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外交家陈友仁_钱玉莉著；石源华编_9787533460587

　　陈友仁是近代中国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华侨外交家，出生于美丽的特立尼达岛，以开办律师事务所起家，事业如日中天时毅然回国投身国民革命并为其倾尽家财。曾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代笔起草著名的《致苏俄遗书》；更是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主持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首创“革命外交”，以强硬的立场开创了外交上独特的“陈友仁时代”。他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令后人为之景仰。
　　《民国外交家丛书：革命外交家陈友仁》为他的评传，书中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评述中肯，文笔饱含深情。

　　一
　　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国家利益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国际声誉和历史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本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国际联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随之大增。晚清外交体制和外交官员队伍在中外冲突与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时，清朝政府尚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负责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管理边远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紧急情况，由皇帝直接派遣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外交官员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准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因8月发生热河政变，该衙门的实际地位随之增高，职能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成为中外交涉的中枢机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主持机构，被称为“洋务内阁”。该机构的设立与强化，客观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外交体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然而，该衙门的设置依照军机处，设大臣、章京两层，大臣无定额，以亲王1人领班，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简派兼任，衙门的所有官员都同时兼有其他职务，他们是临时抽调来任职的，该衙门事务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领衔上奏，实行的是常常议而不决的委员制，而非西方国家通行的首长负责制。外交官员也没有改变由政府其他部门官员兼任的总体格局。“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
　　1901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被迫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员制为首长制，朝着通行的近代外交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掌管范围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务。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逐步设置学部、练兵处、商部、税务处、电政大臣等，分管原属外务部管辖的相关事务。1906年，清政府设置外、吏、礼、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学、邮传、理藩等11个部，外务部成为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机构组成的现代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一小时。”
　　进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官体制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家群体。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学成归来，加速了该群体的迅速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历任外交部长（含兼任、代理、署理）共36人，有留学背景者32人，占89％；其中留学日本者7人，占19.4％；留学欧美者25人，占69.4％，其中留学美国者就有16人，占留学者50％。就留美学人而言，担任过民国外交总长或部长的归国学人主要来自美国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就有5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唐绍仪、顾维钧、陈锦涛、宋子文、胡适。另外，成为民国外交家的“哥大”归国学生还有朱兆莘、陈之迈等。李又宁教授在论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时指出：“留学生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经历文化的震撼和适应，能够做文化的比较和选择。当他（她）们向国人传播世界知识时，不同于外国传教士，不但语言比较方便，而且具有说服力、诱导力和亲和感。因此，留学生的一项功能，是导引国人逐渐与世界沟通。换言之，留学生是本国与世界的桥梁。”担当中国外交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职责。职业外交家群体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等，表现出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地的国家权利而奋斗拼搏。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以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机智、非凡的技巧，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在中国和国际外交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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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继续关注和从事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主持了两个重要项目。其一，从2007年开始，笔者在《世界知识》主持开辟“民国外交人专栏”，历时近七年之久，在各位朋友的支持下，共刊出外交人物传记106篇，涉及民国历任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特使、专使以及为国捐躯或作出重要外交贡献的外交人物109人，该项工作突破了对民国外交家研究集中于少数著名外交家的缺憾，基本完成了对民国外交家群体研究的系统工程。2011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友情邀请，决定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民国百位外交家传》（学术版），列为以王建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49）》子课题，单独编撰出版。其二，对于笔者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进行修订再版和扩版。2008年，团结出版社再版了其中两种《伍廷芳传》和《王正廷传》，当时签约版权为5年。2013年，经福建教育出版社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联络推动，商定增订重版、扩版这套丛书，并调整为8卷本。2014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各位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两个项目均告完成，进入结项和出版顺序。为此，笔者特写本文，既作为“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总序，亦作为《民国百位外交家传》的前言。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丛书的增订再版本：张礼恒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石建国著《外交总长陆征祥》、陈雁著《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完颜绍元著《“废约”外交家王正廷》、钱玉莉著《革命外交家陈友仁》、杨菁著《战时外交家宋子文》。另有两本新著：祝曙光著《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关培凤著《外交奇才叶公超》。无论是增订版，还是新著，作者都在史料运用方面尽了大力，尽量周密地收集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同时努力使文字生动活泼，使之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丛书对于各传记的撰写只要求体例一致，并无统一的观点要求，各传记反映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敬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并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丛书将来有机会再版和扩版时，有所借鉴和参考。
　　作为丛书主编，笔者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以及编辑工作之余，尽心尽力，精雕细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撰写和增订，使丛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也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没有他当年的艰苦努力和积极争取，就没有本丛书初版本的诞生。更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支持，使本丛书的增订和扩版，能够成为现实。
　　2014年8月30日于复旦大学

　　石源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日本立教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研究员、韩国庆南大学客座教授等。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关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高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上海太平洋区域经济研究会理事，上海论坛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特聘研究委员，韩国国家报勋处特聘研究委员、韩国大陆战略研究所特聘会员等。著有：《中华民国外交史》、《近代中国周边边外交史论》（即出）、《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中国共产党与韩国独立运动关系纪事》、《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金若山将军传》、《陈公博全传》、《汪政权十汉奸》（合著）、《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合著）、《国共合作史话》（合著）、《陈纳德与陈香梅》（合著）等，主编或合编有：《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中外关系三百题》、《中国十外交家》、《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纪念韩国临时政府成立80周年论文集》、《冷战以来的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国际关系30年》、《韩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新探》、《韩国独立运动党派与社团研究》、《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以及多卷本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韩国临时政府史料与研究丛书、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等，发表论文近百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北方十五家出版社优秀图书奖等。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中华民国史、20世纪中国外交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等。钱玉莉，1951年出生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复旦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担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毛泽东思想概论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本科生。硕士生、MBA的政治理论教学工作。曾出版专著《陈友仁传》，并参与主编书9本，发表论文30余篇。

　　《民国外交家丛书：革命外交家陈友仁》：
　　
　　陈友仁出生以后，望子成龙的双亲对长子寄予厚望，从小就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开始是在圣·弗尔南多镇的地方学校读书，由于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很快在班上脱颖而出，颇得老师喜爱。父亲去世后，陈友仁在读书之余，还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尽管如此，学习成绩仍能保持优秀，这使他的老师和母亲都认识到他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又被送到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主修法律专业。这所学院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学习氛围，都较之当地学校更好。在那里，陈友仁如鱼得水，学习的潜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很快又成了圣·玛丽学院的优秀生，并荣幸地获得了学院颁发的助学金。
　　当陈友仁以优异的成绩从圣·玛丽学院毕业后，当地一位著名的律师艾德嘉·玛雷斯·史密斯看中了他，主动提出愿意接收他当徒弟。玛雷斯·史密斯先生是个有正义感的律师，他领导了1903年西班牙港的“水骚乱”暴动。当时，那里的统治当局通过了一项征收水税的法律，许多老百姓对此十分不满，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史密斯律师挺身而出，明确提出经选举产生的议会议员们对殖民地的财政收入如何使用，应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应该反对收取这类税赋。虽然这次反抗在统治当局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史密斯先生成了群众心目中的英雄。陈友仁师从这样的老师，不但学到了业务知识，更学到了做人的原则。真可谓名师出高徒，陈友仁在玛雷斯·史密斯律师事务所工作时，在律师业务方面进展很快，并开始向当地的报社投稿，这是他日后成为新闻记者的最初实践。经过5年的实习，他于1899年获得了初级律师和公证员的资格。年方21岁的陈友仁成为特立尼达第一位华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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