋学仁开门见山，他说：“清宇，今年冬天村里又要换届选举了，党支部、村委会都要换届，你站出来，竞选村主任，三大支持你，咋样？”

宋清宇全明白了，原来前一次他是来投石问路的。宋清宇说：“没想过。”

“现在你可以想嘛。”

“根本不想。”

两个人的谈话就这样无果而终。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