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已经成为当代生产机制的一个环节，垃圾的意义也不再是简单的“废弃物”“无用物”，垃圾的大量复制、更新、生产，正在成为日益严重的现象与问题，而在垃圾包围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微妙的、难以更改的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文学艺术中的灵晕越来越受到垃圾的耗蚀。什么是垃圾，什么是艺术？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辨析的问题。
敬文东以几位诗人、艺术家为例，论及垃圾、轻蔑、叹息、知音四个当代关键词，写成了一部别具一格、别开生面而而又充满意趣的评论集，技法是纯然的大随笔，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围绕其关键词形成的特殊知识的集萃，细读则能分辨出种种精细微妙的识见。
论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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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考古学家丹尼尔·英格索尔（Daniel Ingersoll）从田野工作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证明：抛弃型社会并非20世纪的特有之物；其历史，差不多与整个现代社会的历程相终始，就眼下的情形看，还大有愈演愈烈的架势。以英格索尔之见，抛弃型社会意味着对物质的蔑视与冷漠，对精神的浪费与挥霍。仿佛现代社会非惟在物质生产方面，即便在精神领域，也有着惊人的过剩和多余；仿佛精神的贫穷、价值的真空与缺位，在现代社会仅仅是海外奇谈；好像每个人的“精”而非“神”，都“满”到了梦遗的地步，“神”而非“精”，都“富”到了令人恍惚的程度。
按其本意，或字面含义，现代社会必定醉心于产品的升级、更新与换代，提速或“甩开膀子”前冲，而不是徒劳地“喊破嗓子”，才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思想，或动作首选。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很耿直，也很率真，一语道破了掩藏其间的秘密，让人颇感痛快：“现代崇拜紧紧包围着新”，但也“使其疲于更新”。不用说，“疲于更新”加快了物品的破败与衰老，怂恿了物品被抛弃的速度与频率，致使“废弃物日夜川流不息，不断地与成千上万的支流汇合”。很快，它们就在地球表面形成了梗阻、肿瘤或疤痕，却被喜欢——至少是假装喜欢——垃圾的艺术家，视作“恶之花”。
摩登学究乐于提及的全球化，听上去是欧美化；看上去呢，还是欧美化。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最晚自启蒙运动以来，由渐进而猛进至今的西方社会，就像“所谓‘正常人’（Normal man）通常是指希腊文化以降的欧洲人”。这一结论被认为坚不可摧，几乎难以被撼动。出于对理性这新一轮上帝的迷信，西方社会更乐于强调坚硬的必然知识（knowledge of necessity），而不是颇具弹性、有时还善解人意的命运知识（knowledge of fortune）。在西方人的念想中，理性，只有理性，才是必然知识（亦即科学或经由推理而来的知识）的助产士；而“将现代世界与以前的时代区分开来的一切几乎都归功于科学”。西方人由此变成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谓的理性“偏执狂”，是大可以想见的事情。
命运知识多用于调节人际关系，多用于安身立命，弹性和善解人意大体上是必须的——虽然它在骨子里仍然是犟脾气，尤其是在它采取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时候；必然知识针对物理世界，求真意志是它最起码的特性。因此，必然知识有必要如它宣称的那样，建基于不讲情面、不收受贿赂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对进入它视野的一切事物，包括烟云、山水、始祖鸟和世道人心，进行自称一视同仁的焦点透视，而不是兼具美学与伦理学色彩的散点透视，却拥有“推理的缜密和巧妙”，就像法语里所说的“优美（élégance）”。必然知识的结论一向被视为班班可考，不因时、地之异而变更，既森严，又肃杀，就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称颂过的数学那样，“并非属于人类，且与地球和充满偶然性的宇宙没什么特别关系”，却又能有大作用于宇宙和地球，既省心省力，也有效有力。现代社会,还有作为其本质特性的抛弃型社会,大体上可以被视作必然知识战胜命运知识的“必然”结果，或“神本”败于“人本”的产物，只因为“神与人的战争总以人的胜利而结束”。全面否定古典之“静”，亦即中国古圣贤交口称道的仁者之“静”，被认作现代社会诞生于帝制中国的前提；而被现代社会（或抛弃型社会）再三称颂的王道，不过是在必然知识的支持下“动”将起来，但最好是亢奋起来，奔腾起来。这种性状的王道，与“内圣”无干，与德性无干，却与“智者动”再三称许的优雅气度恰相反对，仅仅跟围绕资本组建起来的东西有染，既不神秘，也不客气。
不用说，资本的核心，端在于它个性鲜明的逻辑。资本逻辑出于资本自身的目的与愿望，注定是个标准的势利小人。但似乎更应该赞之为务实者：它视利润之外为无物，就更不用说人情物理——此等怪物被认为有可能干扰资本的“健康”营运。经济学因此被认作毋需讲求道德的学问。资本与资本逻辑对如下信条持推崇态度，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只要有金子，甚至能为灵魂打开天堂之门。”唯有利润，尤其是在量值上得到最大化的利润，才配称资本逻辑的G点，才能让它亢奋与尖叫，继而让现代社会奔腾起来，并逻辑性地支持用过即扔的抛弃行为，这是物品方面的陈世美，而不是柳下惠。资本逻辑制造的叫床声喧嚷、嘈杂、耸人听闻，内隐于人心的燥热和心态的浮躁，外显于市场和商品的表面。商品与市场含情脉脉于咫尺之遥的金钱，无心恋战于费时、费力的前戏；它们更愿意像天生就“知行合一”的禽兽那般，扑向利润的腹心地带，倾情于没有关节与转弯处的直线。商品与市场因此既谈不上外部，也无所谓内部。它是平的，或顶多是扁平的，像一张表情平淡、无所谓被谁享用的煎饼。
与整体上主“静”的华夏文化性格大异其趣，与融“静”于慢节律的小康理想大不相同，西方文化对力的崇拜，对“竞于力”的过度嗜好，源自杳不可闻的远古时期——赤身裸体、耷拉着阳物的大卫雕像，肌肉发达、神情紧张的雕塑作品《拉奥孔》，仅仅是时间上颇为靠后的艺术证据，却并非不足为训。“不论是古代，在基督教中世纪，还是现代，清净平和这一理想从未在西方占据过主导地位。”对必然知识的热切拥戴，令西方的科技成就既炫人眼目，也骇人听闻；导源于科技成就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变革，既得益于对力的崇拜与遵从，也因其大获成功，再度强化了对力的遵从与崇拜。虽然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过于喧嚣的科技成就“已经变成了重要隐喻”，却既让必然知识更进一步，再进一步地体系化、精致化、复杂化、大体量化；也让被普遍崇拜的力，获取了更准确、更集中的聚焦方向，以及更猛烈的打击“力”度，为产品不断升级、换代提供了保障。被必然知识鼓励的飓风之“动”（而非古典中国称颂的智者之“动”），不仅是力的直接后果，还被认作农耕中国能够登堂入室于现代社会的首要条件。在20世纪的起始处，郭沫若于狂吼滥叫中，表达了对“力”和“动”井喷般的热切推崇：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
和同为“五四”一代的郭沫若相比，鲁迅的激愤之言就显得内敛多了：“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而最令鲁迅担忧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看起来，不参与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化，不迈进（或迈过）现代社会这道铁门槛，不触碰资本逻辑的私密处，将无法进驻高迈的抛弃型社会，重农轻商的华夏中国就没有出路，被开除毛泽东所谓的“球籍”似乎在所难免。鲁迅那个年代的“青年”之“行”，以鲁迅之见，正是中国能否进入现代社会，甚或抛弃型社会的关键要素。伴随着国人对古典之“静”的主动删刈，是对等值于“静”的一切人、物、事，以及情态与状态的全盘否定。这似乎是现代中国在变更自身、成就自身时必备的代价，它被有心人善解人意地唤作“凤凰涅槃”或“必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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